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的自觉时代

1927年9月，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中指出：“孝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纂汉而即帝位，他是喜欢文章的。……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此后讲魏晋文学，皆以此为分期标准。但仔细分疏，鲁迅先生的文学的自觉时代是魏晋，非实指建安时期。其理由也是因为曹丕提出“诗赋欲丽”。

此前刘师培，在其《中国中古文学史》中专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曰：“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脱；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见杨赐《蔡邕传》），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

又：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总结此时文学最显著的变化有三种：

（一）为赋之作风改变；

（二）为五七言诗之昌盛与正式成立；

（三）为文学批评态度之鲜明。

二、赋的转变

东汉中后期，归隐、刺世的赋已出现，如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汉末的赋由大赋转为小赋，由铺张扬厉、事形为主、为文造情转为咏物寄兴，情义为主、由情生文、个性突出。赋具诗趣。如：
祢衡《鹦鹉赋》、王粲《登楼赋》。
曹丕《论文》曰：“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桔赋》，虽张、蔡不过。”曹植《洛神赋》亦为佳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