位于广州解放北路的象岗山上的西汉南越王墓劈山为陵，从象岗顶劈开石山20米，凿出一个平面“凸”字形的竖穴，再从前端东、西侧开横洞成耳室，南面开辟斜坡墓道。墓室以红砂岩石仿照前堂后寝的形制砌成地宫，墓顶用24块大石覆盖，再分层夯实而成。墓室仿照生前宅居筑成，墓室坐北朝南，前三后四共7室，宽 12.5米，长10.85米。墓主居后部中室，前厅后库，前部东西为耳室，后部东西为侧室。殉葬者共15人，其中姬妾4人，仆役7人。前部前室四壁和顶上均绘有朱、墨两色云缎图案；东耳室是饮宴用器，有青铜编钟、石编钟和提筒、钫、锫等酒器以及六博棋盘等；两耳室是兵器、车、马、甲胄、弓箭、五色药石和生活用品、珍宝藏所，尤其珍贵的是来自波斯的银盒、非洲大象牙、漆盒、熏炉和深蓝色玻璃片。这些文物证明南越国早期或更前年代广州已与波斯和非洲东岸有海上贸易。后部主室居中，为墓主棺库主室，墓主身穿丝缕玉衣，随身印章9枚，最大一枚为“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此外，还有螭虎钮“帝印”。龟钮“泰子”金印以及墓主“赵昧”玉印等。东侧室为姬妾藏室，殉葬姬妾4人均有夫人印1枚。西侧室为厨役之所，殉葬7人，无棺木，室后置猪、牛、羊三牲。后藏室为储藏食物库房，有近百件大型铜、铁、陶制炊具和容器。出土文物共千余件（套），金印是国内首次出土的汉代帝王金印。这些出土文物对研究秦汉时期岭南土地开发、生产、文化、贸易、建筑等状况以及南越国历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

南越王墓这座具有2100多年历史的汉代帝王墓葬，保存之完好、出土文物类别之丰富、工艺之精美以及文物的涵盖面之广，让人震惊。国家文物局2002年发布的《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共有64件（组）一级文物禁止出国（境）展出。南越王墓中出土的《角形玉杯》和《铜屏风构件5件》位列其中，成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1983年广州市南越王墓出土的《角形玉杯》，现藏南越王墓博物馆。这件角形玉杯，出土自墓主棺椁头箱。用一整块青玉雕而成，呈犀牛角造型，口椭圆，腹中空。高18.4厘米，口径5.9-6.7厘米，口缘厚0.2厘米，重372.7克。器表上面线刻一尖嘴兽，回环往复，生动逼真。相传犀牛角的酒杯可以溶解毒物，玉虽不能解毒，南越国的玉匠却借题发挥，就着石头的形状施刀，综合运用玉雕的各种工艺方法，在器身上巧妙布局各层纹饰，再经过细致的打磨，二千年后玉角杯仍放射出温和恬润的光泽。角形玉杯整体仿犀牛角的形状，中空可以乘酒。口呈椭圆形，口沿上微残，往下渐收束，近底处为卷索形，回缠于器身下部。角形玉杯上的纹饰十分精美，自口沿处起为一立姿夔龙向后展开，龙体修长，环绕杯身。夔龙的雕刻手法十分精美，由浅浮雕至高浮雕，及底成为圆雕，而且在浮雕的纹饰中，还用单线的勾连雷纹作填空补白。这件玉杯无法直立，在饮酒的时候要拿起酒杯，从杯口一饮而尽，同普通酒杯的使用方法相同，也反映了西汉时期南越国嗜好饮酒的风俗。

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铜屏风构件5件》，其中包括：朱雀屏风铜顶饰、双面兽首屏风铜顶饰、人操蛇屏风铜托座、蛇纹屏风铜托座、蟠龙屏风铜托座（一对）。

朱雀屏风铜顶饰：立于屏风两侧转角的顶上。朱雀顶上有管状的插座，是用来插雉鸡羽毛的。朱雀昂首展翅，伫立在方座之上，全高26.4cm，双翅距24.5cm。其通体鎏金，自颈以下及双翅遍刻鳞片状羽饰，方座四面饰有火焰形纹。朱雀为汉代四神之一，主南方，以朱雀作顶饰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思想观念。

双面兽首屏风铜顶饰：高16.7，宽56.3，厚4cm，两面造型一致，为双面兽形。双目圆突，高鼻，张口露齿，状若微笑。

头顶出双角，两眉和耳后鬓发飘向两边，如三束飘带相互绞缠，正中和两侧各伸出一根圆管形插座，插入雉羽为饰。下鄂两侧伸出插榫，以固插在屏风顶横枋上。整器通体鎏金，兽面顶的双角、眉毛、卷云纹均用黑漆勾勒轮廓线，管壁上刻有顺序数目。

人操蛇屏风铜托座：通高31.5、横长15.8cm。结构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为两个大小相同的扁长方套筒组成的活页，可作90度展开，为屏风右翼障的下转角构件。下半部为力士托座，取自“越人操蛇”的传说。力士身着右衽褐衣，短裤，跣足。两眼圆瞪，眼珠外突，口咬一两头蛇。双手操蛇，双足跪坐夹蛇，五条蛇相互绞缠，玲珑通透。是两千多年前越人抓蛇吃蛇形象的再现。原通体鎏金，并有黑漆绘线，现仅留斑点。

蛇纹屏风铜托座：高23.4、长46.45、宽29.4cm。是屏风正间两边的托座。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套筒，如“之”字形，用来套入屏风的柱、枋；二是支托，由三条相互绞缠的蛇组成，蛇体正中两面各伸出一个，以保持屏风的平稳。蛇是古代越人崇拜的图腾，由此可见这是一件有地方特色的器物。

蟠龙屏风铜托座（一对）：高23.4、长46.45、宽29.4cm。是屏风正间两边的托座。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套筒，如“之”字形，用来套入屏风的柱、枋；二是支托，由三条相互绞缠的蛇组成，蛇体正中两面各伸出一个，以保持屏风的平稳。蛇是古代越人崇拜的图腾，由此可见这是一件有地方特色的器物。

南越王墓的发掘是建国以来两广汉代考古的高峰，也是对这一时期两汉考古的一个总结性的里程碑。由于南越王墓的发现，过去值得推敲和怀疑的汉代岭南文化和经济的状况得到了纠正和证实。同时，南越王墓的发现也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岭南开发史、建设史、南越国史和岭南城市考古研究的新时代。

南越王墓的发现之后，中国的汉代考古学也有了一个更加标准的墓葬和器物尺度。汉代是中华文化的成熟期，“汉族”、“汉字”、“汉语”、“汉方”等说明这一时代有多么大的震撼力和底蕴，用时代“汉”来作为文化的基本载体在全世界也是唯一的。南越国的建立和发展则正是岭南社会受巨大的震动的成熟期，正是自此开始，岭南社会步入了汉代社会体制中，岭南文化也正式纳入到汉文化圈内，实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跨越式大发展。这一地区和中央保持一致，但又决不失其特点，南越王墓作为这一时期的文化的遗存者，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许多暗示——使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找到了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的线索和思路，仅就墓葬而论，汉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而南越王墓也因其山，却采用了筑石室为墓的形式，且奢靡远远过之。这说明南越国时期经济的到了长足的发展，且这种发展是持续均衡的，不比中原时时受战乱的影响，社会经济常受到冲击。

南越国是汉代大一统前提下的高度自治地区，揭开了中国政治文明史上的极为重要的一页，汉文帝与赵佗书中写道“服岭以南，王自治之”。自治一词源于此，并由此开创了中国边疆区域自治、民族自治的先河。在这一时期，岭南已经有了与中原同步的政治文化。秦始皇五路大军的南下，带到岭南的不仅仅是强大的生产力，赵佗的立国靠的也不仅仅是蛮征滥战，靠的是先进的管理体制，这包括政治机构和政治军事管理机制，以及至今仍有启迪意义的“和集百越”的民族政策。没有这些，不可能达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种先进的管理体制从秦始皇设岭南三郡，郡下设县、乡以及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开始，到赵佗立国后则学秦、汉之所长，就已经完备。南越王墓出土的“长乐宫器”、“乐府”、“居室”、“景象令印”、“泰官”等铭文正说明了他与中原的同步。二期它的如“中府啬夫”、“官”、“左官”、“右官”等南越王宫的出土物，则说明了生产管理体制、官僚体制的完备。

“留得汉家文物在，一坟抵得五车书”。原国务院总理参观南越王墓时为其题写：“岭南文化之光”，这是对南越王墓及其出土文物十分精练的概括。它说明岭南有优秀的文化传统更具有优秀的文化源头，就此而言，南越王墓的意义不容忽视，它是岭南秦汉的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