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深度真相（ID:nowreally)
七年前，在越南举办的一次国际“性”研讨会上，越南某大学的一位女生跳起来“质问”我们：中国怎么会出来《上海宝贝》？中国的女人怎么了？中国人的“性”怎么了？语气中带着不解与气愤。
中国人的“性”，怎么了？这个问题一方面隐含着人们对于“性”（行为、关系、观念）的迅速变化的感知，另一方面，也表达着强烈的焦虑与恐慌。
中国人的“性”，怎么了？这是一个老问题。
80年代初的时候，婚外恋（尤其是陈世美现象）、性教育（包括对自慰的讨论）、婚前性行为、离婚等等话题就引起过社会大讨论。99年的《上海宝贝》是一枚重型炸弹，把美女作家们推向风口浪尖。接踵而来的木子美性爱日记、换妻聚会、各种嫖娼卖淫案件、少女怀孕、援交、忠贞联盟、贞操女神等等，无时无刻不在挑拨着中国人的神经。
那么，80年代以来，中国人的性，实际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潘绥铭曾经从性行为、性关系、性观念、性的公开表达、女性之性的变化以及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的显性化等方面总结过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性革命”。性革命，既不等同于性解放或者性自由，也不等同于中国社会每个方面、每个人都在朝着性开放的方向变化。它是指，在一段比较短的时间内（主要指“文革”之后）中国社会和普通大众的性发生了一种整体上的迅速变化。这场性革命根源于由婚姻、家庭、生殖、爱情、社会性别与“性”共同组成的中国人的“初级生活圈”，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所发生的变化。
这样的认识来源于性社会学的诸多调查研究。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从2000年开始，针对中国成年人（包含流动人口）的性行为、性观念、性关系开展过三次全国随机抽样调查（2000，2006，2010）。最近一次调查，除了包含18-61岁的成年人，还涵盖了14-17岁的青少年人群（包含校内外少年）。数据在方法、内容上具有可比性。
性，涵盖着很多的内容，需要被分解了来讨论。下文仅列举被社会大众津津乐道的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商业性行为以及青少年的性四个方面的调查数据，结合数据所表达的社会事实与社会层面的相关讨论，思考十余年来，中国人的“性之变”与人们对于这种变化的情绪反应及其背后的道德情感。后者在笔者看来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于性的道德恐慌。
婚外性行为与二奶恐慌
婚外性行为，威胁的是婚姻忠贞、单一配偶制，相关的报道层出不穷，争论经久不衰。
我们的调查从“事实婚姻”的角度出发将其定义为：已婚或已同居一个月以上的人，在婚姻或同居期间，除了目前的配偶之外，还有其他性伴侣。婚外性行为，在男性中的比例，2000年是13.2%，2006年是8.5%，2010年则上升为28.9%。这个比例在女性中为：2000年4.5%，2006年6.7%，2010年9.7%。
从观念上看，三次调查的结果都显示有接近一半的人认为应该区别对待婚外恋现象（不是一棍子打死），在45％左右的水平上持平。在2010年的调查问卷中，对于男人包二奶的现象，有7.6%的女人和13.0%的男人持有支持或者理解的态度，男女合计10.3%；对于女人做二奶的情况，女性持支持或者理解态度的占8.7%，男人占13.1%，男女合计11.0%。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对于“做二奶”的态度比对于“包二奶”还要宽容一些。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21世纪的中国，有3％上下的夫妻明知道对方已经有婚外性却仍然没有离婚；还有大约16％的夫妻怀疑对方可能有，也没有离婚。两者相加，到2010年的时候，中国现存的婚姻中有五分之一已经被婚外之性威胁到了。可是，这些夫妻们却仍然没有离婚！
这个数据寓意深刻。这究竟是中国夫妻对婚外性越来越不在乎了，还是由于婚姻越来越难于解除，迫使至少有一方不得不“忍为上”呢？究竟是他们学会了如何在猜疑之中相处，还是更加看重婚姻的其他非“性”的基础，还是他们仍然不肯或者还没有学会把离婚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
与此同时，对于“包二奶”的现象，社会层面的恐慌近年来有增无减。随着婚外性行为的不断被曝光，再加上围绕着《婚姻法》的热烈讨论，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这种对于“夫妻双方相互忠贞”的背叛越来越威胁到自己的婚姻与家庭。也有人把这种恐慌扩延至社会的稳定与人类的发展。这种恐慌，严格意义上其实并不是指向性本身，而是婚姻与家庭的稳定（包括财产的分割）。婚姻与家庭的稳定，又被设定为社会稳定的前提。可是，婚姻与家庭的稳定一定（或者主要）是因为婚外性行为破坏的吗？或者换句话说，婚外性行为就一定会破坏婚姻与家庭的稳定吗？婚外性行为，违背了什么？婚姻的设置，由谁来规定？婚姻，首先是为了社会的稳定还是为了个体的幸福？社会稳定是以低离婚率为必要条件的吗？
婚外性行为，可能有它的种种问题，但是其与婚姻以及家庭稳定之间的关系，进而与社会稳定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想当然地“必然”化了。在道德恐慌之中，我们对于婚姻的想象，缺乏认识层面的反思，往往过度强调作为“社会设置”的婚姻，而无视“事实婚姻”的挑战，当然也无从分析“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及婚姻(包括离婚)对于当事人乃至社会的意义。
商业性行为与“失足妇女”
商业性行为，挑战的是性的神圣与性的私密，性是否可以被视为商品进行公开自由的买卖？卖淫嫖娼与色情业，被社会视为道德风向标，或者被视为禁忌、不予讨论，或者备受谴责。
我们虽然有十多年性产业研究的经历，但是没法回答“中国小姐之多少”的问题。从我们的定量调查数据看，男人找小姐的情况在近十年里没有太大变化，可谓稳中有涨：2000年＝6.3％，2006年＝6.1％，2010年＝8.0％。
我们在调查中有两道题是检测人们对于卖淫嫖娼的态度：
“目前在中国，从事“性服务”的“小姐”，如果被警察抓住，最高罚款是5000元，同时拘留最多15天，还要通知家属。您觉得，这种处罚是太轻了，还是太重了？”
“目前在中国，如果警察抓住嫖客，最高罚款是5000元，同时拘留最多15天，还要通知家属。您觉得，这种处罚是太轻了，还是太重了？”
对于上述的两个法律规定，在2000年的时候还只有15％上下的人认为是处罚过重了，可是到了2006年和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5％上下，增加了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虽然中国人民以遵纪守法而著称，但是仍然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对于国家处罚卖淫嫖娼的法律持有不同的看法。
卖淫嫖娼，在最近的十年里，比例并没有很大的增幅（至少找小姐的比例保持平稳）。这一方面表明现行扫黄政策的失败，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如果不扫黄，嫖娼卖淫必然越来越泛滥”的假设与恐慌。“扫黄”的政策不仅无效，也不那么合乎“民意”。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性多数人群也意识到生活的艰难，当博士们都为自己的就业担忧的时候，曾经道德败坏、贪图享乐的卖淫女被改称为“失足妇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社会情感在增强。可是，虽然社会对于个人卖淫的宽容度越来越高，卖淫现象被赋予的道德色彩并没有因此而减少。“道德败坏论”（尤其是玷污妇女、毒害青少年）、“家庭破坏轮”、“文明破坏论”，乃至“导致腐败论”，这种种指责，虽然缺乏社会事实层面的论证与有力的逻辑推导，但是折射出社会对其强烈的道德恐慌。这种情绪的来源，在笔者看来，实际上是因为商业性行为极大地挑战了性的隐私性与神圣性，带来某些阶层对于性泛滥、性低俗化的道德恐慌。商业性行为，也是人们为失败的婚姻、日趋嚣张的腐败、缺乏安全感的社会、失落的文明寻找的替罪羊与出气孔。
性之变，我们为什么恐慌？
婚外性行为、商业性行为、以及婚前性行为，这几类性行为虽然都在变化，但是在中国社会的变化速度与折射出来的社会情感是不一样的。前面两类的发生比例远远低于婚前性行为，但是人们的恐慌要远远大于婚前性行为。因为婚前性行为威胁到的仅仅是性行为道德本身，这种威胁随着婚前性行为的普及而日薄西山。但是对于前两者的恐慌则更多的不是指向性行为本身，而是婚姻、家庭、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等等。
这种种联系跟20世纪初期社会对于恋爱、婚姻自由的恐慌、对于娼妓业的讨论何等相像！自由恋爱、自由婚姻曾经让社会感叹世风日下，担心因此而“乱套”，可是现在又怎么样？民国初年的妓女在民族抗争史上有着积极的地位与论述，但是随后，在同情怜悯的语境中，娼妓被描述为可能蔓延性病、败坏风气、搅乱社会秩序的无知基层女性，进而被建构为关乎国家的健康、民族进步的社会问题。这种建构我们并不陌生。“性”何以堪，有这么大的能量、该为婚姻、家庭、社会发展、人类进步这么多的问题负责？
现代社会，“性”的变化为什么总是会吸引人眼球，容易引起那么多的恐慌？且不管西方如何、历史如何，至少不能忽视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对于“性之变”及其道德恐慌的影响。
婚外性行为、商业性行为与婚姻家庭的破裂、社会的无序、文明的退步之间的“必然”联系并不单纯是思维逻辑的问题，而是因为相当一部分民众其实仅仅需要有人来为中国社会的道德滑坡负责，仅仅需要为伴随着社会疾速变化而来的焦虑与无措找一个替罪羊或者出气口，但是又绝不能指向任何本应对社会秩序负责的人。这种民众情绪也契合了相关部门运用道德优越性来巩固自身合法性的需求。因此毫不奇怪，“性”这个最能触及人们道德神经的问题，总会出现在几乎每一次社会热议的风口浪尖上。在这种种情感之下，小姐们、二奶们永远不会被承认是社会结构的受害者以及社会问题的结果，而是“必然”会被视为社会的“损害者”与社会问题的起源。
从技术层面看，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对于性的公开讨论以及性的社会情感的形成就至关重要。卖淫嫖娼，只有现在才有吗？贞操女神，只有现在才出现吗？是有关这些问题在短时间内大规模的讨论现在才出现。互联网给了大家一个空间去展现，且容易放大某个事件的社会效应，建构这类性现象的公共色彩以及对于个体的临近感、威胁感。互联网，让大家看到了“与我不同的性存在”（或称性的异端），而且，更让人慌张的是，这些人居然还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存在，最不能容忍的是，“活得还挺好”。这是对于“多元”社会的恐慌。面对变迁社会中的性之变与性的多元化，“如果不---，大家都会---”、“如果每个人都---，社会就会---”的无前提假设与无限推论把处于性等级下层的各类性存在及其“恶果”无限扩大，人们对于违背某种社会规范的性行为的恐慌也随之放大。
“在性这个问题上，往往魔鬼学的成分比较多，性学（尤其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成分比较少”。数据所表达的社会事实，不是唯一的、绝对的社会事实。但是，在对“中国人的性”捶胸顿足、唾沫横飞的时候，完全不顾社会学事实，只在“魔鬼学”（基于对个个案的无限扩大化想象与恶性推导）的基础上妄加评论，至少是欠妥当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数据本身只能表达这样的社会事实：某个时空中，中国人的“性”在不同指标上的整体变化趋势。如何解读这种变化，如何判断变化的方向与意义，如何判定某个百分比代表了“保守”还是“开放”，带来的是“欣慰”还是“恐慌”，则与意识形态以及处在某种具体社会情境中的读者（包括研究者）的价值取向有关。
“中国人的性，怎么了”？我们没有定论，有的只是更多的问题。我们也无法在旋飞的社会中为“应该怎么办”给出标准答案。但是，在性的问题上，希望多一些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讨论，少一些魔鬼学的丑化；多一些分析与反思，少一些骂街与“必然”；多一份宽容，少一份压制。
最后，本文仅仅是在社会的层面上讨论性之变与性恐慌，并没有涉及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与那些违背他人意愿、侵害他人权利的性存在。这三者不能混淆。本文也没有论及社会性别（包括男女，以及多元的社会性别）与性的阶层化问题，这两者在讨论21世纪中国人的性之变与性的道德恐慌时应该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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