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按照1945年7月《波斯坦公告》的战争赔偿原则，盟国作为战胜国，理应获得巨额战争赔款，只是赔款数额多少、赔款如何在盟国间分配、何时付清的问题上，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战后新格局形成过程中，一系列涉及多个国家的漫长谈判、艰难博弈开始了。

（波斯坦会议）

根据当时的国民政府在《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帖》中的统计，八年抗战中中国死伤人口一千多万、公私财产直接损失313亿美元、间接损失204亿美元，但实际损失其实远远不止这些。无论是基于民族情感该是现实利益，国民政府都不可能放弃对日战争赔偿。为此，抗战还没结束，蒋介石政府在重庆已经制定了一个涉及觉索赔的《战后对日媾和条件纲要》。不过在战后索赔计划真正启动时，这个方案却被放弃了。当时蒋介石召见了时任国民政府参事室，外交组代表的黄正铬研究苏联对德国索赔的方案，数天之后草拟了一份《战后对日媾和条件纲要》，方案设想除对日本索赔觉的战争赔款之外，还应要求日本以一部分工业设备等实物也重做对华经济赔偿。中国最早提出对日索赔设想，是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但是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赞同。《战后对日媾和条件纲要》设想的对日索赔额度很高，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要削弱日本赖以发动战争的经济能力，同时增强中国工业的复兴能力。

日本投降后，战争损失调查工作由行政院下达，通过各省、市政府在全国展开，这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民众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向日本清算历史旧账的日子到了，国民政府也着手准备具体的对日索赔计划。在关于赔款的范围和方式的讨论会上，当时形成了两种代表性的意见，一种是执行《战后对日媾和条件纲要》，即要求日本以货币支付赔偿巨额军费；而另一种意见认为放弃货币赔偿，因为大量增加货币赔偿，或导致通过贬值，还是以实物赔偿好。最终蒋介石采取了按照日本的实际赔付能力，对日索取实物赔偿。最后通过了《关于索取赔偿与归还劫物之基本原则及进行办法》，该方案强调中国受害最大，故对日索取各项赔偿应有优先权，如同盟国实行总额分摊，中国应得到日本赔偿总额的一半以上，且日本重工业应以1914年为保留水平，超过这一水平的工业设施一律拆迁赔偿，其目的就是要让日本仅能维持在基本生活水平，以削弱它再次发动战争的能力。这是日本在过去发动侵略战争应付出的代价，在当时契合了《波斯坦公告》的战后赔偿要求，得到了美国的认可。

（波茨坦公告）

不久美国总统派总统特使埃德温鲍莱去日本调查实际的经济状况，以便制定切实可行的对日索赔方案。经过一个月的调查，1945年12月提交了《日本赔偿的即时实施计划的报告》，该报告认为，日本现存的生产能力，超出和平生活所需甚多，对日本国内赔偿设备必须迅速拆迁，一面搁置受损失。根据这个报告，日本所需拆除并作为赔偿的产业及军事设施价值达24.66亿日元（1939年的价格），几乎囊括了日本全部的军工和重工业家庭。当时的日本学者认为这份方位无疑是要让日本回到而来原始社会，可见当时对日的索赔还是非常狠的。当时的国民政府还提出了《中国要求日本赔偿计划》，主张日本工业应限制在从事侵略前的水平。而在这些拆迁的工业设备中，中国不应少于50%。

鲍莱的这份报告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日本政府向盟军占领当局提交了《关于日本赔偿初步研究的意见》，强调自己经济困难，争端很快提交到了美国总统杜鲁门那里。作为最后仲裁者的杜鲁门开始犹豫到底该相信哪一边，之后召开美国内阁会议，打算以鲍莱的《日本赔偿的即时实施计划的报告》作为报告蓝本，随即遭到国务院一些人的强烈反对，认为日本当时的经济水平很低了，经济重担都在占领军的身上，把日本压的泰迪以后美国反而要负担维持日本现状的责任。

除了美国内部的分歧，盟国之间的分歧也非常严重，后来在华盛顿成立了中、苏、英、美及澳大利亚、菲律宾、法国、印度等12国的远东委员会，负责统一协调对日索赔问题。其实苏联抱着把水搅浑来达到削弱美国对日本主导战争赔偿的主导权。当时国民政府要求索赔中中国应站40%，并有优先取得权，而英国要求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14%、法国要求12%、澳大利亚要求28%。由于苏联在出兵中国时将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财产以战利品名义洗劫一空运往苏联，所以苏联不允许远东委员会讨论日本国外财产。英国表示如果不能把日本的国外资产纳入讨论范围，就不接受任何方案。就这样各国之间从1946年初吵到年底也没出结果。

（败退台湾的蒋介石）

1946年国内内战全民爆发，而各国之间还在正常，蒋介石为了得到日本的赔偿支撑在国内的战争，决定先行一步，命驻美大使直接约见美国国务卿伯恩斯，提出日本的海军设备、航空工业生产设备，拟由中方现行接收。美国政府由于担心蒋在中国失利影响自己在远东利益，为了抵御苏联在亚太地区的扩张，决定帮助蒋介石。

1956年3月美国决定把日本用于战争的工业设备先行拆迁一部分给中国，但遭到远东委员会反对，只好搁浅。不过在1947年2月，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部统治中国海军总司令杜永清，请其派员去接受海军舰艇。由于对日索赔方案迟迟无法出台，美国政府决定由美、英、中、苏四家均分旧日本海军残留的百余艘小型舰艇作为日本对同盟国的象征性赔偿。6月28日，中国以抽签方式获得了34艘日本舰艇。1947年7月3日下午这些第一批赔偿舰队8艘日舰抵达了上海吴淞港，随后进入黄浦江，当时伫立守候多时的中国民众在外滩江边欢呼，声泪俱下，一吐多年来所受日军的凌辱之气。

由于内战消耗，蒋介石继续日本赔偿物资，宋子文数次找到美国驻华大使，敦促美国政府尽快实施先行去年3月制定的赔偿方案，先行拆迁日本工业设备和战略物资。美国为了抵御苏联在亚太扩张，最终美国撇开了远东委员会，单独决定，国民党现实拿到了两千多万美元，日本的工业设备也被拆迁分给了中国、菲律宾、东印度群岛、缅甸等。1947年9月，远东委员会终于制定了日本赔偿方案的时候，美国帮助国民政府取得了30%的份额，还将美国所获得的6%也给中国。国民政府随即成立了赔偿归还物资委员会，开始准备接收日本赔偿物资。首批赔偿物资在1948年1月16日日本横须贺装货完毕，共装453箱，合计1610公吨运载回国，这是日本的第一笔正式赔偿。

（旧金山会议）

1949年初春，在吴港市，中国赔偿代表团在几位专家的陪同下只会着工人们拆卸机器设备打包装箱准备运回国内，这是抗战胜利以来中国接收到的最大、最新、最完整的日本赔偿物资。但有一天突然接到了盟军最高统帅部打来的电话，要求停止《日本先期拆迁赔偿计划》，所有还未拆卸的日本物资设备一律封存。为什么日本原本支持中国的态度一下子变了呢？因为当时的美苏冷战早就爆发，而国民党在中国的节节败退，使得美国放弃了国民政府，不想让这些物资落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手中。所以美国政府开始重视日本的战略价值，想把日本当做美国在东方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1948年3月15日，美国国务院派陆军部次长德莱博重新调查经济状况，不久出台了《强斯顿报告》，认为日本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必须大量减少日本的赔偿物资总量。

1949年4月，美国终止了《先期拆迁赔偿计划》。当时的国民党已经败退到了长江南岸，所以也无暇顾及美国的这一行为。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突破国民党的长江防线，随后南京解放。此时的蒋介石在对美国来说，已然失去了利用价值，扶持日本已然刻不容缓。1949年5月28日，新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亲自指点远东委员会，真是声明美国将全面终止整个日本赔偿计方案，除了部分军需工业必须销毁外，其余全部保留，移做民用。

美国的这一做法，引起了中国国内的强烈不满，中国共产党率先发表了抗议，表示中国人民将坚持《波斯坦协议》不可动摇的原则，国民党也提出抗议。由于当时的日本虽然战败，但并没有和盟国签订合约来结束战争状态，蒋介石竭力希望抓住最后的机会。

（台北条约）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9月麦克阿瑟指挥“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正式介入朝鲜内战，日本就成了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后勤补给基地，美军继续和日本媾和参与美军的后勤保障。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当局代表中国参加多边对日媾和条约缔结，拟定了“对日媾和七原则”，希望国民党放弃对日索赔，随即遭到国民政府反对，苏联指出美国行为有违《波斯坦协议》，有扶持日本嫌疑，中国大陆也驳斥了美国的这一做法。由于遭到了美国苏联的一致反对，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为了取得其他相关国家的支持启程访问了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通过猪哥磋商，许诺经济援助等手段，获得了这些国家的认同，承诺放弃对日索赔。但这时的英国却令人意外的要求在所有的对日媾和谈判中，应该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公开向新中国示好。随着杜勒斯访问英国，双方制定了对日媾和谈判不要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蒋介石中的任何一方的决定，由日本自行决定和哪一方缔结合约。英美这一做法立即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恐慌，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自己被排除盟国对日和会之外。

由于杜勒斯的方案必须由参议院通过才能实施，而美国参议院中很多都是亲蒋派。在国民政府的努力下，杜勒斯一回到美国就遭到参议院的指责，无奈执行杜勒斯再次敲开了国民党驻美大使的大门，但双方依旧没能达成共识。7月20日杜勒斯再次造访了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提出只要蒋介石不派员参加对日和会，美国政府在日后缔约谈判中可以支持国民党当局的合理索赔要求。对于败退的蒋介石来说，对于美国承认他的合法地位是最重要的，因此最终答应了杜勒斯的提议。

在杜勒斯的操纵下。1951年9月4日晚盟国对日和会在旧金山召开，在参加的52个国家中，唯独缺少了对日牺牲最大的中国。9月8日签订了《对边对日媾和条约》，史称《旧金山和约》。由于中国没有参与和会，蒋介石只能再台湾听叶公超汇报刚收到的和约内容。当他听到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的主权，却没有明确台湾归属中国这一条时，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起身嚷着这是美国人要分裂台湾的阴谋。

（田中角荣访华）

蒋介石着急叶公超、王世杰、陈诚等商量对策，认为在《旧金山和约》生效之前，与日本缔结一份和约，声明台湾主权属于中国，就能弥补美国人在《旧金山和约》中故意遗漏的漏洞，蒋介石立即采纳了这一建议。但当蒋介石的代表找到日方时，日方表示等日本完全独立自主以后，在决定和中国的哪一方缔结合约。最终在美国的敦促下，日方答应了与台湾缔结合约，但日方表示原则上没有问题，但如果台湾方面提出战争赔偿要求，恐怕日本国会不会赞成。最终美国以不批准《旧金山和约》威胁日本与台缔结合约，1952年2月19日，日本派出前大藏相和田烈前往台湾与蒋缔约谈判。但和田烈在首轮谈判中便拒绝了台湾提出的赔偿要求，和田烈狡辩说“我方始终认为我国遗留在贵国大陆的财产，为数甚巨，当值数百亿元，以此项巨额财产充作赔偿之用，应属已足，今贵方若再要求补偿，实与贵方屡屡宣示对日宽大之旨不符。蒋介石得知后勃然大怒，指示叶公超终止与日谈判。

1952年3月20日，美国国会正式批准《旧金山和约》，并定于4月28日生效。这对蒋介石来说如晴天霹雳，失去了对日缔约赔偿的筹码，不得不放弃赔偿与日缔约，4月28日台日双方正式签署了和约《台北条约》，在《台北条约》附属议定书中正式宣布放弃日本战争赔偿。

1952年5月7日，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坚决反对《台北条约》。但令人费解的是，周恩来也没有提及战争赔款的问题。在之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也始终没有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战争赔偿的要求。其实这和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为了争取日本，目的是为了让资本主义在远东“寿终正寝”。所以争取日本是新中国成立后对日正常的基本指导方针。

1956年11月，周恩来在接见来华参加孙中山诞辰90周年活动的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松本治一郎时表示，侵华战争问题上，罪在日本军阀，而非日本人民，中国没有向日本人民要求索赔的意思。虽然新中国一直向日本示好，但一直处于美国控制下的日本却一直追随美国政府。

1972年7月6日，主张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田中角荣赢得日本自民党选举，出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想与新中国发展外交，但担心新中国对日本提出战争赔偿要求。7月25日，曾经数次来华访问的日本公明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抵达北京，她对外宣称是受田中角荣首相的委托。来探听中国政府在中日复交问题，特别是日本战争赔偿问题上的态度和条件。7月27日周恩来接见了竹入义胜，明确表示为了中日友好大局，中国可以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在之后的条约上也可以写上放弃赔偿权。当然新中国放弃对日索赔的条件，是日本必须承认新中国政权是中国唯一合法政权，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部分，废除与台湾当局的《台北条约》。

（《中日联合声明》签署）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周恩来亲口想田中角荣承诺放弃对日战争索赔。表示社会主义中国不会仅仅依靠外力，比方说日本赔款来进行经济建设，中国人们没有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法国等国家之间，因巨额的战争赔款，而产生的矛盾日益激化，最后孕育了纳粹这样的怪胎。把上一代人犯下的罪过，让无辜的后代年轻人长期承担是不适合的。1972年9月29日上午，中日双方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第七条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这标志着战后中国对日索赔之路落下帷幕，至此中日两国悬而未决27年之久的战争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宽仁大义放弃而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