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拜礼，是中国古代最为常见的礼仪之一，最初并不带有尊卑贵贱的等级色彩。在床还没有产生之前，人们都是席地而坐，“两膝著地，以尻著踵而安者为坐”，当需要向对方表示敬意时，则将腰杆挺直，臀部离开脚跟，实际为一种跪姿，而以手触地，则为拜姿，以头触地，则为叩首。（这种坐姿，在日本仍有保留）后来，桌、椅、床等成为日用品，中国人不再席地而坐，站立着进行作揖成为常用礼节，而跪拜礼就逐渐被赋予了浓重的等级色彩。清人入关之后，跪拜礼的繁琐程度达到顶点，分一跪三叩首、二跪六叩首、三跪九叩首。

那么，这一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礼仪，是如何在近代走向衰落的呢？

最早对这一礼节发起冲击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来华的外国使节。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后，外国人经常派遣公使来华，希望打开中国大门，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然而，但外国公使觐见中国皇帝时，总是被要求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因为，当时的中国自视为“天朝上国”，天下唯我独尊，其余的国家和民族都是未开化的蛮夷。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多次要求觐见皇帝，但仍被清廷拒绝，原因就在于外国公使坚决不行跪拜礼，而清廷则坚持认为跪拜礼“事关国体”。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外国公使觐见同治皇帝行鞠躬礼，但由三鞠躬增加到五鞠躬（也是醉了），日本则坚持行三揖之礼。就为这一礼仪问题，双方交涉长达三、四个月之久，最终的结果，实际上已经动摇了中国跪拜礼的权威和根基。

清廷之所以妥协，除了实力不足以外，还因之前已有两次破例行为。1866年3月，清廷向国外派出了以斌椿为首的第一个考察团，他们在谒见西方元首时并未采取跪拜礼，而基本遵守西式礼节。同行的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说：“其君臣相见，无山呼跪拜礼，只垂手免冠而已。”这是中国人对西式官场礼节的较早记录。两年后，清廷正式派出了第一个使团——蒲安臣使团，随行的官员志刚、孙家谷等均采用西方通行的握手或鞠躬礼，即使在蒲安臣去世后依然如此。孙家谷曾这样写道：“秋后渡西洋，抵英吉利岛国，见其女君，礼节不过进退三鞠躬而已。彼此立谈，无跪拜之文。”

随着中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程度的加深，介绍西方礼仪制度的书籍开始大量出现，而清廷出使西方各国人员也越来越多，中国人对西方礼仪的认识更加广泛而深刻。尤其是，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很多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传统礼仪与民族奋起自救的关系，以审慎的态度对中西各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比较。进步的中国人认为，传统的跪拜礼俗，只能培养人们的愚忠愚孝思想，泯灭国民的独立人格意识，因而发出了废除以跪拜礼为主要标志的繁琐礼制的呼声。

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揭露、抨击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繁琐拜跪之仪”，束缚、钳制臣民百姓思想，“以挫其气节”的卑劣目的与险恶用心。梁启超在1897年任教时务学堂之时，即曾将废除跪拜与变法图强、维新救国联系起来。“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拜跪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尽管他们的呼声非常微弱，也没有对决策者产生实质影响，但却开了思想启蒙的先河，继之而起的革命派在宣传革命的同时，也对跪拜礼等旧礼俗予以猛烈攻击。

正所谓：“叩头也，请安也，长跪也，匍匐也，唱诺也，恳恩也，极人世可怜之状，不可告人之事，而吾各阶级社会中，居然行之大廷，视同典礼。大臣之入朝，缙绅之上公堂，红员新进之夤缘于府第，此天下所仰望而不可得者，而举所谓叩头、请安、长跪、匍匐、唱诺、恳恩之各种金科玉律，以为之倡。”长此以往，人们毫无国民、公民、民主意识，必将酿成“奴隶之风俗”。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身体力行，在革命队伍内部以同志、先生相称呼，以握手、鞠躬代替跪拜与长揖之礼。

1910年10月，资政院内一些较为激进的民选议员，终于公开而大胆地提出了“请废跪拜礼节”的建议案。1912年2月12日，清隆裕太后带同宣统皇帝在清宫养心殿举行了清王朝、同时也是中国数千年来封建专制制度的最后一次朝见仪式。袁世凯内阁的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等人，第一次摒弃跪拜礼，以三鞠躬礼朝见了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示以森严等级观念、贬抑人格尊严的跪拜礼至此已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寿终正寝。

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教育部通知已宣布独立的各省军政府，可照旧致祭文庙，“惟除去拜跪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其后，又明令废除社会交往中的叩拜、相揖、请安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8月17日，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礼制》规定：男子平常相见，施脱帽礼；公务活动中施脱帽一鞠躬礼；庆典、祀典、婚礼、聘问等隆重场合，施脱帽三鞠躬礼。女子礼与男子礼相类，惟不脱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最终以法律形式废除了在中国实行了数千年之久的跪拜礼。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06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就在辖内地区试行三揖之礼，规定下级进见上级无需跪拜，并很快蔓延到江苏、江西、湖北等省份。其时，正值君主立宪思潮涌起，充分说明部分官员经过对比中西礼仪后，尝试摒弃传统礼仪，折射出心态的微妙变化。

当然，跪拜礼的废除过程，始终伴随着反对派的攻击。梁启超提出废除跪拜礼时，湖南士绅就曾批评说：“竟欲易中国拜跪之礼，西人鞠躬，居然请天子降尊，悖妄已极。”后来，康有为也曾批评南京临时政府废除跪拜礼的行为，认为：“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而且，礼俗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最后堡垒，不仅行动迟缓，而且表现出极大的地区差异性。时至今日，跪拜礼也并没有绝迹，甚至有复苏的势头。

祥说：个体的跪拜行为甚至在民间礼俗层面都无可非议，但要警惕的其背后等级观念的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