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日本近現代史？看這套書就夠了|163

在近代大幕開啟後的一百五十餘年中，日本究竟是為了追求甚麼、又是如何走過它的歷史進程呢？今後將走向何方？

為了思考這些問題而編撰的「岩波新書·日本近現代史」叢書，從《幕末與維新》到《後戰後社會》，將日本的近現代史分成了九個時代。作為壓軸之作的本書，請各卷的作者各自提出了一些捕捉各個時代特性的根本性問題，並對此給予了解答，以此來闡述理解日本近現代史時需要把握的要點。且在本書中，又增加了一些有助於理解各卷內容的補充性說明。在結語部分，還請各位作者給我們提供了一些啟示，以有助於我們思考「通史」本身的論述將具有怎樣的意義這樣一個話題。

本書不僅是本叢書的一個全面總結，也希望大家將其看做閱讀這一叢書的一個導讀。

這一次的「日本近現代史叢書」的大的框架，即「明治維新」—「自由民權運動」—「大日本帝國憲法」—「日清、日俄戰爭」—「大正民主運動」—「滿州事變、日中戰爭」—「亞洲、太平洋戰爭」—「佔領與媾和」—「高速經濟增長」—「後戰後」，也是戰後歷史學所定下的基本軌跡，民眾史研究也共享了這一基本框架。

「現代歷史學」的繼續與變化

一九九〇年前後以來，無論是世界還是日本，都處於重大的歷史變化中。現代歷史學將直面被稱之為「全球化」的這一新的變化，來寫出一部新的通史。

在「日本近現代史叢書」中，以一八八〇年代為對象的牧原憲夫所著的《民權與憲法》（第二卷）寫道：「人可以從『經驗』中學習。因此，現在的我們，活在國民國家與競爭社會中，活在『被刺激起慾望』的陷阱中。那麼，生活在這一框架形成期的人們的歷史經驗，就不只是單純的過往的故事或與己無關的事情了。」

卷二回答了：為何明治國家需要天皇？

現代歷史學還繼承了關注普通人的視角。戰後的歷史學一直持有關注普通人的視角，這一點也是共同的。面對著一般的人來解說「現在」在歷史中的位置，並從一般人的意識出發來測定「現在」的位置。

重點敘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開始的這場戰爭的吉田裕撰寫的《亞洲、太平洋戰爭》（第六卷）中寫道：「我在強烈意識到戰爭責任問題的同時，試圖重新構建一個亞洲、太平洋戰爭的時代。」作者認為，「撰寫本書的另外一個核心是，試圖恢復對於戰爭和戰場現實的真實的想像力這一問題意識。」這一想像力包括「對人們在殺戮與被殺戮的關係中被投入到戰場、即殺戮現場的想像力」等。

卷六回答了：為何無法避免開戰？

不能忽視的是，現代歷史學對戰後歷史學和民眾史研究認為已經很清楚的事情、對這些前提提出了疑問。

描述現代歷史學已經出現了的一九九〇年代歷史的吉見俊哉撰寫的《後戰後社會》（第九卷）認為：「本叢書的主人公『日本』這一歷史的主體，已經正在分裂和瓦解了吧。」作者指出，日本社會在經濟和文化的層面上正在越過已有的界線而發生著變化。吉見繼續寫道：「非常明顯的是，一九九〇年代以後，『日本』及其『國民』，已不是問題的前提，而成了問題的對象了。」該書描述了這樣一個過程，即「日本社會」在時間和空間上、以及作為主體位置的「自我潰敗的過程」，而這些正是戰後歷史學和民眾史研究當作一個前提來進行探討的。

卷九回答了：歷史將走向何方？

將要改變的通史——對「國民國家化」的疑問

一九九〇年左右開始，人們將目光投向了國家和國民的相互關係，對以國民為軸心的歷史圖像提出了批判。人們對以國民化為「通」的歷史認識和敘述產生了懷疑。這既是對「國民國家」的批判，也是對歷史學和國民國家的關係提出的疑問。是對國家（民族、國民）歷史的批判。

井上勝生的《幕末與維新》（第一卷）的目標在於對幕末和維新時期的歷史圖像是由「攘夷」而興起、天皇處於其中心位置的這種「故事」提出批判。作者認為，「這一故事，不過是近代日本所創造出來的新的天皇制近代國家的國家創世『神話』而已。」

井上並不注重用明治國家這一說法考察出來的日本國家形成的特殊性，而是將目光投向了作為一個國民國家的普遍性，並進而試圖對這一國民國家化進行批判性的考察。這種對於文明化等於國民化的批判性觀點，可以說在以十九世紀日本為對象的歷史敘說中正在為大家所接受了吧。

卷一回答了：幕府末年，面對歐美，日本是如何守住了自己的獨立？

追求新的「通」

這句話用別的說法來表述，就是在二十一世紀的現在，將設定一個取代國民化的「通」。在這套「日本近現代史叢書」中，設定了「軍隊」、「家庭」、「殖民地」這些不同次元的「通」。這一點，加藤陽子的《從滿州事變到日中戰爭》（第五卷）的「後記」中說得很清楚。加藤參照了新刊介紹後，明確指出，「重要的是家庭、軍隊、殖民地這三點」。這樣，以這三者「為主語描述這個時代」，成了「日本近現代史叢書」的期待目標。

卷五回答了：一九三0年代的戰爭是一場圍繞甚麼展開的鬥爭？

「日本近現代史叢書」中將「家庭」、「軍隊」、「殖民地」設定為「通」，其出發點是因為「現在」與這三者各自成了問題，需要對此加以解決。各自從深層決定了現代社會的內涵。此外我們還認為，通過這些，當我們考察自十九世紀下半葉起、經二十世紀直至今天的歷史的時候，可弄清楚「日本」的歷史性與「現在」的課題。

當然，這並不是說此前的歷史學並沒有述及「軍隊」、「家庭」、「殖民地」。不是，而是想把此前用國民化觀點來加以考察的「軍隊」、「家庭」、「殖民地」，從原先的框架中解放出來，把它們作為「通」的基本點。

重新審視這三者的時候，讓人認識到，「軍隊」、「家庭」、「殖民地」並不是分開的，它與帝國和殖民地有關，形成了三位一體的新的課題。將這三者置於「通」的位置，我們的問題意識是，一方面想弄清楚作為帝國的日本到底是甚麼，另一方面也想思考全球化中的「日本」。

以這樣的觀點來考察帝國形成時期的原田敬一的《日清、日俄戰爭》（第三卷）寫道：「因一九四五年的戰敗、也就是在所謂『外壓』的情況下放棄了台灣和朝鮮的近代日本，很簡單地『解決』了『殖民地問題』。必須反覆地回想起這一歷史的經緯。」

卷三回答了：日清、日俄戰爭改變了日本甚麼？

此外，成田龍一的《大正民主運動》（第四卷）也寫道：「本書試圖努力寫出帝國形態下的社會的狀況，通過帝國主義—國家主義—殖民地主義—現代主義這數者之間的關聯，來考察二十世紀初期民主運動的歷史特點。」帝國這一認識，貫穿於過去與「當今」的整個過程，也往還於歷史與現在之間。

卷四回答了：大正民主是怎樣的一種民主？

探詢「現在」，並在歷史的範圍所及之內來考慮這一問題，是「日本近現代史叢書」的目的，這一嘗試，從別的角度來看，也就是探詢「戰後」這一磁場。「日本近現代史叢書」是以「現在」的視角重新審視「戰後」，也意味著嘗試重新構建「戰後」。

雨宮昭一的《佔領與改革》（第七卷）寫道：「此前的研究，對於佔領與改革不管是持肯定還是否定態度的，都認為這是一種連被佔領國家的下層民眾都支持的成功的佔領。」然後作者對此質疑說：「對於佔領與改革的時代，這樣的敘述方法真的是妥當的嗎？」

卷七回答了：佔領改革改變了日本嗎？

武田晴人的《高速增長》（第八卷）也認為：「高速經濟增長這一觀念不過是時代的產物，這是本書的基本主張。」武田從這一立場出發，表示要對「『經濟增長的神話』已深深滲透到了日本人心靈之中的時代」用通史的方式重新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