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变纪念日时指出《何聘儒:蒋军镇压台湾人民纪实》中的谬误((下)
马民康
10、“台湾南部的情况,事后根据独立团第二营副营长刘家驺告诉我”的情况严重失实。不是刘家驺所述有误,就是何聘如故意歪曲。刘家驺不是独立团第二营副营长,而是独 立团第三营副营长。时间也不是三日上午。
在许雪姬制作的口述历史《王作金先生访问纪录》里,当事人独立团第三营第七连上尉连长王作金是这样述说的:行政院二二八研究报告上提到:一○五后 方医院被包围,一位刘队长带部队去解围。实情并非如此,据刘家驺少校公开说过: 五日下午四点多钟,他带领一辆满载武装部队巡逻卡车,由凤山经楠梓方面驶来高雄巡视,并准备以一个班支援医院驻军。
同时高雄市则有一辆公路客车,驶向台南方向,经过铁路天桥后停车,下来十余名手持武士刀的暴徒,在约距离巡逻卡车一百公尺左右处,大声喝令停车,并要部队官兵放下武器。
刘部队长告以:“我们是部队,不能放下 武器给你们,请你们不要前来,则互不干涉。”暴民不听,继续步行,向卡车部队接近,约距五十公尺左右,部队向天空开机枪警告,连续两次,暴民仍挥舞武士刀继续前进,在距离二十公尺处,部队开枪,暴民当场伤亡七、八人。
11、关于彭孟缉逮捕、枪杀谈判代表。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之《二二八事件文献续录》,民国八十一年版。彭孟缉的《台湾省二二八事件回忆录》有如下描述:
三月六日上午九时,以凃光明爲首的所谓“和平代表团”,分乘两部轿车,插大白旗, 驶入我司令部。我当在会客室接待,表示十分 的礼貌。这间会客室有十六席大,中间放一张 小圆桌,四周围以单人沙发。我即独自同他们 绕桌而坐,只有副官刘安德少校一人站在我的 身旁。
凃等首先提出他们业已拟好的「和平条款」 九条要我接受。条文的内容如下:
一、寿山—即要塞司令部驻地、左营、陆桥以及市内各处军队,即须全部停战撤退。
二、病院—即第一○五后方医院,今日由本会——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高雄分会——接收,但院中病人由本会负责治疗,除军队——二十一师独立团三营七连——随身武器外,由本会负责保管。
三、五块厝仓库——台湾南部最大军械仓库——一切物品、药口品交本会接收,但军火由本会负责保管。
四、市民一切死伤,应照台北市办法,负 责赔偿。但连络员应予特优抚恤。(这一句不解,判系暴徒组织的某连络员被军队误杀。) 对开枪兵士,尤须处以极刑。
五、治安未恢复前,所有外省人不得下山, 但所需蔬菜、油、盐由本会供给。
六、高雄市以外军队,一概不准侵入市内。
七、被捕民衆,即刻交本会带回。
八、双方如有不法行爲,军民共同严办。
九、此次事件关系人员,事后不得追究。
这种彷彿出自战胜者口吻的条件,我看完了以后,就怒不可遏的光起火来:“岂有此理,这简直是造反!”冲口而出,就在这俄顷之间,凃光明已探手胁下,拔出手枪企图向我射击:副官刘少校眼明手快,自后扑向凃匪死力抱住。室外官兵听到了声音,登时一涌而入,将暴徒一一逮捕。凃是日据时期放逐厦门有名的浪人头子,据说手枪射击技术是指雀打雀、指鸡打鸡的。此番我几乎遭其毒手。这一支他企 图行刺未遂的手枪,至今还被我保存着,视为平生一个最值得纪念的纪念品。
图14:时任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
賴澤涵、許雪姬民國八十二年《关于二二八事件彭孟緝先生訪問紀錄》有如下内容:
到了六号,涂光明、范沧榕、曾丰明拿了武器、手榴弹占领市政府,威迫黄市长上山。黄市长打电话给我,他说:“我要上山来谈和平条件。”我一听觉得很好啊!如能和平解决,我求之不得。在这裹我附带说明,南部防卫司令部的命令中有一条:“所有的枪弹库如果被攻陷的话,管仓库的人要与仓库共存亡。”另外,军队有个习惯是“后令取消前令”,譬如说,从前陈长官叫我们部队不要出来,我们只听到广播没接到命令,我们也遵办了,但是后来来了新命令,便须执行后头的命令。所以他们上山后——当时我们也太疏忽并未检查,因爲他们是以和平名义上山来的—— 大家围坐讨论时,我仅带了一个副官在旁边。你们的稿子(二二八研究报告)言市长提出条件,不是的,是涂光明提出条件,他所提的条件就是要军队缴械,你们想一个军人,当时我已是中将司令,他们要我缴械,等于是要我死嘛!国防部不枪毙我才怪!我当然一口回绝,这种要求等于是造反。我不理会他们,这时涂光明就掏枪(这把手枪我也给赖先生看过,我还保留着),被我副官一把抱住,就把他弄出去了。一旁的市长讲:“他们三个都有武器!”于是我们检查其他两个人,发现曾丰明、范沧榕两人各挂了两个手榴弹。所以市长跟我讲:“这三个人你要扣留。”后来,你们晓得,我刚才说“要塞司令部是不管地方事情”,所以没有司法官的编制,但正好地方法院院长孙德耕躲在要塞,于是由他审判,呈报批准后才枪毙。三人被捕后,我要市长与议长赶快回去安抚市民,市长说:“不行!”“市政府上面有四挺机枪,是他们安置的,你一定要派兵镇压。还有车站有外省人,第一中学有外省人被包围在里头。”他说:“你不派军队下山不行!”所以军队下山不是我主动的,而是市长要求的。市长这么要求,身为防卫司令能不接受吗?所以后来白崇禧说我有功,我请问许博士、赖先生,假使我不下山平乱,枪杆被他们拿去,由他们编成军队,我们的援军十号到台湾,十二号到高雄,试想一个军的部队负责来高雄剿灭他们,高雄要死伤多少人,甚至台湾有没有今天还不晓得。白崇禧部长自己也跟我说:“你的功劳就在这里。”所以说,抓这些犯人是市长要求,下山镇压也是黄市长要求。我们下去之后,一到了市政府,被他的机关枪扫射,官兵一共死伤三十 四人,其中有两个是副连长。在这种情况下,军队不可能不还击,还击后也造成对方死伤一百多人,当年高雄市政府二二八事件报告可以证明。至于第一中学与车站,就我所知,没有死什么人,就算有,也死的很少。因为车站关的都是外省人,当我们部队前去把他们救出来就了事,当时有一位邮政局长在里头。另外,因军队发现他们把外省人绑在第一中学的仓库,这些人摇旗子、手巾、叫嚷,所以我们一个晚上没有攻击,当时负责高雄中学的是二十一师独立团何军章团,他打电话问我怎麽办? 我说:“你最好叫他们将枪丢下来,另外在后 边留路给他们走,所谓网开一面,第二天早上你再进入第一中学。”第二天军队才进去第一中学,收拾到他们所遗留的文件资料(现场展示)。
12、“三日晚上下令高雄军械库,将库存械弹尽量装备高雄伤兵,成立一个大队,担任高雄守备。”也不正确。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之《二二八事件文献续录》,民国八十一年版。彭孟缉的《台湾省二二八事件回忆录》有如下描述:二日上午,……这天最得力的一项措施,是对于陆军整编第二十一师独立团输送营武器弹药的紧急补充。这个营的驻地是在凤山。上午我派参谋长亲赴凤山会晤独立团戴副团长,戴说:“输送营原系由一个步兵营改编而成,这个部队是有战斗力的,但是改编为输送营以后,就没有充足的武器了。”于是王参谋长立即率同戴副团长,急往五块厝会见军械总库赵总库长,商请紧急补充该营武器弹药。赵说:“补给属于联勤系统,非有供应局长的命令,我无权发给武器弹药。”王参谋长当即严肃的对他说:“台湾目前的变乱情形,你当然知道,现在南北交通已被隔绝,要供应局长李进德的命令,是不可能了。你愿意这些械弹让暴徒们抢去打我们呢?还是愿意发给我们应变?”赵说:“当然愿意发给部队。只是我负不起这个责任!”王参谋长便毅然答覆说:“这个责任由高雄要塞司令担负,我会立刻有公文送达到库。”随即拿我的名义,命令军械总库发给输送营步枪五百枝,重机枪十六挺,轻机枪三十六挺,迫击砲八门,配附必要的弹药,限当日正午十二时前补充到营。
13、“三月十三日一四五师到达高雄登陆后移驻凤山时”这句也不对,前面已经贴出相关原始档案,一四五旅是三月十九日在基隆登陆的,何写的登陆时间和地点都是错的。
14、彭孟缉开枪杀人镇压群众也不是三日,而是六日。相关档案和采访都可以证实,人所共知,前面已经列出,就不再重复举证。
15、“如桃园人民在三月一日,扣押开往台北增援的蒋军一列火车,并将二十一军独立团副团长郭政扣留。”、“三日,台中人民成立中部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领导武装解决了蒋军六个宪兵队,俘获官兵三百余人,枪械百余;同日迫令蒋军第三飞机厂投降,俘获官兵五百余人。嘉义人民也于同一天武装进攻二十一军独立团第一营,营长罗迪光率部溃窜红毛碑,再窜飞机场;所属第三连连长张庆丰率全连缴械投降。”、“各部队每天都听说有“战果”报到军部,但从未看到俘获一人缴获一枪。”、“在军、宪、警严密配合下,把当时民间所有的鸟枪、大刀、叉矛等均缴到当地 驻军,转缴到台中二十一军军部,一时军械堆 积如山。我这时已调军部军务处长,负责清点 这批武器,但始终没有发现其中有一枝步枪、 一挺机枪和一门炮。”这些自相矛盾的话真是 莫名其妙,前面说俘获官兵缴械多少多少,后 面说没有一枪一炮,只有“鸟枪、大刀、叉矛”。 两岸公开的档案都有非常详细的报表,各部门都有俘获人员和枪械卤获表。 由于人员太多,不便列举,仅列出《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一)》P224 页附表第二,《陆军整编第二十一师台湾戡乱详报表》就可窥见一斑。
图15:《陆军整编第二十一师台湾戡乱详报表》
16、“同时陈仪利用地方土、劣,如黄朝琴和林献堂父子等人,出面宣传蒋政府“德旨”,什么“既什么不咎、各安生计”等陈词滥调,无非是瓦解人民的斗争意志。”何老先生的这段话,明显是对当时善后工作的刻意歪曲,同时也是对黄、林两位著名政治家的污蔑,在今天的两岸,没有一个人会认同这种污蔑。简要介绍一下这两位政治家:黄朝琴,男,中国台湾政治人物,台南人,生于1897年10月25日。1923年毕业于日本 早稻田大学经济科,在日期间曾与友人创办《台湾民报》。之后前往美国留学于伊利诺依州立大学,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翌年获得政治学硕士。1928年起到大陆入中华民国外交部侨务局服务,历任亚洲司科员、科长,驻旧金山、加尔各答总领事。1945年台湾光复后以外交部驻台特派员兼任台北市市长,1946年台湾省参议会成立,膺选为参议会议长,历任第1、2、3届临时省议会、第1、2届省议会议长,先后达17年之久。1947 年起出任台湾第一银行董事长,并先后担任台湾银行常务董事,第五届联合国大会中华民国全权代表等要职。与连震东、黄国书、林顶立等人都是台湾1950年代半山派的政治人物。1972年7月5日去世。
图16:台湾著名政治人物黄朝琴
林献堂,名大椿,号澧园,字献堂,1881年10月22日生于台湾台中雾峰区。台湾政治家、诗人,民族运动先驱,被称为“台湾议会之父”。原籍福建龙溪,出身望族雾峰林家,人称阿罩雾三少爷。父亲林文钦是清末举人,与清朝台湾抗法名将林朝栋是同辈。7岁时,于自家开设的家塾蓉镜斋接受汉学教育。14岁时,台湾依《马关条约》被割让给日本,家族在祖母罗太夫人的命令下,迁往福建泉州,不过几年后又决定返台。1899年(明治32年),专心于经营外销樟脑的父亲林文钦于香港病逝。林献堂于19岁时接掌家庭事业,之后台湾总督府为拉拢他,委任他担任雾峰参事、区长(1902年),并于1905年授予绅章,同年出任台湾制麻株式会社取缔役(相当于董事)。1902年起,曾任雾峰参事、区长,并于1905年被授绅章。1907年,于日本奈良旅行时与中国戊戌变法领袖大将梁启超会面,而受到爱尔兰争取自治的影响,因二人方言有碍交流,遂以笔交谈,留下大量珍贵史料。1910年,加入诗社“栎社”。1913年,与台湾北、中部士绅向总督府请愿,表达台湾人出钱成立台中中学的意愿。1914年3月,曾邀请板垣退助伯爵来台访问,12月成立“同化会”(1915年即遭解散)。1915年 5 月,公立台中中学(即台中一中前身)成立。1919年,与蔡惠如等人成立“启发会”,翌年改为“新民会”,林担任会长,成立于东京。1921年 1月起,开始向日本国会提出设立台湾议会的要求,此为第一次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10月,台北大稻埕成立台湾文化协会,仿效中国国民党的制度,推举他为总理;蒋渭水为专务理事;林幼春等人为常务理事。1923年,为激起台湾人的民族意识,文化协会以《台湾民报》做为宣传,林担任社长。1927年2月,成立大东信托株式会社,由林献堂等人花了2年筹设,为了打破日本人及 御用绅士控制银行、信托、保险等金融业的状 况,由林出任董事长,陈炘担任总经理。1927年1月,台湾文化协会分裂,转向由左派控制,林献堂也退出文化协会。同年7月,另组台湾民众党。1930年8月,林献堂等人组建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担任顾问,自治联盟以设立民选的地方各级议会为宗旨。1937年7月15日,在日本殖民当局的压力下,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宣告解散。1946年5月当选第1届台湾省议员。10月下旬蒋介石来台巡查时与之会面。四个月后,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加上林献堂被列入指为 “台省汉奸”的黑名单,幸得友人相助才免去牢狱之灾。1949年9月林献堂以养病为由黯然离开台湾,寓居日本,留下了“异国江山堪小住,故国花草有谁怜”伤感的诗句。1956年9月8日病逝东京,年七十六岁。代表作品《环球游记》。林献堂倡导台湾民族动,以汉人本位的思想(一生不说日语、不穿木屐,坚持汉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从事对于日本人的抗争,是位有道德勇气与使命感的民族运动先驱。
图17:台湾著名政治人物林献堂
17、“并且又成立一个党、政、军、宪、警的联合特务机构”“他们的任务就是秘密调查参加“二二八”事件的主要人物,执行逮捕、审讯、监禁、屠杀等工作。”
岳星明将军在《有关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回忆》中写到:我率旅直属部队(特务连、山炮连、工兵连、通信连、输送连等五个单位)于基隆登陆后,我偕参谋长刘世训乘汽车先赴台北请示任务。旅直属队由副旅长马国荣率领徒步向台北市行军前进。绥靖区以副旅长马国荣负责清乡工作,配合宪警分头出发开始清乡,马副旅长率参谋副官数人在警局指挥。并与宪警组织联合法庭公审,最后再由马副旅长主持联合上述各机关传集初告乡邻里长,对直属关系人员个别侦讯,对被告平时行为罪行等,然后科以罪罚。马国荣副旅长曾记得,据新竹宪兵队报告,杨寮、虎仔 山附近村落(新竹西南四公里),潜伏奸徒约二百余人,藏匿轻机枪两挺、步枪七十余枝、手枪百余枝,当即命令马副旅长指挥旅属辎重营一个连、工兵连、特务连(欠两排)、搜索排,宪兵、警察各一部,通信、卫生各一部,于当日午夜由新竹秘密出发,于次日二时前占领油车港等地,对南油车港、虎子山地区完成包围态势,并严密封锁各通敌要道,以防匪徒逃逸。
这张照片可以看出该部的军容威仪于次日五时许包围杨寮、虎仔山等地,以军宪警混合编成之搜索队,会同地方保甲,逐户搜查,迄至九时,已搜查完毕,并无匪情及武器,仅捕获有匪迹嫌疑者十二名,交由宪兵队讯办。 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四)》《陆军整编二十一师 第一四六旅绥靖计划、详报》记载:
第四册第二三三页表:附表第四:《陆军整编第一四六旅直属部队搜剿匪徒经过概况表》据新竹宪兵队报告,杨寮虎仔山附近村落(新竹西南四公里)潜伏奸徒约二百余人,藏匿轻机枪两挺、步枪七十余枝、手枪百余枝。本部当令马副旅长指挥旅属辎重营一个连、工兵连、特务连(欠两排)、搜索排、宪兵、警察各一部、通信、卫生各一部;于感(二十七)日午夜,由新竹秘匿出发,于俭(二十八)日二时前占领油车港、吉羊仑、南势、牛埔、浸水等地,对南油车港、虎子山地区完成包围态势,并严密封锁各通敌要道,以防匪徒之逃逸。于俭(二十八)日五时许紧密保围杨寮、虎子山等地,当以军宪警混合编成之搜索队,会同地方保甲逐户搜查,迄至九时已搜查完毕,并无匪情及武器,仅捕获有匪迹嫌疑者十二名, 交由宪兵队讯办。本绥靖区逮捕之人犯以马(国荣)副旅长为主审,市政府警察局、宪兵队派员会审。对逮捕及解部讯办之人犯先由谍报队作初步侦讯, 第二步由本部会同市政宪兵队、警察局等侦讯。第三步再由本部马副旅长复讯集有关证人及邻里长个别问讯,经以上三次审查后再行决 定该犯之处理办法。组织联合法庭公审,最后再由本旅马副旅长主持联合上述各机关,传集初告乡邻里长或直属关系人员对被告平时行为罪行等个别侦讯,然后科以罪罚。 新竹绥靖区所有被捕人犯的处理,都有档案记录在案,没有看到滥杀无辜的现象。
图18:整编第146旅副旅长马国荣,本文作者的祖父
18、“即时成立台湾警备司令部”,对这句话,岳星明将军在《有关台湾“二二八”事 件的回忆》中写到:何聘儒的材料最后一段所述对台湾警备司令一职曾有过派系的角逐,符合当时情况;惟所提“二二八”事件平息以后,即成立台湾警备司令部有误。实际在“二二八”事件前,早有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事件平息后,为了加强军事方面使有专人负责,将警备总司令部取消了“总”字,缩小为台湾警备司令部,并非那时才成立这一机构的。综上所述,何聘儒在他的文章里,大量引用他人所述,没有一点亲历亲为,所述时间无一正确,大量使用:“据说”“听说”“推想” “可能”等不确定词语,严重影响了文章的真实性。连他自己文章中都说:“由于我的职务的关系,没有掌握具体材料提供参考,深为遗 憾。”文章中大量明显的漏洞和错误,显然是何先生故意留下的“BUG”,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这种严重扭曲事实,漏洞和错误百出的文章,怎么能够作为事实依据呢?
四、其他佐证
十年前,我到安徽庐江拜访了刘雨卿将军的秘书、办公室主任黄存厚先生,当年他陪刘雨卿将军同机飞抵台北松山机场。1947编辑了《二二八事变始末记》,由《扫荡周报》社出版。黄存厚老先生记者出身,后给刘雨卿做秘书,解放后作为战犯关押二十多年,特赦后安排为庐江县政协副主席,我拜访他时已经九十四岁高龄。黄老于2010年2月1日去世,享年九十七岁。现在所有记述“二二八”事件的文章都以他写的为蓝本。他对我描述的情况 与何聘儒完全不同。他说:“当时,大家都带着家属和孩子,到了台湾以后,哪里像是平叛,简直就像度假!如果是去大屠杀,谁敢把老婆孩子带去,我们当时就是一次正常的调防。”确实,当时祖母和父亲三姐弟都随军去了台湾,在台湾新竹一直住到十月才回大陆,当年父亲只有十二岁,姑妈十四岁、叔叔十岁。许多军官都在台湾娶了新娘,那可不是强迫的,确实是自由恋爱,许多姑娘都喜欢二十一师的青年军官,韩营长就娶了一位台湾高山族姑娘江时,还是一位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教师,并随他回到了大陆。改革开放后,作为优秀教师代表,多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山东曹县政协副主席。
图19:黄存厚老先生
图20:黄存厚所著《二二八事变始末记》
一四五旅四三五团军需主任杨步震在他所写的《我的万里河山》一书中,对军眷去台经 过有着更详细的描述:春节之后,由于苏北情况发生急剧变化,四三五团由南通开拔到盐城伍佑一线,以切断一切物资向大中集方向的运输,此时正值严寒,苏北平原,大雪纷飞,河流冰封,道路泞泥,军行甚为迟缓,当部队刚抵盐城,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变。二十一军全部奉调赴台,四三五团连夜赴连云港乘登陆艇去基隆,军的主力则在上海航台。
因四三五团在苏州设有留守处,全团军官眷属集中在那里,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团长嘱我往苏州去安排好娘子军的工作,我遂星夜驱车回通,并向岳母说明情况征求她的意见意欲约妻健吾同行,欣然应允。翌日,即与中国、交通两行及十四兵站分部,结清往来手续,辞别亲人,同妻健吾赶往苏州。直至暮春叁月,我们去的轮船才在上海办好签证,于1947年3月底率领大批官眷带着箱笼行李浩浩荡荡离开苏州去沪,在外滩码头搭上招商局的海桂号轮航往台湾,经过36小时的航行于4月3日到达基隆。
火车站紧靠码头,我们卸好了船上的物资行李便清点人员依次进入车站,大喉咙一声喊,转瞬之间,已抵台北,列车继续南下,过北回归线,只见山川秀丽,阡陌相连,铁路双轨,疾驶如飞,公路纵横,有如蛛网,真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区。列车于中午抵达台南站,团长林云谷及其他军官都各自迎接他们的亲人,并在豪华的车站饭店为我们接风洗尘,兴尽人散各自拥夫人驾香车而归去。
我们抵台时,二二八事变早已风平浪静,一切参与事变的人已由台湾警备总部分别交由各市、县处理。此时,团长林云谷兼任台南市绥靖司令,负责案件处理释放人犯,同时整顿部队加强训练,我则往返于台南台中间办理军需供给。
原台湾退役中将海军陆战队参谋长、海军陆战学校校长贾尚谊将军,当时是一四五旅四三四团第一营营长,他在给我的信中写到:1947年3月6日,当時我正率部在苏北如皋附近剿共,突接团長电令:第一營为旅之先遣營、立即以急行军趕赴连云港,搭乘海军运输舰海运赴台,在基隆港登陸,抵达后受師部直接指揮。受命後,立即昼夜兼程於規定時間在连云港碼头到,全營官兵共約700人登舰后、立即起碇、並昼夜速航,於3月19 日清晨在基隆港碼头登陸,師部參謀徐少校已在碼头等候(時師長陸軍中將劉雨卿率其必要幕僚、及一四六旅之大部即先行搭機抵台,組成前敵指揮所坐鎮指揮),見面即交刘師長书面命令:四三四团一營賈營長尚誼率該營乘預置於火車站之列車,急駛台中火車站,向師部作戰參謀丘少 校報到。我即刻率部徒行通過市街,街上行人均佇足在路旁觀看、店舖有開有關,已絲毫看不見 曾經暴亂過的氣氛,民眾對軍隊通過表現得十 分理性。部隊到達基隆火車站,列車早已停靠月台,快速登車、直駛台中,因軍事需要皆遇站不停,其他民用列車概行避讓。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二二八事件文献续录”有对整编二十一师参谋长江崇林将军的采访记录:
问:国军二十一师在何时奉命开始开拔来台?师长如何处置?
答: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五日,师部接奉国防部长途电话指示:“师属各部应立即准备赴台”;旋又奉国民政府主席蒋公于电话中指示:“师长刘雨卿即刻来京聆训,何时到达,何时请见”。由此可以分析二二八事件业已引发台湾情势之紧张。
刘师长经稍事安排后,即搭乘快车进京,三月六日晨立即晋谒蒋公,当蒙面授机宜,旨为“宽见大处理,整饬军纪,收揽人心”,并发给手枪六百枝,当日运沪交部队承领。
师长刘雨卿中将旋于三月七日,由南京搭美龄号专机,率同政工处秘书黄存厚中校及侍 从人员飞抵台北松山机场,一行先到指挥所(新生活俱乐部,今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现址),听取李前荣主任简报,交谈后即往公署(今行政院现址)晋见陈仪长官,面呈国府主席蒋公训示。
当天,刘师长向全省同胞广播,劝导“暴民”放下武器,回归原来岗位,宣达中央宽大处理政策,若有意顽抗,将不予姑息等。翌日报纸均以头版头条刊载,并专印多张分送各县市乡镇,各地事件处理委员会闻声纷纷解散,好多盲从附和的民众亦知难而退。
问:请介绍开拔来台前,国军第二十一师概况,好吗?
答:民国二十五年冬,国军整编将次第完成,陆军二十一军改制为陆军第二十一师,辖凌谏衔、岳星明两整编旅及一独立团与直属部队,卫戍松沪及长江北岸地区,一四五旅旅长凌谏衔适驻台两军奉调中原,本师奉命接替,师部乃派李前荣少将为前进指挥所主任,率领独立团及师属工兵营赶赴台湾先行办理交接,其余部队等待新转调来接防部队办妥交接后,本师再行调台。同时,鉴于原七十、六十二两军赴台前因准备不周,导致台湾同胞对祖国的期望由沸点降至冰点,为免重蹈覆辙,师部乃编印“台湾概观”与“官兵须知”手册,发给全体官兵详读,俾对台湾有所了解;同时全师奉准统换为 日式最新装备,军容整齐气象一新。
问:请说明国军二十一师登陆在台湾北部过程,好吗?
答:本师岳星明(第一四六)整编旅之曾厚则团,原驻守上海,担任世界大商埠之警卫任务;首先,从黄埔江搭乘自由轮,于三月八日(应为九日,记忆错误)到达基隆,当此运输船靠近码头时,岸上暴徒曾用各式枪械向轮船射击,曾团长迅即部署战斗,一面还击,一面强行登陆,先行巩固桥头堡防线,全团乃得安全陆续上岸,仅团附岳战少校受轻伤,进而控制基隆市区,并向台北挺进。曾团进驻台北后,首先,加强机场、机关及交通要地的护卫,并作彻夜警戒及不断巡逻,全市遂渐趋于平静。其次,在市区及近郊进行搜缴武器并分区集中。同时,先后逮捕嫌疑犯,拘禁于一所小学(今中山北路二段与林森北路间之天府大厦旧址),计有数百名。乃成立劳动营,由台湾师管区副司令张柏亭少将兼主任,营区设于原日本旧神社(今大直忠烈祠内),以便于管理。除清查其犯行事实,并藉劳动服务修筑大直段道路交通外,发现其系盲从者,均陆续释放或交保,其有显著犯行者,才移送法办。我本人率同师司令部及直属各部队,搭乘第二梯次运轮,于三月九日(应为十日记忆错误)在基隆登陆,时港区码头已由曾团派兵戍守,市区平静,行人稀少。在开往台北路上,行人均向指挥军车弯腰行礼,表示友善与欢迎(送),行军顺利,并未遭遇战斗,直入台北市,分驻新生活俱乐部、东门国小、总统府(战时被盟机轰炸,残破部份尚未修复)、台北宾馆等地。并立即与师长会合,展开指挥参谋作业。当时,最急要的是解救嘉义机场之围,乃以运输机分三梯次,从台北松山机场空运携有重武器的战斗步兵驰往增援,包围机场的“暴民”见天兵空降,惊惶失措之余,遂自动瓦解。
问:国军二十一师,如何展开肃清作业?
答:三月十日骆周能团于基隆登陆,由于准备更充分,官兵士气高昂,军容旺盛,服装新颖 予台湾同胞耳目一新。翌日,准备向台中挺进,因火车司机被暴民恐吓,不敢出面,经保证其安全,乃得招集行车人员、调配车厢;沿纵贯线南下,行至苗栗山区,遭遇埋伏两侧之暴民开枪射击,遂停车,展开搜索及战斗,暴徒不堪一击,纷纷抱头鼠窜,我军未予追击,继续南下,当骆团向台中挺进时,所属长官岳星明旅长亦率同旅直属各部进驻新竹从事绥靖任务。斯时,台共谢雪红自知无力抵抗,为保存势力,遂集结所有武装之“二七部队”向埔里山区逃逸,我军改用汽车运输战斗步兵随后追击,沿途曾有数次接触,发生射击战,终因谢等孰一悉山区地形,化整为零,逃入深山。后来,为通缉谢等,曾广印相片数千张,分发军警及港口查缉,但仍被偷渡出境。政府乃依法没收谢在台中公园东侧开设之大华酒家,改置为中山堂,作为市民大众活动场所,并由刘雨卿将军亲题“中山堂”匾字;谢的同伙杨克煌在台中市继光街经营纸张、文具为掩护,杨随谢逃亡后,亦依法没收并拍卖其资产。师司令部及直属各部队,随之进驻台中市干城营区,建立指挥中心并布设全省通讯网,另在近郊丰原、乌日(今成功岭营区)亦驻军,以保卫指挥中心之安全。为肃清匪党残留潜伏分子,扫荡暴乱之隐匿人物,施行全市总清查。先综合各情治单位数据,列出嫌疑犯,次召集市府官员及区、里、邻长集会,说明总清查目的动向,要求提供意见共予协助,然后封锁交通全市戒严,从黄昏开始,本师派出部队配合宪兵、警察,偕同地 方人员,分区循序彻查结果,计逮捕嫌疑人犯三百余人,其中六人于清查时持械对抗,送交军法审判,核定明正典刑,由军警共押游街示 众后枪决。而在暴乱中组织群众作乱者数十人,概移送法办二目从附和者,一律交保释回。所收缴枪弹、军品堆满四大汽车,次日以后,陆续有人将军用物品送缴。复经电台广播,凡持有或藏有军用品者,可自动交与邻、里长转缴,亦可于三日内,利用夜间,放置于门外街道旁,概不追究责任,如此,连续三天后所获军品,积满一大间库房。总清查告一段落后,我亲赴雾峰拜访林献堂先生,转述陈仪长官慰问之意。同时,简报当时处理情形,并请提示方针,晤谈逾三十分钟。
问:国军二十一师在南部地区如何进行绥靖任务?
答:本师凌谏衔旅在高雄港(应为基隆港,记忆错误)登陆前,独立团团长何军章上校于三月九日(应为六日,记忆错误)向我报告,一、二千外省人和军公章教人员眷属被暴民拘禁在省立高雄中学内,分别捆绑于校舍各窗口,已两昼夜不许动弹,经运用威胁方式战斗后,暴徒们震吓溃散, 受困外省人全数被救出。本师乃进驻南部各县市,暴乱情势,急转直下,全台趋于平息。同时,全省分为北、中、南、东四个绥靖区,以岳星明旅绥靖北部,凌谏衔旅绥靖南部,原驻高雄的独立团调驻东部,师部则负责中部。据最后统计,散失的武器军品,约有十分之二尚未被收回,其中以竹山地区各仓库被劫夺军品为最。后来,刘师长率同若干官兵,分巡各县市,直接与地方人士及基层人员交谈、会商,除宣达中央宽大处理政策外,并微询对事件善后处理意见,策勉大家共同巩固地方安宁,恢复正常状态。
问:国防部长白崇禧莅台曾作何指示?
答:三月十七日国防部长白崇禧上将来台,代表国民政府蒋主席宣慰台湾军民,了解实际状况,并筹划善后事宜。到台中时,集合驻军全体军官二百余人,当众明白宣示:
1、曾参与暴乱者,不追究其动机如何,凡已解散返乡者,一律给予保护。
2、现被拘禁的嫌疑犯,凡犯行轻微,没有杀人、伤人或抢夺武器者,从速询明释放。
3、罪行显著而被逮捕的嫌疑犯,移送台湾高等法院或地方法院处理,不受军事审判。
4、共产匪党潜逃或隐匿分子,仍应继续追查究办,仓库散失的枪弹,务必清查收回。
白部长宣示完毕,以旧长官之谊,向担任临时指挥的我提示:“这是一场政治战, 若过于用武,会把人民吓怕!”遵循上项训示,劳动营即行解散,所拘禁人犯,限日由师部军法处逐一询问并即交保释放,轻微者径予开释由亲人领回,而罪行显著情节重大者,于一周内移送台湾高等法院处理。白部长返京后,中央即明令台湾设省政府,派魏道明为主席(陈仪免职调派浙江省主席)省府官员则选用多位本省籍人士担任。
图21:白崇禧来台湾视察
问:国军二十一师官兵如何与台湾同胞打成一片?
答:当时,台湾甫推行国语教学不久,一般人交谈,仍以闽南语和日语为主。幸本师于八年抗战期间,曾鏖战于闽赣地区有年,所属官兵有一部分闽南籍,这些官兵在此次事件中,便扮演军民关系桥梁。我曾选派士官李金山(诏安人)为卫士,另派唐其元中尉(泉州人,现尚在台)作为接待台湾同胞及会议时之译,同时担任军法审判传译工作。为减少军民无谓纠纷,各部队主副食品,概于先一日依种类、数量列表,送请当地农会 或农业合作社代办,按时运送各营区点收,当日付清价款。军中性问题,不可能绝对禁止,但极易于犯军纪;爰采公开招商承办,由师部军需
处组设合作社,官兵按排列时间循序前往茗茶、休息。除外,台中市中山堂每周六举办同乐晚会,一面调剂官兵身心,一方面与地方人士扩展公共关系。曾有好些官兵与台籍女友结婚,我经常被邀当证婚人,其中有位师部参谋胡开源少校与眼镜店老板女儿结婚,现尚在台湾,祖孙三代,和乐融融。又,台湾省光复节运动会及各县市举办运动会,本师全力支持,除制备大批锦旗、奖品外,并组队参与,军民可说完全打成一片。
图22:一四五师四三四团三营长韩吉奎在台湾的结婚照
问:记忆所及,国军二十一师共处决多少人犯?
答:国军二十一师在台中曾依军法审判,枪决六人,他们是持械抗拒的暴徒。高雄要塞司令部亦曾枪决三人,他们是持枪械胁迫彭司令缴械投降,这九人均是明正典刑,罪有应得。国军二十一师共辖二旅五团及直属五营,官兵计有二万多人,坊间却不着边际说从基隆杀到屏东,血流成河,杀了二万人,(每人杀一人)请问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所作的调查统计?证据何在?显系无中生有、信口开河、道听涂说、一派谎言。那时,台湾共分为八县九市,除澎湖外,如依二万人被杀的传闻来除以十六,每一县市平均要死一、二千人,请问可能吗?且说,谁能在任何一县市列出一、二千人位死亡者的姓名来?国军官兵与台胞素无恩怨,台湾同胞又具有守法精神,二十一师以严整军容开进台北市,暴徒闻风丧胆,多走为上策,本师岳旅原戍卫中国第一国际商埠——上海有年,深谙国际礼仪及人道精神,原就不可能会乱伤人,何来把尸体抛入 淡水河?试问有何人证?物证?能举出这些死者的姓名吗?另外,高雄市外省籍同胞多人被拘禁于第一中学内,全市成暴民天下,从那里去买麻 袋?有谁敢拿麻袋去卖给要塞?要塞官兵幸蒙地方开明人士陈启清大义肋米,始克渡过断炊难关,还有余力抛掷数百人到爱河或海港里吗?有何根据?欢迎公诸社会!否则,切忌以讹传讹。
问:今后,政府与民间如何来抚平这历史伤痕呢?
答:二二八事件经过四十多年,但并末随时间的消失成为“历史故事”,迄今仍然阴影幢幢。新生代的年轻人多出生于光复后,常有各种推想,人云亦云,想当然耳,遂为野心分子所乘,运用为政治斗争工具,诚是憾事。幸而事实总是事实,如何使事实大白于天下,大家应该平心静气坐下来谈,透过一切公开谈论、研究,乃至互相辩论,共识事实真相,大家才可能从历史阴影中走出来。因为人类文化的进步,原是从重重“错误历史陈迹”累累创伤中,不断地摸索、检讨而改进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大家应发挥我们中华民族“不念旧恶”的传统美德,来洗刷并愈合伤痕,不宜再重挑旧创,制造痛苦的回忆;当然,在政府施政措施方面,宜有补救、抚平之道加以配合,如此,方能使我们和平、优秀民族永垂无疆之休。
根据《国军后勤史第5册》官方资料(国防部史政局1991年6月出版):
1947年12月,整编第二十一师人数19095人,步枪5411支,轻机枪590挺,重机枪75挺,手提机枪271挺,手枪783支,中口径迫击砲46门,60迫击砲66门,战防砲8门,山砲12门,枪掷弹筒486支,信号枪27支。
1946年6月整编前,陆军第二十一军人数有三万五千人,三师九团,各师均有炮、工、辎重等特种部队各一个营。步枪10548支,国造79和日造65步枪各一半。迫击炮175门,50掷弹筒181具,日造89掷弹筒223具。
可见,何聘儒先生的文章写的多么与众不同,只能说,那是为了政治需要编造的谎言。
在台湾“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仅以此文还原历史的真相,以免扭曲的政治资 料被台独分子利用,希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 两岸人民不再隔阂分离。
本文在编撰时,得到了台湾黄埔后代联谊会会长丘智贤博士、台湾著名军旅作家张拓芜先生、贾尚谊将军(去年在美国旧金山病故)及其长子贾力耕博士、台湾真理大学观光系主任叶泉宏教授、岳星明将军之子岳世韬博士、王克俊将军长孙王修和先生、民革菏泽市委主任委员韩中光先生、国军军史专家胡博先生、四川仁寿县黄埔同学会会长吴官明副团长(2014年病故)等人的大力支持,并提供了大量资料和图片。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6年12月12日完成于江苏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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