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以小说、杂文暴露中国人国民性的弱点。学术上的探讨则是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1937年出版的《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志》一书，他从“不求准确”、“耐性太好”，以及勤劳、知足常乐、有私无公、无恻隐之心、言而无信、爱脸皮、婉转、客气等15个方面大胆直陈中国人的特性。
张宏杰先生认为：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的，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如同瀑布一样，飞流直下，越来越恶化。春秋时代中国人单纯淳朴；唐代人雄健阳光，有尚武精神；进入明清之后，流氓气越来越重。而此流变与专制制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兵法讲“知已知彼”。抗日战争中我们的敌人侵华日军又是怎样分析判断中国人的国民性呢？
作为日军师团作战指挥依据的《作战要务令》中“谋报”一章，第一条即是侦知“敌国的国民性，作战区域居民的性情，及其对战争的适应性”。可见日军对敌国国民性调查的重视。那么，侵华日军是怎样分析中国人国民性的呢？当年侵华日军的兵要地志中除地形、交通、水文、气象外，大多有所谓“国民性”的调查，较有代表的是日军1937年编印的《长江下游地方兵要地志拔萃》，对江南中国汉民族所谓“民族性”有17条总结：
爱钱财和储蓄观念强，缺乏国家观念，不关心政治。
同业者合作，同乡人团结紧密，商业道德观念强。
爱面子。
极富附和与雷同性。
保守而尊大。
实用主义强，恩义感薄弱。
天命观念强。
形式主义重，巧于词令。
富于妥协性。
上层阶级人士极尽怠惰享乐之能事，而一般百姓极勤勉。
易被宣传所鼓动。
猜疑心重。
情况恶化时极脆弱。
守成观念重。
尊重祖先坟墓。
对强者屈服顺从，对弱者虚张声势。
回避责任。
多省居民特性有简要评述
日军对中国各省居民的特性也有简要评述。《广东省兵要地志概说》评述广东人“比北方的中国人勇敢富有团结力，敏慧、狡黠、顽固，性极残忍”。《湖南省兵要地志概说》评述湖南人“古来富有尚武风气，好学，士多，世利淡，慷慨进取”。
日军对广西汉族的特质评价为“一般质朴彪悍，忍耐力强，刻苦勤勉”。《福建省兵要地志》中说：“福州人优柔，厦门人敢为。”
日军调查“国民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收买汉奸铺路。
《长江下游地方兵要地志拔萃》中“对地方官民的注意事项”一节，首先是“关于绥抚利用的注意”。
避免官吏蒙卖国的污名，保护其体面。
用金钱操纵，若他们表面有清廉的君子名誉心，当用隐秘的方法收买。
应保持威严。
与中国人交涉应注意其妥协性。
要利用中国人自治精神及地方自治机关。
应给予地方官吏及自治团体相当的委任。
以渐进的方式施以恩惠。
对他们大小的要求，都应名舍而实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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