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光绪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894年。农历九月二十四日，北京前门外李铁拐斜街（今铁树斜街）的一座老宅的西厢房中，一个男孩呱呱坠地。他就是梅兰芳。

秋阳温暖而平静，但这却并不是一个平静的秋天。慈禧皇太后正忙活着自己的60岁大寿。庆典已经筹备了近半年，形象工程也准备就绪，花了240万两白银，从西直门到颐和园沿途的店铺装修一新。西四路口的两座转角楼业已竣工，把后面的破烂民居挡得严严实实。老佛爷放下话来：“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为准备来年的会试，各省举子纷纷赴京，租下房子，埋头苦读，象今天的考研族一样。21岁的梁启超也在其中，那时，他正和妻子在粉坊琉璃街的新会会馆用功。一个月前，大清帝国的舰队在黄海遭遇日舰，铩羽而归，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作为替罪羊在旅顺被斩首示众，李鸿章被褫去三眼花翎和黄马褂，正在家闭门思过。

这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秋天，祥和与衰败并存，生存和毁灭同在。古老的帝国已是满脸皱纹，新生的生命正发出嘹亮的声音。

历史的场景总是相似的，但每个人的生活却千差万别。梅兰芳的祖父是梅巧玲，在同治、光绪年间名噪一时，被称为“同光十三绝”之一，又执掌过“四大徽班”之一的四喜班，但这并没有给梅家留下丰厚的家产。梅兰芳的父亲梅竹芬子承父业，不得不为全家人的生计劳命奔波。但就像这个国家一样，梅家不可避免地日趋衰败。梅兰芳的到来，给梅竹芬和他的哥哥梅雨田带来了希望。

梅兰芳四岁的时候，父亲积劳成疾，撒手人寰。全家的重担就落在了梅雨田的肩上。梅雨田在梨园行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是名角谭鑫培的琴师，二人配合默契，不知道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里是否有他的镜头。谭鑫培早年受梅巧玲的栽培，对梅家心存感激，自然也照顾有加。但好景不长，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戏院茶楼大都焚毁，梨园更是一片萧条。众多的艺人或逃离京城，或闭门避祸，许多人衣食无着。当时，“名丑萧长华在卖烤白薯，名净李寿山卖萝卜。”梅家更是难以支撑。梅雨田无奈之下只好卖掉老宅，八口人租住在宣武门外的百顺胡同的三间房子，勉强维持乱世的生活。

梅兰芳是梅家的独苗，传承先辈的衣钵是他的宿命。但他的先天条件并非如后人所看到的那么光彩照人。用他姑母的话说，就是“言不出众，貌不惊人，眼皮下垂，见人也不会说话。”“言不出众”这个问题，不光是梅兰芳的姑妈如此说，鲁迅和梅兰芳一起会见箫伯纳后也说过：“他（萧）与梅兰芳问答时，我是看见的，问尖而答愚，似乎不足艳称。”（《330301致台静农》）艺人不是作家，只要唱的比说的好就行了。但初涉梨园的梅兰芳并没有一出现就迎来掌声。

梅兰芳八岁那年，梅雨田请来著名小生朱素云的哥哥朱小霞来家里引他入门。朱小霞把《三娘教子》开头的四句老腔反复示范，梅兰芳却还是一窍不通。一气之下，朱小霞拂袖而去，临走前对梅兰芳说：“祖师爷没给你这碗饭吃！”梅雨田没有办法，只好为他另择师门。不久，梅兰芳正式拜师吴菱仙，开始学青衣戏。这位师父教得耐心，梅兰芳也学得刻苦。天然的不足便在汗水的洗礼下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了。后来梅兰芳回忆说：“我是个笨拙的学艺人，没有充分的天才，全凭苦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1904年8月17日，11岁的梅兰芳被吴菱仙抱上了“广和楼”戏馆舞台，在《长生殿·鹊桥密誓》中饰演织女。由此，梅兰清芳开始在梨园弥漫。

二

剧艺人在古代社会地位极其低微，被称为“戏子”。宋、元、明三代的户籍制度规定，戏子属于“贱籍”，三代不得入仕。清朝虽无明确规定，但约定俗成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现在在许多农村老人那里我们还会知悉戏子、吹鼓手和剃头匠死后不得进祖坟的禁令。所以一个行当的从业者社会地位的提高，我想大约得有三个因素：社会风气的促进、行业成熟的程度和代表性从业者的素质。

比方我们今天所喜欢看的小说，原先也是鄙俗之物，上不得大雅之堂。在清朝时顺治和康熙就严禁小说的传播，“违者从重究治”。明清小说今观盛矣，但当时落款多某某居士、某某山人等，只因羞于或怕以示人，所以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水浒传》到底是谁写得，累得许多学者几乎吐血。小说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应该归功于梁启超小说观念启蒙和众多小说家的努力，才有我们今天文学的盛况。

京剧和小说的命运差不了多少。那么京剧的兴起需要社会文化的推动，当然也需承担者。承担者的第一标准就是他必须是技艺超绝又具有吸附其他文化因素的人。可以说，梅兰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说实话少年梅兰芳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这并不仅指物质方面。单从居住环境来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适合人类居住。梅兰芳所在的百顺胡同妓院丛生，而他学艺的云和堂就在韩家潭（今韩家胡同）。这里是私寓聚集地。“私寓”在过去也叫“相公堂子”，就是同性恋的聚会场所。后来玉成班的班主田纪云（著名花旦）在1911年和1912年两次呈文政府，要求取消韩家潭的相公堂子。这一畸型的所在才开始清静起来。

从这样污浊不堪的地方出去的艺人难免不招来非议，更会让人避之唯恐不及。但梅兰芳后来结交了象齐白石、林长民、梁思成、徐志摩、丰子恺、齐如山、张彭春这样一些文化界的名流，不会仅仅因为他的戏出神入化，更重要的应该是他的人格力量。二者兼备，才给他带来了广阔的人脉资源和丰厚的艺术滋养。

1910年，十七岁的梅兰芳正值变声期，行话叫“倒仓”，他停止一切演出。也就是这一年，他和旦角王顺福之女王明华结为夫妻。

那时候梅兰芳一家已经搬到了鞭子巷三条。闲居在家时，他偶然养起了鸽子。每天大清早，他便起来伺候它们，喂食喂水，然后便挥舞着大竹竿来训练它们。鸽子在天空翱翔，需举目辨识。久而久之，眼皮低垂的毛病却阴错阳差地治好了，臂力也逐渐增强。梅兰芳后来回忆自己年轻时的爱好时说了三个，另外两个是养花和画画。他说，这让他学会了色彩的搭配，但同时也要“略师其意，不能舍己之长。”

艺术融进了生活，会让生活更丰富；而生活融进了艺术，艺术往往更长久。“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也非我；装谁象谁，谁装谁，谁就像谁。”这是梅兰芳非常喜欢的一副对联，是他的琴师，也是他的姨父徐兰沅送给他的。这里面渗透着戏剧表演的精髓。梅兰芳对京剧的改造和发展从这个时候便有意无意地开始了。

王明华过门后，谨慎持家。不久相继生下一儿一女。为照顾梅兰芳，避免其沾染梨园恶习，王明华毅然做了绝育手术，女扮男装陪伴在梅兰芳的周围。这也为她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后来一场麻疹病夺取了两个孩子的生命，王明华从此一蹶不振。

王明华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每个人在一个圈子里，时间长了难免不会沾染这个圈子的某些恶习。对梅兰芳的早年生活的记录中也不乏这样记载。比方说《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就大量地引了大汉奸士大夫荣孟枚在伪满州国出版的《延春堂诗话》里的一些叙述。这些东西有没有水分暂且不论，单从那些士大夫散发着霉味的语词里便让人有许多恶心的联想。

不光是那些追腥逐臭的所谓文人雅士多有流言，就连当时的日本人也有这方面的记述。民国初年翻译的波多野乾一（此波多非彼波多，是不是一家就看大家的搜索能力了！）的《京剧二百年历史》中有段很八卦的记录:“当在云龢堂时，有一名郭逋仙者，世家子也。年仅弱冠，貌颇俊美，略似兰。一日相见，心焉倾倒。常鹄立门前，注视彼美。虽风雪交加，无日或已。落花有情，流水有意，兰芳亦感彼心诚，郭生终成入幕之宾。民国二年正月十二日，郭生与兰芳，携手同行，游于香厂。夕阳无限，时近黄昏。两无嫌猜，共饮于煤市街之致美楼。忽警报飞来，京师兵变（即曹锟军队之变），抢掠频起，全城震动。当此人声鼎沸之际，两人心胆俱裂，拥抱一室，哭泣达旦。幸风平浪静，致美楼亦得安然无事。然经过此一番患难，彼此之感情益深，固结不解。无奈好事多磨，佳期不再，后有强有力者出，遂被阻隔，水天各一方矣。”

五个w都具备了不一定就是新闻。今天的我们习惯了明星的绯闻，也明白这些消息是如何生成的，更应该平静而冷静地去看待这些东西。据齐如山回忆，当时是有许多艺人有这种毛病，但是梅兰芳“对付得不错”。齐如山何须人也，学贯中西，也明白正人君子与旦角相交易招非议，冒天下之大不韪和一个不能洁身自爱的人交朋友来断送自己的清誉，这笔帐划不来。他说：“他（梅兰芳）演戏的天才，自是很高，然倘人格不够高尚，也值不得帮忙。”

刚刚成名的人，最难把握的是人生的方向。假如说梅兰芳能够成为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那么王明华这位贤内助自然是功不可没 。

为了延续梅家的香火，王明华力劝梅兰芳再娶。1921年，梅兰芳与福芝芳结婚。王、福二人姐妹相称。1929年，王明华在天津病逝。梅兰芳和福芝芳购置了香山脚下名叫万花山的山坡地作为墓地。“万花”与梅兰芳的字“畹华”谐音，这里面有梅兰芳对王明华的深情厚意。

而福芝芳陪伴了梅兰芳整整四十年，历经战乱和挫折，二人相濡以沫。建国后，梅兰芳与福芝芳曾来到万花山散步，梅兰芳对福芝芳说：“我死后就葬在这里吧。”福芝芳说：“您肯定会被请入八宝山的。”梅兰芳对福芝芳说：“那你怎么办？”福芝芳顿时泪如雨下。

三

民初民主思潮的鼓荡影响到了京剧接受者的结构，这是旦角行当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前京师戏院原无女座，“妇女欲听戏者，必探得堂会时，另搭女桌，始可一往，然在洁身自好者，尚裹足不前。”然而辛亥革命后，妇女也可买票观戏，大批女客涌进戏馆。过去老生占优势，男看客们听戏的传统很久远。但经验不足的这些女客们无非是看个热闹。既然是看戏，当然是看漂亮的、俊俏的旦角。如此以来，青衣便拥有了大量的观众。从这个角度来讲，女人好像比“男人”更好色。这是天赐良机，梅兰芳的时代到来了。

1912年，梅兰芳第一次与谭鑫培搭戏。有一次，戏院上演《汾河湾》，谭鑫培演薛仁贵，梅兰芳演柳迎春。故事讲的是薛仁贵征高丽18年未归，柳迎春与儿子相依为命。薛仁贵返家后发现床前有双男鞋，怀疑妻子不贞，后来误会消除。柳迎春反过来让薛仁贵证明自己身份。当谭鑫培唱到“家住家住绛州县龙门，薛仁贵好命苦无亲无邻”时，台下突然齐声叫起好来。谭鑫培心中纳闷，这几句我唱的并不是特出彩啊，怎么会赢得一片叫好声呢？他留神一看，原来是梅兰芳在他的身后在做表情。

这一次的成功，改变了两个人的态度。一个是梅兰芳的态度：戏改才有发展，沿袭传统没有突破，只能是死路一条。另一个是台下的观众齐如山的态度。

齐如山，河北高阳人。梅兰芳出生的那年进入清总理衙门的同文馆修习外语，精通通德、英、法文。庚子年始，游历欧洲，广泛涉猎各国的戏剧。辛亥革命后返国。在朋友的撺掇下去看了梅兰芳的戏，不禁大为叹服：“他的天赋太厚了，确实是一块好材料。”但同时也发现了梅兰芳表演上的毛病。于是他便写了一封长达3000字的信，信中指出了《汾河湾》中表演的不足：“假使有一个人说他是自己分别十八年的丈夫回来了，自己不相信、叫他叙述身世，……岂能对方在滔滔不绝地叙说着，自己却漠不关心呢？虽说老先生是这样教的，但是损坏了剧情……妻子听了丈夫叙述旧情，决不会无动于衷的，如果要想成为一个大演员，非有改革之心不可。”没想到信刚寄出十几天，梅兰芳就虚心接受并在表演中进行了修正。

此后，齐如山每次看梅戏就写一封信，两年下来共写了七八十封，梅兰芳均悉心收藏，然后装裱成册，后存之于国剧学会。

自1915年，二人开始合作。齐如山为梅兰芳编《牢狱鸳鸯》，演出后，大为轰动。 从此齐如山成为梅兰芳的主要智囊，帮助梅兰芳编出《嫦娥奔月》、《游园惊梦》、《黛玉葬花》、《洛神》等二十几出新剧目，构成了梅派剧作洋洋大观的艺术架构。

1913年，到上海演出的梅兰芳在王长卿的提携下，成功演出了大轴戏《穆柯寨》，至此，在梨园争下了一席之地。1914年梅兰芳再赴上海，45天以22万多张票被选为“伶界大王”。

可以说这是中国文艺史上较早的选秀活动，不过那时没有花钱投票一说，也没有什么选秀投票公司，而是统计入场券。这次选秀不仅是商业活动，同时也是商业运作和艺术生产的完美结合。

1927年，在北京《顺天时报》举行的首届旦角名伶评选中，梅兰芳与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被誉为京剧“四大名旦”。需要说明一下的是 《顺天日报》是一张日本人办的报纸，也许好事者会得出如此结论：四大名旦都是汉奸。这是中国文人惯用的思维方法。

四

在整个20世纪，文化思潮的状态用“西学东渐”这个词基本可以概括。 “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是大多数人的文化潜意识。之所以落下这个毛病，是因为我们挨过对方的枪击，于是我们便总以为对方掌握的木棍也比我们硬。

在新文化运动中，大部分文化健将对中国戏曲进行了狂轰滥炸，恨不得掘墓焚尸，现在想来实在没有那个必要。最后还是胡适为这场争论打了个圆场。胡适解释说，京剧“犹如男子的乳房，形式虽存，作用已失；本可废去，总没废去”。这个比喻有点意思，但是从进化了几百万年的时间来看，男人的乳房废去也不是那么容易，还是留着的好。

周作人在《论中国旧戏之应废》中指责旧戏“多含原始的宗教的分子”，讥评忠孝节义的训世思想和恶有恶报的迷信观念。马连良先生在日军侵入北平后，说：我演了一辈子忠孝节义，到头来不能志节不保。然后扛把锄头到京西种地去了。而周作人却委身作了汉奸。可见，知道什么是先进文化并不一定就能做个先进的人。1925年，闻一多、徐志摩、余上沅他们开始提倡“国剧运动”，希望嫁接西方的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结果无功而返。

无论提倡的还是反对的，他们都犯了一个致命伤，那就是不实践或无法实践。空口白牙说白话，到头来只能白费功夫。在这方面梅兰芳就做得不错。曾经试着去用京剧适应新事物，但时装新戏并不受欢迎，于是作罢。

1930年，梅兰芳等人建立了国剧传习所，指出其目的是“谨严整理之责任”，“所冀以转移风俗，探求艺术之工具，收发扬文化，辅助教育之事功。”京剧之于梅兰芳而言，已经从一个职业变成了一项事业。

这一转变得益于他的美国之行。

其实赴美之前，梅兰芳就曾在北洋政府外交部招待美国使节的京剧晚会上作过演出，那时他刚22岁。此后，来北京的各国外宾有两项事要做：一是逛长城；二是“观梅剧”。

在驻华公使保尔·芮恩施的建议和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努力下，梅兰芳整理行装，计划赴美。但就在这时候，美国暴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当时纽约流传着一首儿歌：“梅隆（财政部长）拉响汽笛，胡佛（总统）敲起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由于生产过剩，农场主把成吨的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里，这条河成了“milkriver”（银河），美国笼罩在一片恐慌之中。消息传来，仿佛一块乌云笼上了梅兰芳一行人等的心头。

1930年2月，梅剧团来到了这个和京剧历史一样长的陌生的国度。

2月16日晚9时，梅兰芳踏上了纽约百老汇第四十九街剧院的舞台。这一晚，纽约记住了这个中国人的名字。第二天，《纽约时报》评论道：“梅兰芳身着华丽的戏装在舞台的表演，犹如中国古瓷瓶或挂毯那样优美雅致，使观众觉得自己是在跟一个历史悠久而成熟的成果相接触。”剧评家罗伯特·里特尔说：“梅兰芳在舞台上出现3分钟，你就会承认他是你所见到的一位最杰出的演员。演员、歌唱家和舞蹈家三位一体，结合得那样紧密无间，你简直看不出这三种艺术相互之间存在什么界限；这在京剧里确实是浑然一体而不可分解的。你看他在舞台上表演，会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古老神话的优美和谐而永恒的境界里。”

当然，跨文化交流是艰难的。语言不通、文化差异构成了交流的致命伤。在1922年，赴港演出时，梅兰芳首演《天女散花》。当他手持花镰款步上台时，在座的时任香港总督的司徒拔诧异地问身边的人：“梅先生也会打高尔夫球吗？”一时传为笑谈。而在美国百老汇的表演也差点因文化差异遭遇冷场。

在公演前，梅兰芳在华盛顿举办了一场招待演出，与会500多人，多为各界名流。梅兰芳表演了《晴雯撕扇》，反响平平。演出结束后，当时在美国讲学的南开大学教授张彭春来到后台拜访梅兰芳。梅兰芳问演得怎么样？张很坦率地说：美国人看不懂，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撕扇子，也不过端午节。在梅兰芳的恳请之下，张彭春请示了他的哥哥即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同意担任剧团导演。调整了戏目，并把首演剧目《汾河湾》改为《一只鞋的故事》。 这也是京剧导演制的第一次尝试，在当时效果显著。

近四个月的巡演，使得美国刮起了梅兰芳旋风。演出的舞台两边有这样一副对联：“四方王会，夙具威仪，五千年文物雍容，茂启元音辉此日；三世伶官，早扬俊采，九万里舟轺历聘，全凭雅乐畅宗风。”由于梅兰芳的精湛表演征服了美国，他被美国波莫纳大学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授予文学博士学位。当然这其中也有遗憾，那就是由于会计的疏忽，归国前核算成本，亏了8万元钱，也算是梅兰芳自费进行了一次跨文化传播活动吧。

30年代有个从美国回来的学者对胡适说：“美国人只认识三个人，蒋介石、宋美龄，还有您。”胡适笑笑说：“不，还有一个，是梅兰芳！”

与赴美不同，梅兰芳的苏联之行显得格外轻松。这次不用自己筹措经费了，苏联政府全面接待。1934年3月，梅兰芳接到正在苏联考察的名记者戈公振的信函，信中转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力邀梅赴苏演出。梅兰芳接受了邀请，但附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旅途不经过被日本占领的土地。

1935年2月21日，苏联政府特派北方号专轮到上海去接梅剧团， 3月12日抵达莫斯科，梅剧团受到苏联各界的的热烈欢迎。为迎接梅兰芳的到来，苏方特地组织了一个“招待梅兰芳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是周星驰非常喜欢的那个写《演员的自我修养》的作者）、梅耶荷德（假定性戏剧理论的提出者，受益于中国京剧）、爱森斯坦（提出蒙太奇理论的著名导演）等文化名人。

梅兰芳的演出在莫斯科音乐厅举行。戏剧家梅耶荷德看完梅兰芳的演出后评论说：“看了梅先生的手势，觉得苏联某些演员的手可以砍掉。”在观众里，有一个人的名字常挂在现代文化人的嘴上，他就是受希特勒迫害流亡苏联的著名的戏剧家布莱希特。这个以“间离效果”理论被我们熟知的大师兴奋指出，他多年所追求的朦胧效果，在梅那里已经发展到极高的艺术境界。他认为中国戏剧具有写意化和模拟的特质，舞台空间的自由打破了西方戏剧的“三一律”。第二年布莱希特发表了《中国戏曲表演艺术中的间离效果》，由此引申发展的“间离效果”理论被现代西方也被我们广泛地引用。我们今天许多学者津津乐道西方文艺理论时，很多人都忘了中国文化对西方文艺的启发作用。简单来讲，就是：抱着金饭碗讨饭！爱森斯坦在第六场表演之后，建议将《虹霓关》中对枪片段拍成电影。苏联著名的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去世前，告诫去探望他的导演说：中国戏剧有充满诗意的，样式化了的现实主义。虽然这些评论只是触及到了京剧的许多侧面，不够完整，但是沟通的力量使文化不在局限于一隅，而具有了广泛的共生性。

可以这样说，1930年代是中国戏剧与世界广泛对话的黄金时代，受到了承认也吸收了营养。梅兰芳努力让京剧象茅台酒一样呈现在了世界的面前。梅兰芳赴苏联带去了一副赠言，是他亲手书写的漂亮的篆书：“沟通文化，促进邦交”。前者是文艺家的事，目的基本达到了。后者是政治家的事，好像不太顺利。这一年，苏联开始搞速反扩大化。促成这一文化盛事的戈公振，回国协助邹韬奋办报，不久就病逝了。

五

1931年9月18日晚，北京南城中和戏院。梅兰芳正上演《宇宙锋》，剧中的赵艳蓉以装疯来逃避暴君的胁迫，观众正沉浸在对弱者怜悯之中时，包厢的一位客人悄然离去。当晚，沈阳郊区的北大营被日军占领，“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位客人就是张学良。张少帅在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自有历史学家去评说。多事之秋尚有如此雅致，或许只有张少帅能做的到吧！

历史总是充满着讽刺的意味。每个置身期间的人往往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乱世让金玉显其光彩，让瓦砾曝其鄙陋。生命已不重要，象一片秋风中的叶子，不知它会飘向寒潭，还是泥沼。即将到来的风暴让每个人有了选择的机会，但这机会又是多么残酷啊！

所谓的历史有时又相当模糊，就像“九一八”这个晚上。许多人回忆起来都觉得太平常，平常得想不起来了。在盛成的《旧世新书》中说，张学良在华乐戏院看戏，演戏的是南京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曲目是《空城计》，演诸葛亮的是褚的秘书。不用说褚民谊演得是司马懿了。张学良是看完戏后才走的，因为张下令不准任何人进他的包厢，所以东北急电无法送达。这个司马懿成了汪伪政府的大管家。无论少帅在哪里看戏，反正大家是在稀里糊涂中度过了中华民族不平凡的一夜。

1932年。梅兰芳举家迁至上海。1938年，经淞沪战役后，上海沦陷。

据尾崎宏次的记载：“第一次听说梅兰芳留胡子是在1938年，……是我进入工作岗位不久的日子，当时我在《东京都报》文化部工作。从中国前线归来的特派员的一次报告会上，我得知了这一消息。其中有一条就是有关梅兰芳的消息。报告是这样说的：‘日本驻沪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大将想看梅兰芳的舞台表演并派人去找，可是扮演旦角的梅兰芳因留胡子的缘故而拒绝登台。’”在许多中国人的回忆中，梅兰芳是1941年在香港蓄须明志的。孰是孰非暂且不论。松井石根确是找过梅兰芳，好像不应置疑。松井石根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

1938年4月，梅兰芳率团赴香港演出。演出结束后，剧团返回内地，梅兰芳一家暂留香港，居住在香港干德道8号终日以画为伴。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同时陷入战火，不久沦陷。香港成为一座孤岛，象飘在海上的一片树叶。九龙的半岛饭店成为了日军司令部。日军司令酒井屡次邀请梅兰芳演出，均被梅以蓄须、年老为由拒绝。

梅兰芳感觉到了危机，先让夫人福芝芳与幼子返沪，又将两个儿子托朋友带到后方，自己以治病为由返回上海。

1942年秋，汪伪政府行政院副官长兼外交部长褚民谊忽然登门要求梅兰芳率团赴南京、长春、东京演出，以祝贺“大东亚战争胜利”。梅兰芳极力推托，反劝褚民谊说老生不受年龄限制，您可是名票友，可以自己演啊。后来日军又来到梅家，说尊重先生的选择，但可以到电台说几句“中日亲善”的话。无奈之下，梅兰芳只好使用表兄秦叔忍的说的办法，打伤寒预防针，这样可以让自己烧到39度。日军再来看到陷入昏迷的梅兰芳，只好摇头作罢。

战争使梅兰芳的生活日渐窘困，在巨大的压力下，他卖掉了北京的房子和收藏的古玩，并提笔卖画，以此来养活一家人和自己的剧团。

在战争期间，梅兰芳没有解雇剧团的任何一个人！

战争结束后，梅兰芳撰文写道：“在漫长的岁月中，我心如止水，留上了胡子，咬紧了牙关，平静而沉闷地活着”，“胜利后，我试着向空气里送出第一句唱词的时候，那心情的愉快真是无可形容。”他说：“平时我有权利靠这点技艺维持生活，来发展我的事业，可在战时，我没有权利丧失民族的尊严，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信念，也可以说是一个国民最低限度应有的信念。”

他感觉到自己老了。

这不免然我们想起毛泽东祭黄帝陵时的祭辞：“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有人说，梅兰芳一直进行着个人的抗战。

著名画家丰子恺先生曾感叹：“茫茫青史，为了爱国而摔破饭碗的‘优伶’，有几人欤？”

六

梅兰芳最后一次演出是1961年5月31日，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为科学家们演《穆桂英挂帅》，这是梅兰芳两年来最富光彩的演出。

7月30日，梅兰芳患急性冠动脉梗塞住进医院。病情稍缓解后，先生在病床上揽镜自照说：“我瘦了，将来贴片子要大动脑筋。”

8月8日，梅兰芳逝世。人民政府给予其国葬礼遇，天安门和新华门均下半旗致哀！

梅兰芳葬在万花山下。这里渐成梨园弟子的魂归之所。马连良、言少朋、周和桐、朱斌仙、徐兰沅，生旦净丑，主次分明。

终生为梅兰芳操琴的徐兰沅，就葬于梅墓东南，这正是演员与琴师在舞台上的位置。

生死戏一场，不禁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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