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青岛的日德战争是一战在亚洲爆发的唯一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一直保持中立,直到美国参战后才加入协约国,以工代兵,向欧洲输送14万华工。

争取参战机会

一战爆发伊始,为寻求参与英法主导的国际社会,袁世凯政府即向英国提议,中国派兵帮助英国攻打驻青岛的德军,但是被拒。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寻求参加协约国作战这一目标,还面临着日本的阻挠。

以工代兵

“华工团”在去法国的途中

因此,时任税务督办的梁士诒提出“以工代兵”的战略构想:“中国财力兵备,不足以遣兵赴欧,如以工代兵,则中国可省海陆运输饷械之巨额费用,而参战工人,反得列国所给工资,中国政府不费分文,可获战胜后之种种权利。”

1916年10至11月索姆河会战结束时,鉴于在中国所招募的劳工还不到40名,英国政府不得不转向中国政府求援。借此,中国外交部长伍廷芳向英国提出几个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参加战后的对德和会,把招工和中国的国际地位联系在一起:“一战结束以后,战后和会如有中立国加入,中国亦得加入,无中立国加入,则另行召集关于东亚等国的大会,中国必须得加入。”

可以说,以工代兵既是中华民国政府的无奈之举,又不失为一项高明的战略设计。

14万华工“军团”

大批华工被派遣出国,远赴欧洲,并在各国开始了所需的必要劳动生产。

华工们一到欧洲,就立即被划拨到各处,他们不仅在重工企业、汽车公司、港口码头等地从事最艰苦、最繁重的劳动,而且还身处战争前线,负责挖战壕、救伤兵、送给养甚至直接参战。

危险的前线作业

由于被频繁派往危险地带,许多华工因此死于炮击。

一名军官在其日记中写道“德国人对华工营地进行了轮番轰炸,1918年5月18日的夜晚,至少五十名中国人死于这样的空袭,其他人逃出被铁丝网围住的营地才得以逃生”

另一名官员写道:“如此严重的空袭和炮击发生在一处有250名至300名中国人工作的营地附近,一颗炮弹飞来,每一个中国人都直起腰,然后不见了。”

如此危险,使得许多华工只要见到有可怕的机器轰鸣在白天出现,就会带着满脸惊恐的表情四处逃命。就算战争结束,士兵们为幸存、为胜利而欢庆时,清理战场的华工们也在继续牺牲——被之前未引爆的炮弹炸死。

持铁铲战德军

在1917年法国皮卡第地区的一场战斗中,英军士兵全部负伤,挖掘战壕的华工们冒着吸入德军施放的毒气的危险,将英军士兵背到后方,然后手持镐头和铁铲冲入阵地,与德军展开殊死搏斗。援军赶到时,大部分华工已经战死,而他们甚至连名字和编号都没有留下。

待遇奇差

1.吃饭

提供给华工的饭菜每人每顿不到半镑,而二三十岁的人每顿需要三镑,致使华工饥饿难忍,动辄与英人管理者发生冲突。有一华工因食不果腹,拿了法国人一个苹果,便被惩罚羞辱,胸前挂一牌子,站立路旁,上写“偷法国人苹果之罪状”。

2.喝水

有时每人一小囊饼干,作为两日之食用。干活时走得很远,管理者不供应水,华工渴苦之甚,一时秩序大乱。时至半夜,适逢一列火车开到,华工蜂拥而至,将车头层层包围,争接气管,滴水而饮。

3.穿衣

华工们所领取的衣服只有一套,因不能更换,虱子、跳蚤横行。为防传染疾病,内衣要用蒸馏锅蒸馏。

4.住宿

虽然有房子住,但因为工作常换地方,所以时常要搭帐篷,一旦遇到狂风暴雨,华工们便冻饿难眠。

从事着繁重的工作,却吃不饱饭;在随时被炸死的前线工作,还得拿着铁铲与敌对战。这样的特殊队伍,在战争胜利后,只有约11万人回到祖国,另有1万多人失踪或流散,死去的2万多人中,只有1874人得以埋葬在法国、比利时的69个公墓中。

华工们的极大付出,换来地却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不公平待遇。

战后,各帝国分赃

巴黎和会现场

1919年1月18日在法国巴黎召开了解决战后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中国冲破了日本的阻挠,以参战国的资格参加了和会。

不幸的是,中国自身利益在参战前就已被协约国出卖。巴黎和会上,美、英、法三国会议不顾中国代表反对,决定把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利全部让给日本。日本还得到了原德国在太平洋的岛屿,而其他几个大国得到一些战败国的领土或殖民地。

虽然,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受尽欺辱,但是不能否正一战给中国带来的利益。

天安门前的五四运动游行

政治上

1.收回德、奥在天津、汉口的租界,撤销两国领事裁判权。

2.通过华盛顿会议,中日两国先后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例》《鲁案细目协定》,中国有条件地收回青岛。

3.天津周围20里内允许中国暂时驻军,以防范德奥侨民。

经济上

1.获得协约国许诺:庚子赔款自1917年12月起暂缓五年偿还(俄国仅同意缓还1/3),免加利息;

2.德奥赔款永远撤销(占庚子赔款总数的20.91%,其中德国9000余万两,奥匈400万两);

3.改变《南京条约》“协定关税”条款规定的5%固定税率,允许中国提高5%关税;

4.从德国获得约8400万元的战争赔款。

5.战时所获的德国船只,以及被免去的庚子赔款,中国总收益达2.5亿元。

外交上

由于宣战后中国政府将德国政府与平民在中国利益加以了区分,尽管战后中国政府没有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但德国方面显然对中国怀有感谢之意,并对中国有了特别的尊重,主动按照《凡尔赛条约》执行与中国的关系,试图在新的基础之上与中国建立新型国际关系。

北洋政府所获取的这一外交成果,最终充分享受其利益是南京国民政府。建党初期的中共也享受到了实际利益,友好的德国成为了中共在西方除法国外最重要的发展基地,在德国留学和居留过的中共党员有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朱德、贺治华、孙炳文、廖焕星、章伯均、熊锐、熊雄、郑太朴、高语罕、潘惠田、房师亮、徐冰(邢萍舟)、武西(武兆镐)、谢唯进(谢用常)、刘鼎等。

就中国与德国的关系而言,中国政府当时处理得可谓是近乎完美,是近现代外交史上罕有的成功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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