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里的人生观，分布在不同“学派”里。通过不同学派的学理教化，引导普罗大众的人生观建立。

《道德经》里的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人只要基于（顺应）最客观的地、天和道，即可“无为而为”。

不得不坦言，由于这样的“道”，太过高深，曲高和寡，所以多数人难以解读和领悟，所以对人生观构建的影响力也就较为有限。

儒学里的人，即“仁”，包括修己的“推己及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以及对外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二者同位一体，影响了中国历史的精英阶层两千年。

不足是，“仁”缺乏对人内心感受的关照。因此，中国历史里的精英人士，在外在的伟大志向（政治抱负）难以实现时，往往走向了极度的悲观。

在这一点上，后来引入的佛学则有所补充，讲究：求于心，发乎行。当然，“心学”也有所论及，不过后世更倾向于把心学的“心”，变成各种外在的价值观或道德观，反倒失去了“心”本身的关照——心之自在、自由，与自得。

那么，人生的价值，应当是求于“人”本体，还是求于“心”的感受，又或者是求于某种“第三者”的信仰呢？

首先看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儒学，其关注人自身的（外在）价值兑现，却忽视对“心的感受”的关照，因此缺点也很明显：人生观被外在的价值观所引导——当这种引导被否定后，人生观就失去了导向，人生价值就丢失了一个寄托。

最直接的例子是，中国现代社会，随着儒家的“家国天下”价值观被逐渐丢弃后，导致很多人的人生价值观失去了寄托。

与之同步的是，儒家关于“修己”的部分，也受到影响，反而让位于“精致利己”的思想，最为中正的中庸思想，也演绎成了世俗意义上的“明哲保身”。

因此，现在有很多人希望复活儒家思想——然而，事实上，如果儒家思想没有进行一个彻底的“版本更新”，是很难让现在的人所接受，更别说引导人生观的建立。

理由嘛，除了儒学本身缺乏对心的关照，另一方是由于时代变化，引起的“语义与语境”的不契合。

那么，关于心的关照，自然就可以想到佛学。佛学的思想，核心就是一颗“心”——希望这个“心”，能够独立出来，脱离世俗和身体的负累，引导行为从“善心”而行。

难处在于：心的本体是人，能够超脱“人”这一本体，完全的跟随“善心”的，毕竟极少数，因此其适用性也较为有限。

佛学虽然是舶来品，但在中国的思想发展和文化渗透，经过一千多年的相互融合，反倒更是生机勃勃。

因此，对于人生观的构建，佛学的“心”虽然不能作为最主要的内容，却可以作为“人”（儒学）的一个旁证——从而让人不仅有外在的价值引导，还有内在的“心”的依据。

要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佛学，不能和佛教混为一谈——哲学应当吸收其智慧，而非其教义对行为的约束，让人沦为一种狭隘的局限。

相反的，对于人生观的引导，“信仰”则由于过于宽泛而失去切实的引导力。

所谓信仰，是人之外的“第三者真理”:可以是“明镜”，也可以是科学信仰，或是法理公正，甚至是共产的信仰。

总之，这种第三者真理，是超越“人”和“心”本身的。也因此，第三者真理往往被认为是“终极追求”，却缺乏对普通人的适用——至少有一点，人是需要相当的人生阅历和过程，才能真正领会第三者真理。

从这一点上来说，人生观对第三者真理的借鉴，或许只能作为一种最为高尚的理想追求吧。

上述的内容较为分散，总结一下我的看法：

人生观的建立，需要某种较为宏大的价值引导（如儒家提倡的家国天下的匹夫责任），从而搭建与日常的为人处事的“价值观”的良好对接；

但另一方面，有必要重视外在行为的“内心依据”，包括行为向内的“反馈”，从而强化人生观的合理性。至于“第三者真理”的信仰，无需强求，可作为一种终极的人生价值的追求。

由此看来，对于“人”的自身价值思想进行版本更新，和补充“心”的内容，或许就是影响人生观建立的当务之急。

文：何为贵 每周更新三论，欢迎留言点评。感谢关注/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