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潮:七星岩的最后一个幸存者

【黄海潮】1920年农历九月十二生于广西桂林全州县。1938年参加广西学生军,后在第46军175师野战补充团3营7连做政治指导员;1940年考入黄埔军校独山分校18期步科,后又被选到贵阳龙里辎重学校辎重兵科学习;毕业后在第74军57师辎重营当排长,参加常德保卫战,后在第31军131师391团参加桂林保卫战,是七星岩八百壮士中最后的幸存者。抗战胜利后先后任第31军军部副官,第46军第19师辎重营第2连上尉连长。解放后回乡。

采访时间:2013年5月29日

采访地点:全州县全州镇大新村委车田屯

1938年11月,日军打到武汉,我正在全州大西江读高小,听说广西在招学生军,就报名参军了。一个团有1000多人,最初我们都驻扎在桂林市七星岩那边,5000多人把七星岩那边都住满了。后来分成了3个团,一个团在平乐,一个团在桂平,一个团在南宁。我在第3团。

学生军开始主要是做些抗战宣传工作,后来我们三个团都参加抗日战争。我们在钦州、小董、宜山、合浦那一带宣传抗战,和老百姓一起挖断公路阻止鬼子入侵。主要是做抗日宣传工作,教他们抗日的道理。还教那些士兵、老百姓、学生唱抗战歌曲,如《八百壮士》啊,《万里长城》啊,《游击战》啊,《黄河颂》啊,歌曲多得很呢!

不久我加入第46军175师野战补充团3营7连做政治指导员,那时候我才18岁。1939年参加了昆仑关战役。1940年,我被半送半考到贵州黄埔军校独山第4分校18期步科。我们学生军每个团都选了人去,一起去了600人。黄埔军校毕业后,又被选到贵阳龙里辎重学校学习汽车、马车、人力车这些东西,等于又转到了辎重兵科学习。

1943年10月从黄埔军校毕业后,我当年10月10日双十节在桂林结婚,登了报就算结婚了。几天以后,就离开了老婆去队伍报到。是我父亲帮订的婚,我军校还没毕业就订好,所以一回来马上就结婚了。

我从全州坐火车到长沙,又从长沙搭船过洞庭湖到桃园,然后到第74军第57师师部报到。师长是广东台山人余程万,当时第74军有51、57、58三个师,我在辎重营当排长。后来奉命驻守在湖南常德。蒋介石命令我们死守常德。毕业的时候原本听说要把我们分到下面各个团里的,因为战事吃紧,还没来得及分到团里,11月底就直接参战了。

1943年11月,日本人分三路猖狂进攻常德城,当时驻守在常德的第74军第57师在余程万师长率领下先疏散百姓,后死守常德城,这一战被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常德会战中,第74军第57师官兵在无险可凭的情况下坚守常德城16天,与围城的三万日本鬼子死战,顽强抗击了日军陆、空、坦的协同攻击,同时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敌人在常德城郊丢下了上万具尸体,大伤元气。

常德保卫战中,我们部队也被打散了。和我一起分到那里的三个人,一个湖南的,一个广西的,他们两个都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还活着。这是后来大家通信的时候才晓得的。

常德失守以后,我回广西匆匆忙忙见了老婆一面,就投奔驻扎在南宁的第31军第131师391团蒋晃那里。因为我是学辎重的,就被安排去了输送连任后勤排少尉排长,团长蒋晃是全州龙水人,我们有点亲戚关系,他妹妹嫁给我一个堂哥。

我到了391团没多久,战事吃紧,上面就把蒋晃调走了。我们输送连原先的连长姓唐,全州人,蒋晃走的时候他也跟着走了,不晓得去哪个县当县长去了。又来了个姓李的连长,名字我都不晓得,只晓得他是广西容县人,有50多岁的样子,他只干了十来天就又打仗了。领导都不认得,你说那仗怎么打?

日本鬼打完衡阳,企图一路经过桂林、南宁直接进到越南,想打通撤退的交通线。

1944年6月、7月的时候,桂林城防吃紧,我们部队奉命马上调到桂林,先是驻防榕湖路榕湖小学一带,两个月以后转到桂林七星岩一带。在那一带用2个月构筑工事。11月初,根据上级的通报,日本鬼兵力大约是五六个师团八九万人,分由灵川、高尚田、海洋坪三路向桂林进逼。

衡阳失陷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就命令第93军在黄沙河构筑防御工事,阻止鬼子南进,掩护桂林市疏散及做作战准备。9月鬼子进到黄沙河,第93军军长陈牧农放弃黄沙河退守兴安大溶江,导致桂林呈现紧张状态。陈牧农就下达紧急疏散命令,各机关团体纷纷抢占交通工具。老百姓没有运输工具,就乱哄哄地向南逃难。因为北面门户大开,桂林一时形势更加危急,陈牧农因为放弃黄沙河防守而被处决。

其实陈牧农蛮冤枉的。说什么桂林城防还没准备好,他不该放弃黄沙河。他哪里守得住?那么多鬼子打过来了,你怎么顶得住?这个事情蛮冤枉的!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负责组织桂林保卫战,由第31军131师、第46军170师为主,防守桂林。从10月底开始,与日本鬼子激战了10多天。我们391团扼守漓江东岸地区,打死打伤好多日本人。

根据桂林守备部署,我们391团守备中正桥以北沿河至北门一线。那段时间猛下大雨,盟军空军受阻帮不了忙,城防司令韦云淞等人又临阵脱逃。鬼子的增援部队分路合击,穿山、猫儿山、屏风山、普陀山、月牙山等阵地一个个失陷。漓江大桥也被炸断了,东西岸的交通全部断绝。被困在城里的守军想跑也跑不出了。

11月8日,桂林沦陷,城里已经失守,两个参谋长已经被打死了。桂林现在有个三将军墓,其中有两个就是那时死的。

当时我们守在江东七星岩这边。

在寡不敌众又没有人支援的情况下,391团指挥所、1营指挥所、1连、李连长的303机枪连、输送连、特务排、防毒排、山炮排、野战3医院各单位一部分和卫生队的人,官兵伤员一起估计有几百人,被迫撤进普陀山七星岩内,继续抵抗。七星岩里人员拥挤,也很混乱。指挥所虽然在,但是毫无作用,于是打算搬到后岩口去。等到了10号,子丑时分,团长亲自带领特务排十多个人,从后岩口突围。

我们团长覃泽文在那天晚上天快亮的时候,就带着随身幕僚跑路了。我以为慢点走不要紧的,当时出去的人像买菜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走,如果当时我加入队伍的话,早就可以出洞了。

后岩口那里堆了很多的麻包,有两三米高。那些麻包是用土充起的,洞里潮湿加上踩的人多,很滑。好不容易轮到我爬的时候,刚好第4连的人从七星岩顶上面下来,他们要进洞,外面的人开始往洞里钻,这个时候我哪还爬得出?

等第4连的人全部进来,天已经亮了,只好又待在洞里等。等到11号天黑以后,我在洞里从前跑到后,又从后跑到前,来回几趟总找不到机会逃。那时候我年轻,比较机灵,不然我就没得能力出来了。

白天不能出去,有鬼子把守,我就爬到前岩高处往下看,看到三个日本人穿着便衣在外面看情况。我怕他们发现,就拿树叶子挡在前面。

鬼子向我们躲着的方向望了几分钟,花桥方向“嘘嘘嘘”吹了三声长哨子,那三个日本人就跑到花桥那边去了。他们一走,我赶快跑到后岩,想爬出洞突围。

我有个同乡也在那,就喊他:“老弟嘢快走了啊!”

他是在部队当文书的,我们到了桂林了他还跑出去当兵,当兵最多才3个月就被困了。我喊他走,他像失了魂一样,“嗯嗯”的答了我几声,然后讲:“我跟连副走!我跟连副走!”

逃命要紧,我就没再理他了,自己跑到后面,跟着第4连的人往洞外爬。因为第4连是早上最后从洞外进来的,所以他们的人一直站在洞口,天刚黑的时候他们就最先走。他们走完了就轮到我爬。我自己爬,爬上去又掉下来,爬上去又掉下来。

轰隆!轰隆!轰隆!

这个时候,猛然间听见身后的洞里传来三声闷响,那里面的人在“嗡嗡嗡”的不知道搞什么名堂。我就赶忙喊“老温啊,帮我摏屁股啊!摏屁股啊!”

那个姓温的人才好呢,他是广西人,是个排副,长得蛮高蛮大的。他用力在我屁股上推了一把,我就掉出了洞外,掉下以后就没有力气了。

老温还没来得及出来,就给毒死了,毒气一响就四周散开,那洞里面没有多宽的。好险火!我也只差一两秒钟就没得命了!

留在里面的人一个都没有了。具体死了多少人?现在桂林的那个标牌(纪念碑)上写着八百壮士,实际上没有那么多人的。桂林电视台和桂林市政府每年都来找我好几回,找我了解情况。只有我才晓得,死了哪些人,是哪部分的,连长是哪个。

那里面死的,可能是三百人左右吧。一个是303机枪连,连长叫李四和(音),一个是我所在的输送连担架排的士兵,团部的炊事兵、号兵,三百人左右。

我从洞口跌下来的时候,把腰骨头跌伤了。一瘸一拐地绕过铁丝网以后,转进右边那条街,在街口看见有六七个人正围着烤火,他们看见我就冲我喊:“老乡啊,不要跑啊,是自家人啊。”一听那北方口音,我就晓得那哪是什么老乡啊,明明是汉奸,跟过来打捞的。我哪里理你这么多,赶快跳进旁边的水塘,塘边尽是烂泥巴,滑溜溜的。我在岸边摸索了好久,终于摸到一棵树,这才爬了上去。

上岸后就赶忙往河边跑,结果遇到我那个团里的军械师,姓王的上士和一个小鬼,他们各人拿了一杆枪。也不知他们是什么时候从洞里出来的。我喊那个年轻的小鬼把枪给了我,他就只拿了把刺刀。我们摸黑在一块红薯地挖了几个红薯吃,继续往前走。

后来,天快亮了,就和他们三个人一起躲到一个坟墓边。我们睡在那里,白天不敢走,晚上又找不到路,晚上就在那挖点红薯吃。就这样看着太阳出来,又看着太阳落,在那呆了三四天才往前走。后来在象鼻山下面又碰到一班国军的人。领头班长带着一挺机枪,他认得我,我不认得他,他喊我排长。

在有一棵苦楝树的地方,那个班长带着手下十几人准备下河游过小东江。对面的狗听见动静,狂叫起来,班长以为日本人住在那里,就有些慌了,他带着人转向漓江心走。只听见那边“嗡嗡嗡”几声响,前面的人一个一个就沉下去了。我们三个跟在背后,也已经下到水里了,眼睁睁看见他们被大水冲走,也没有办法救啊,因为水太深太急。

我们三个人见情况不妙,赶紧摸索着爬上岸来,走到汉民中学(一中旧址)那边,连夜往外跑,路上遇到一个老太婆,在她家讨了点饭吃,按她的指引沿江下到草坪。在草坪住了一晚,乡长蛮好,听我讲是桂林来的,就煮起饭菜给我们吃,然后喊我们在那歇脚,他告诉我们在离兴坪没有多远的地方有部队在。

第二天早晨,乡长喊了一个老百姓带我们到阳朔兴坪。391团长覃泽文、团副都在,团部的人在阳朔设了个收容点。后来,我们一直走到贵州独山,又返回广西东兰县整编。零零星星的人员到达。

后来,我奉命调到贺维珍军长的第31军军部做了副官。

贺维珍是江西人,他调走的时候,经过三江,我们在那住了二十天左右。听隔壁村的老乡讲,我的家里人当时都躲在资源县。我就赶快报告军长,请假去资源探亲。

我在资源住了二十天左右,日本人投降了。

唐兴成:密支那的往事

【唐兴成】1924年6月26日生于广西全州县庙头镇宜湘河村。1943年入伍,同年随远征军入缅甸,编入新1军30师88团2营5连3排参加对日作战;1948年秋在锦州被八路军俘虏,后加入解放军38军113师337团炮兵连,参加了华北战役、攻打塘沽、解放天津等战役;1950年入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转业到地方。

采访时间:2013年1月3日采访地点:全州县庙头镇唐兴成家

我当兵是被抓壮丁抓去的,那时候我刚好17岁,挨抓的人都被锁着胳膊,一个跟一个,带到关人的地方先关起来。

民国三十二年(1943)十月,我被带到平乐师管区。我们全州县庙头的一开始有12个人,经过体检以后,算我一起只剩下3个。体检合格的人,被带到兴安待了20多天,然后坐火车到贵州独山,改坐汽车到贵州马昌坪,走路到了贵阳。300多个人在贵阳被关了3个月。

到贵阳以后也要体检,一共检查了三次,挑中了100多人,第三次是美国人检查的。身体合格后,在胳膊上盖个红印,盖了以后就去到昆明,走路去的,那时候没有车,都是走路的。

到达昆明三天以后上运输机去印度,一架飞机坐20多个人。

在飞机上每人有一件灰色的军棉衣,过驼峰航线的时候,很冷啊,我们挤在一起才稍微暖和点。一下飞机,我也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心里想反正也回不去了,日本鬼子又侵略我们的国家,就只有拿起武器了。我们在那边什么都有,有皮鞋、袜子、大衣,吃的丰富了,面啊,罐头啊,面粉啊,牛肉啊,我们自己做馒头吃。

我们被安排住在大兵营里面,住得很好,有三床毛毯,垫一床盖两床过了两个月,教官来了,就开始上课。我们有实战训练,机枪、步枪都训练过,我打靶的成绩还可以,我是上等兵,成绩是最好的。

后来,汽车把我们接到兰姆加尔训练基地。教官和我们说,在我们之前来的,有个200师,从凉山打到缅甸,打得很残酷,死了多少人也不知道。

住了一个多月以后,我被分到新一军30师88团2营5连3排当列兵,排长姓刘,和我一起的有孙五一、唐小智、杨毅(音)。我还记得我们的军长是孙立人,还记得史迪威,其他的人就不记得叫什么了。

上面给我们发了卡其布衣服、胶鞋,当时配备的是英国军服。

两三个月后我做了炮兵射手。我们一个班,包括班长在内有13个人,配备两门炮。我们的班长邓兴华是四川人。从那时候开始,我们正式接受严格的训练,主要是学军事知识,由美国教官上军事课,其中有一个吉姆教练,教我们怎么打机枪、打炮。

美国人负责联络和训练,弹药、粮食都是美国人空运过来的,那时公路、铁路都不行,只能靠飞机输送物资。

民国三十三年(1944)七月,我们到达密支那前线。

第88团负责攻打密支那火车站,战斗很激烈,打了一天一夜还没有攻下来。时间过去了两天,那天黄昏,天快黑下来的时候,下起雨来了,鬼子调来一个排的援军。我方机枪手先发现了他们,打死他们20多人,其余的人都逃跑了。我们的人就冲过去,捡回来一批三八式步枪。

打火车站那次,我们排里损失了好多人,后来就把我们这个班换上去了。我们刚上去,日本鬼子就来了三四十个人。我们3挺轻机枪、2挺重机枪同时开火,没多久就把他们打下去了,没有拼刺刀、扔手榴弹。打死了多少个鬼子也不记得了。你看着那鬼子一倒下就被拖走了,只看见倒下,也不晓得死没死。

日本鬼子蛮厉害的。

密支那原始森林里的树木又高又密,日本鬼子就拿着重机枪躲在树上,我们不知道啊,他们看得见我们,我们看不见他们,吃亏大了!鬼子就经常这样子偷袭我们,我有很多战友不是受伤就是死了。

后来,部队一碰到有树的地方,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用飞机轰炸一轮。

以前英国人是看不起我们中国人的,觉得我们打仗肯定不行。不过,有一次英国人被日本鬼子围困,还是我们去救他们的,之后他们就相信我们了。

有天晚上打仗,天黑麻麻的,我突然觉得腿上有点疼,一摸有血,这才发现自己受伤了。我忍着痛走了一段路,就有担架来了。我因为有伤,是坐飞机去印度治伤的。小飞机,一架飞机只能装5个伤员。到了印度,医生一检查,说是膝盖被打穿了,需要做手术把子弹取出来了。手术做好,就把腿包了几层,换了几次药。当时医院里有3万多的伤兵。

那时在医院都是美国医生和护士,伙食也很好,早上是吃面包和牛奶。

休养了三个月,伤口好了以后,我又回到密支那前线,只待了三五天吧,就又开战了。盟军的炮火猛烈攻击,打了一个多星期,鬼子开始撤退。密支那后面有一条大江,水很急很宽,淹死很多人。

我们一直追、一直打,打到了八莫、腊戌,日本人见了我们就跑,不敢跟我们打。那时候我们每天走几十里路,行军到腊戌。记得我们一直在爬山,说是要准备进新加坡。结果是英国海军先进入了新加坡。

在密支那的时候,和美军一起在一个寺庙里住了二十多天,当时是用飞机送东西给我们吃。我的很多战友,有的负伤,有的死了,有的后来就没有音讯了。

民国三十四年(1945)三月,我们从腊戌回到云南昆明。

到了七月份,接到命令说要准备攻打广州湾。我们部队从昆明步行到了广西百色。

休整了三天,晚上8点多的时候传来消息,日本人投降了。

三天以后,我们步行到了平乐县。

随后新一军又奉命开赴广州市增城接受日军21军投降。受降的时候,给日军每人留一条枪,5发子弹,然后送他们去东莞。我们团走在前面,到樟木头的时候,后面的日本人被老百姓打死了两个。那天六七点以后到达深圳。英军就在河对岸。

日军缴械以后,从东莞上船回日本。

刘丰庭:我差点要了李宗仁的命

【刘丰庭】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市资源县资源镇马家村。1944年春入国民革命军资源补充团,后调第7军173师518团,同年9月调第五战区李宗仁司令部特务团(警卫团),1949年回乡务农。2012年12月27日离世,享年91岁。  采访时间:2012年11月17日采访地点:资源县资源镇马家村

民国三十三年(1944)正月初四,我和家里的人正准备去隔壁村的亲戚家拜年,村里来了几个人,说是政府抓丁,按照政府“三丁抽一”的征兵政策,从年龄上讲我是家里最适合去当兵的人选。但我从小就没有离开过家,所以很不情愿去。他们不由分说地把我五花大绑起来,然后把我和其他人一起带到资源县城。

初五那天,我们被送进了补充团。初八,被用汽车拉到临近的兴安县。听补充团里的老兵讲,我们这批新兵是要直接送到抗日前线去打仗的,好多人都怕得要命。

我们在兴安集结、训练了三个月以后,就坐火车到湖南长沙住了一个星期,然后坐船过洞庭湖,两天以后到了湖北省镇西,以后开始赤脚步行,那时候连草鞋都没得穿。

7月中旬的时候到了河南铜城,我们被安排进了第7军173师518团。在那里住了几晚,就又辗转到了河南双城。

记得有一个资源老乡蛮喜欢唱山歌的,开始一直在唱,后来一上火车就吓哭了,搞得好多人都跟着哭,没几天,他就死了,不知道怎么死的。

当年9月,我们来到了湖北老河口。

还没来得及适应那里的气候,我们就被分配到各部了,我和几个互不相识的桂林老乡一起,进了负责保护李宗仁的警卫团,我分在三营八连。记得团长是梁干明,连长是黄炳清,后来换成谢志善。那时候我23岁。

老河口,位于鄂豫川陕四省边界,公路四通八达,依山临江,进可攻,退可守,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39年9月,李宗仁把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设在这里。

侵华日军为了打开中原门户,企图以重兵快速攻占老河口撕开一道缺口,于是频繁向第五战区进攻。李宗仁率第五战区的官兵在老河口奋勇抗敌。听我们班长讲,日本人想攻下老河口以便进攻重庆。日军先后派了11个师团20多万兵力来攻打第五战区。

前方战事吃紧,日军的轰炸机每到天黑就发疯似地漫天投弹。

每到这个时候部队就拉响警报,官兵们都一溜烟涌到防空洞里躲起来。但是因为经常有日本派来的特务刺探情报,所以,洞外总留下一个卫兵看守。

这天,又轮到我站岗值守。

天空黑压压的一片,两旁边只看得见大约20米内的景物。因为风大,我在院子里来回巡逻了几圈后,就躲在那棵歪脖子枣树下盯着远处。

30多米远的地方,一个黑影向着我站的方向慢慢移动。走得几步,突然停了下来,抬头东张西望一阵以后,又往回走去。

我死死地盯着前方,手里的步枪这时已悄悄瞄准黑影。我没有着急开枪,想看看对方到底想干什么。

“口令?”当黑影来回绕到第三圈的时候,我大声盘问,慌乱中同时扣动了扳机。枪是朝上开的,因为部队有规定,遇见这类情况必须先鸣枪警告。如果对方再不回答口令,我第二枪就要朝他瞄准射击了。

“呯!”的一声脆响之后,对方不紧不慢地应道:“长官。”

听说是长官,我就大着胆子往前小跑几步,定睛一看,模糊中果然见那人着一身长袍,足蹬马靴,极有派头,心想应该真是来查岗的长官,便没有再多加盘问,对方便很快就离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军营里就像炸开了锅,大伙都在议论着昨天晚上有卫兵向李长官开枪的事。听到这个消息,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差点晕倒在地上。天啊!昨天晚上那一枪,差点让我闯下大祸。我开枪打的那位长官不是别人,正是驻守老河口的第五战区最高司令长官李宗仁!

一吃完早餐,我就接到了要开大会的紧急通知。

闯祸了!闯大祸了!朝长官开枪,这是几大的罪过哦。我感觉口干舌燥,像似大病一场,吃什么都觉无味。那个早上,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被人群推搡到了会场。

“昨天晚上,有个卫兵冲我开了一枪!”会议开始以后,李宗仁直奔主题。站在队伍后面的我估摸着自己死期已到,腿脚发软,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出一声,更莫讲像别人那样踮起脚尖看看司令长官的样子了。

李宗仁讲到这里的时候停了下来,双眼环顾四周,等全场的官兵不讲话后,接着讲道:“这一枪开得好啊。说明我的卫兵警惕性很高嘛,有这样的卫兵,我就放心了。”

听到这里,我一颗吊在嗓子眼的心才落了地。长官原来不仅没有责罚,还在大会上表扬我了哩。

通过这件事,部队的官兵觉得李宗仁是个爱兵的好官,都更加拥戴他。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二月,李宗仁离开老河口前往汉中当汉中行营主任。长官部的车队先行一步离去,我们的部队,以每天120里的速度急行军赶往汉中。

有一天,部队驻扎在一间破庙里。

天快黑的时候,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屋外灰蒙蒙的一片。我手握步枪,拖着疲惫的双腿在庙门口警戒。就在准备回屋交班的几分钟前,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事还是来了——— 两架日军轰炸机从远处呼啸着飞过来。我赶快冲着破庙里的人们大声喊话:“日本飞机来了,快躲啊!”

我连滚带爬地跑到旁边的柳树下抱头蹲下。刹那间,日军从空中丢下的炸弹已经在我身边炸开,巨响几乎将我的耳朵震聋。我就着炸弹爆炸发出的光亮,看见四周弹片、泥土横飞,头顶的老柳树枝桠不知道被炸成了几十截,横七竖八的一股脑砸下来,打得我浑身发痛。

几秒钟以后,日军的轰炸机走了。

我下意识地在自己身上摸了一遍,幸运的是什么零件也不缺,只是受了伤,全身痛得厉害。我歇了一会,赶忙跑回院子去,还好,院子里面的人基本没有大碍。

后来才晓得,是有汉奸指示日本人轰炸,他们以为李宗仁在这里。我们副团长带人去抓,汉奸是两个女学生,审问过后送去总部枪毙了。后来又抓了好多汉奸,都毙了。

抗日战争的仗打得最激烈的日子里,这样的历险,隔三差五就会有一两次,我们早已经慢慢地习惯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要不死,就一定要战斗到底,直到把那些日本野仔赶走。“日本野仔”,我习惯这么喊那些毫无人性的侵略者来表达对日本兵的憎恶。只有把他们打跑,才可以回到日思夜想的资源老家。

我们到汉中以后没几天,李长官就又回老河口去了。听说我们走了以后一个月左右,日本军队就占领了那边,川军在那边和日军对战。接替李宗仁任第五战区长官司令的刘峙指挥川军和日军作战。

历史也不总是惊人的相似

参与历史的人很多已死去

有的正在老去

正在失去记忆

也许我们能做的

唯有和时间赛跑

真实记录下他们即将走完的旅途

以告慰这些曾经鲜活的生命

(老兵是一个鲜活的名词,他们的存在向我们传递着那些快被遗忘的历史,可是他们却终将凋零,只是希望他们在最后的时间里,有更好的生活。众筹网曾上线很多帮助老兵的众筹项目,每一次,都有很多的人在关注,一次一次让我知道,原来生活真的很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