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本楚人，来源公众号：范罗山（已获授权，网易首发）

最近人民的名义实在太火，楚人也不免流俗说一下这个话题。当然，大家都喜欢达康书记、亮平局长，抑或同伟厅长。
　　楚人就喜欢育良书记，这个角色塑造的非常好。育良书记微微一笑，侃侃而谈，一看就是学者型官员、专家型教授、温雅型长者，识大体、顾大局、有远见、有卓识、讲政治、讲原则、懂学术、明法律、论道义、通人情……

　　反正就是楚人能想到的词语都给用上了，总而言之就是集儒家知识分子所有优点于一体。当然，楚人今天要说的恰恰是儒家知识分子最大的劣根性：伪善！
　　言归正传，育良书记最终是没守住自己的底线，沦陷了，到底是什么攻破其底线了。表象上看来，是美女。但前面一定要在前面加一个定语：即懂《万历十五年》的美女。
　　剧情说，赵公子送金钱、字画甚至美女给时任吕州市委书记的高育良，被拒之门外。但赵公子就是赵公子，人家可是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身的，把一个美女硬是捯饬成懂《万历十五年》的邻家小妹，于是这一老一小研究起了明史，红袖添香，琴瑟和谐，终成知音。典型的一副中国风和谐画面呀！

　　说到这里，要插一句话，育良书记最器重的秘书也是有求知欲的，这位院长似乎更喜欢外语，估计也是与时俱进！
　　为什么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楚人读大学的时候，也翻过这本书，至今还记得教授楚人新闻道德与法律课程的老师推荐过这本书。那位要问，你一个学新闻的为啥要看这类书？王老师说过：这本书截取历史上的一个横截面，人物刻画的非常饱满，历史事件关联逻辑非常严谨，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以表象见内涵，以人物带事件，都是值得新闻写作揣摩与参考。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是由外籍人写的中国史，就客观公正、学术水平、写作手法比中国的所谓的历史学家水平要高得多。

　　楚人在这里不装逼，《万历十五年》到底写的是什么东东，楚人也不清楚，尽管翻过，但楚人的理解力和领悟力太弱，没有参悟透。反正仅记住了张居正这个人物，大致知晓了明帝国的财税、党争、内斗、反腐。用楚人历史老师说过的一句话：一部中国古代史的斗争主线无非围绕“君权与相权之争、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之争”。
　　《万历十五年》可能就是论述的这两个斗争关系。

　　要不怎么说楚人的领悟能力差呢，人家一个没读过几天书的美女经过短时间突击培训，都能参透《万历十五年》，楚人到现在还不知所以然。

　　普通的一个年份，放大到历史的长河中，你会发现：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很多偶然的事件，确实是必然。明帝国最旗帜鲜明地反腐、最忌讳党争、最崇尚集权、制定出最严厉的制度体系，也拿出最有效的改革措施，但最终没能跳出周期律，迅速走向崩溃，万历十五年或许恰处于明帝国走向崩溃的阈值年。
　　以剧中的时间节点（定格时间为2014年），育良书记快60岁了，30年前从大学系主任从政，前任zhengfawei书记对其有知遇之恩，2008年与高小凤在香港登记结婚，大致可以推算出育良书记1994年前后从政，省字头命名的大学系主任应该属于正处级，交流到地方或许要降半格，应该是从副处级领导（享受正处级待遇）干起，3年一提拔的话，应该是1997年升任县处级（实职）。
　　剧中还说达康书记20多年前当县长（应该是2004年之前），而育良书记一直是达康书记的领导（书记、市长；副书记、常委），应该推断育良书记在2004年之前肯定当了县区委书记以上级别，再根据2008年已经是吕州市委书记（达康刚升任市长）。育良书记晋升路线合理的逻辑应该是1994年从大学系主任交流省委政法委某处副处长（或者地方当县区委副书记）——1997年处长（或者县区长）——2000年外调政法系统副厅级（或者县区委书记）——2003年副市级——2006年转任地方任市长——2008年吕州市委书记，随后晋升省委常委，再后兼任zhengfawei书记，最后定格在省委副书记、zhengfawei书记。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虽然成书很早，但内地第一版到1997年才出版。楚人上大学（2001至2005年）时《万历十五年》很火。大致可以推断出，育良书记应该在正处级至正市级这个时间点上仔细研读过这本书。

　　从正处到正市级尽管只有两级，但比登天还难，一个省也就10多个地市，但是有100多个区县，更有数千个省直和市直处级单位。当然，育良书记有人脉（前任zhengfawei书记）、有学识（法学系教授）、有人品、有追求（知识分子情结），才得以万里挑一。
　　学而优则仕，这一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孜孜追求，正落在育良书记身上。张居正这位权倾天下的首辅大臣不可避免地成为育良书记的坐标。面对着改革的利益纠葛，张居正纵横捭阖，左右腾挪。身为帝师，敢直陈帝之过失；身居首辅，主动修复阉党的关系；虽为文臣，发掘培植戚继光这样的武将；面对财政困境，研究探索新财税体制……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张居正已经做到了极致。这些，都值得育良书记憧憬、展望、谋虑。

　　大明帝国中后期拥有我国古代最丰富的物资基础，也构建出集权制下最优的官僚机制，但矛盾激化程度却前所未有，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而育良书记长期浸染zheng fa系统，又主政过地方，亦深知各种利益交织，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实难平衡，因此要构建自己的权力体系，结帮拉派若隐若现；而明知赵公子胡作非为，但仍依附权力，与官二代若即若离；拥有优质的贤内助，却耐不住才貌双诱，欲想齐人之福，不正当男女关系若有若无；本着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和以达康书记为代表的改革派实干家保持着界线，同僚关系若是若非。以一言而概之：没有定力，实用主义！
　　大明帝国对于文人是重视的，文人掌握朝政，连领兵打仗的都是进士出身；但同时又是轻蔑的，朝堂之上，打大臣的屁股，也褪去了文人最后的遮羞布。育良书记深谙明史，应该深知其意。
　　楚人比较欣赏爱默生的一句话：如果不让心灵成为自己的先知，不让它经过一个孤独的检验的自我恢复的过程，便让它接受别的心灵找到的真理，那么，无论那真理多么光辉，它也会造成致命的伤害。
　　“官当多大才算大呀！”育良书记不止一次地这样感慨。在楚人这样的农民看来，教书育人，桃李满园，就是最大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