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古建研究专家李声能经过多年研究证明，沈阳（盛京）城融合了三种文化的精华，是古代都城杰出的范例。

“盛京城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王朝开创的都城，它不仅继承了满族建都筑城的文化，还吸取了汉族都城建设的思想，同时也深受藏传佛教思想的影响。”3月28日，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李声能向记者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

李声能认为，盛京城作为清初都城和入关后的陪都，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大清帝国的满族文化、汉文化、藏传佛教这三种文化的有机融合，体现了多种文化的规划思想，这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实例上是绝无仅有的。

其实这是沈阳小西门

满族文化体现——宫城合一

李声能说，盛京城是满族大规模进入汉族居住区时建造的都城，也是满族人改造汉城最早、规模最大、最彻底的一次，体现了浓郁的满族文化色彩。

后金天命十年（1625）三月四日，努尔哈赤迁都沈阳。迁都沈阳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对沈阳城进行大规模改、扩建的过程中，继承了满族一些传统的规划建设思想。

其中，努尔哈赤将其宫室建于明代沈阳中卫城北门（镇边门）内，大衙门建于明代沈阳中卫城十字大街中心的东南角上，这两组建筑分设城中两处，毫无紫禁城的概念。尤其是努尔哈赤建造的大政殿和十王亭这一组建筑，它们作为八旗共同议政之所，当时都没有围墙，只是一组开放式建筑，犹如一个城市的大广场。这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宫殿空间形态布局。

为什么会这样呢？李声能认为，按照汉族的建城规制，都城内宫、城界线分明，呈现“城中之城“的格局。而满族建都城与汉族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都城之中不再另建紫禁城，皇宫与城市融为一体。这在满族早期都城的空间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们都没有明显的宫、城之分，体现了宫、城合一的结构形式。因为满族早期都城内部的居住者都是单一的满族，他们之间不需要过多防范，这也是满族早期都城“外城门闭、而内城不闭”的原因，因此，在功能上也没有将宫城筑成“城中之城”的要求。

上世纪初沈阳的高大城墙

汉文化的体现——内方外圆

李声能介绍说，盛京城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全面继承传统的都城，同时也是最能体现汉文化王城规划思想的都城，也最符合王城规划实例，这在中国都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原王朝的皇宫，都是按照“前朝后寝”的规制进行建造的，在努尔哈赤早期建造的都城中，虽然也体现了一些“前朝后寝”的规划思想，但总体上看，他并不强调把皇帝生活居住用的“宫”与其办公朝政用的“殿”建于一处，更不必把它们围合在一个院落之中。

到了皇太极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在营建自己的宫殿时，充分汲取汉族皇宫建设的思想。按照汉族的营城规制，在大政殿之西建造皇宫，将皇帝朝政的金銮宝殿和居住的寝宫紧密相连，形成一个整体，呈“前朝后寝”的空间布局形式，以轴线建筑艺术，重点突出中心朝寝的重要地位，烘托帝王威仪，突出天子的至尊地位。

沈阳城内四平街（今中街）鼓楼

皇太极时期建造的大内宫阙与努尔哈赤时期建造的大政殿共同组成盛京城的宫殿区，它们与南侧的外朝区，共同构成了盛京城的政治活动区，并成为盛京城规划结构的主体。这时，盛京城其他区域，则按各自功能，环布在这个主体的周围，组成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改建的盛京城为砖城，平面呈正方形，周九里三百三十二步。康熙十九年（1680年），又在盛京城外“奉旨筑关墙”，关墙用土夯筑，近似圆形，“高七尺五寸，周围三十二里四十八步”。内城为方形砖城，外城为圆形土城，砖城与外城形成“内方外圆”之势，古人以地为方，天为圆，所以盛京城又有“内方外圆，天地定位”的说法。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思想在盛京城规划中得以应用。

沈阳大东门

藏传佛教文化的体现

盛京城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和康熙三个时期的大规模建造，不仅承袭了很多满族、汉族营城建都的规划思想，而且也受到了西藏佛教文化的影响。李声能说，尤其是盛京城四面的四个塔寺，完全采用了西藏佛教样式。

皇太极时期，随着西藏佛教的传入和蒙古诸部的并入，最终形成满蒙信仰文化的统一，西藏佛教文化就体现在清朝国家意识形态和皇家精神生活上，并最终成为大清帝国的国家文化。 清初盛京城的构造是方城，八门之外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又各有样式统一的藏式喇嘛塔和住有喇嘛的皇家寺院，对这种空间布局，历来有喇嘛风水说的分析。

沈阳大北门

据用汉、满、蒙、西域四体文字镌刻的《敕建护国法轮寺碑记》载：盛京护国四塔寺“大清崇德八年癸未仲春起工，至顺治二年乙酉仲夏告竣。”即1643年二月起工，1645年八月竣工。

碑上的藏文记载，建造四塔寺的目的，是“为征服为害的魔鬼，给一切有情带来利益，特别命令工程部大臣们，在盛京的四面建立佛寺四座，佛塔四座，法主喇嘛悉不遮和毕力兔朗苏设计。”

这是历史上的沈阳西塔。其实沈阳东、西、南、北四塔的外观是一样的。

李声能说，与建造盛京护国四塔寺有关的重大事件还有两个，一是清太宗的病患，二是西藏喇嘛使者的在朝。据《清太宗实录》和《沈阳状启》记载：清太宗皇太极从崇德五年二月“微恙”时起就已开始发病，到七月时已“病体难支”，不得不离开盛京去鞍山温泉调养，时间长达一月之久。崇德六年八月皇太极闻讯明总兵洪承畴率兵六万驻防松山，便带病亲率大军赴援辽西，由于日夜兼程“急行，鼻衄不止”。九月得知关雎宫宸妃疾重，又星夜急驰回京。宸妃病亡后，皇太极“长在哀伤之中”。到了崇德七年以后，皇太极的病势日趋加重，盛京喇嘛多次为他做法事，以“逐鬼禳灾”。崇德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皇太极身体有所好转，兴致所至，出外打猎，然而回来后却再次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三天后“帝避痘西门外别馆”，并在此下旨敕建盛京城四周的喇嘛寺和喇嘛塔，其中位于盛京城西的敕建护国延寿寺即是清太宗为自身所作的一种佛事，以求“虔祝圣寿。”

沈阳小东门外菜行

由此可见，开工建造盛京护国四塔寺，其直接目的是为了祈祷消灾延寿。

皇太极敕建的盛京护国四塔寺，分别建在盛京城外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连同各自的塔，可形成一个圆环，将皇城乃至皇宫环绕在其中心，以保护盛京“国无祲灾”、“五福斯来。”这从其碑文所示的“护国保民”的旨意上也可以看出。

总之，盛京城的四座喇嘛塔寺，将方形的盛京城包围在中间，不仅使盛京“皇城一统大，佛塔四门全”，而且形成一个神圣的立体空间，形成一个“境界”，其中心就是盛京城。

本文作者陈凤军是沈阳日报资深文化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