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科综述 06 | 刘军：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综述

编者按

《社会学研究》编辑部每隔数年就会组织学界翘楚撰写相关分支学科领域的研究综述，发表在周期出版的《中国社会学年鉴》上。年鉴学科综述已然成为中国社会学成长的一个忠实记录，完整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以来走过的历程和探索的脉络。鉴此，《社会学研究》微信公众平台特开辟“年鉴学科综述”专栏，对以往的学科综述加以回顾和重访。首批，我们将推送《中国社会学年鉴2011-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刊载的学科综述。在此，也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授权。

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综述

刘军

中国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已有30多年（张文宏，2011a，2011b），近几年又进展迅速。2007—2010年，中国国家图书馆收录的题名带有“信任”“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的图书分别有567部、319部和128部；而2011—2014年，这三类出版物的数量分别增长到745部、446部和287部。在中国期刊网（CNKI）中检索1990—2014年发表的篇名中分别带有上述三类检索词的文章，可发现直到2000年，这些类型的文章数才开始显著增加。其中，关于信任的文章最多，增速最快。2011—2014年，每年发表的上述三类文章分别约为2000篇、1000篇和500篇（如图1所示）。其中，社会网络方面的文章多数是关于个体网的经验研究，只有少数文章关注整体网和连锁董事网（马磊，2014）。本文从四个主题回顾近四年的重要进展。

一、研究方法与测量

与任何调查研究一样，社会网研究也面临内生性问题，即回归模型中的遗漏变量与解释变量相关所导致的参数估计值的偏误，它影响因果推断。穆尔（T.Mouw）于2003年首先提出了社会网络的内生性难题，认为在社会资本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中，友谊形成过程中的“自选择”可以部分取代社会资本的理论解释，社会资本的作用可受质疑。面对这个重大的前沿议题，学者开始系统地分析如何消除内生性，判定社会资本究竟有无作用。陈云松、范晓光（2011）介绍了内生性偏误的主要来源，围绕社会资本的劳动力市场效应，讨论应对策略，并从模型设置，数据搜索纵向跨度、横向跨度,外生变量挖掘，研究假定说明和复制性研究等方面，提出今后的经验研究的努力方向。在以往的研究中，对“找关系”本身是否有利于求职的分析也因忽视内生性问题而不具因果推断力，且关注的多为欧美自由市场经济。陈云松等(2013）运用“一阶差分”和“内生干预效应”模型的研究表明，在东德与当代中国，“找关系”本身与求职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在东德研究中，求职方式中的自选择导致估计量上偏，而中国研究中自选择问题导致估计量下偏。作者给出的解释是：东德工人中能力强者倾向于使用社会关系；而在转型期的中国城镇，能力弱者倾向于“找关系”以弥补自身劣势。

围绕内生性的“林南—穆尔之争”持续多年。陈云松等（2014）对双方论点进行了批判性回顾，用“一阶差分”与“赫克曼方法”的组合来同时纠正样本选择和遗漏变量偏误。其研究结果表明，“关系人”的地位对求职结果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这种效应非但没有因“趋同性”被高估，反而因“趋异性”被低估。在探讨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影响方面，对内生性问题的解决也不够。陈云松（2012）针对中国农民工频繁返乡的特点，采取多重模型识别策略，把村庄遭受的自然灾害强度作为工具变量，证实同村打工网的规模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收入具有正向因果关系，解决了影响因果判断的内生偏误问题。

内生性意味着拥有越多关系的行动者越倾向于使用关系。梁玉成（2014）则发现，在1995年前，网络内生性的确存在，这导致高估关系对求职效应的影响，关系仍然有用。在1995年后发现另一种网络内生性，即由于关系的负功能，拥有能力的行动者选择不适用关系，关系甚至有负效应。因此，穆尔提出的内生性未必具有普适性，它很可能在网络发挥正功能的前提条件下起作用。该文验证了关系对收入的效应并非恒定，而是随关系适用概率而变的异质性效应。梁玉成（2012）从新制度主义的宏观与微观的连接理论出发，使用内生互动模型揭示了：制度环境（市场化程度、市场不确定性和市场规范性的发育）能增加个体收入，证明了宏观制度的演进与诱导微观个体的制度偏好具有亲和性，制度的发育过程会使行动者对该制度产生内生性偏好。梁玉成指出，社会资本（关系、信息和人情）的互动内生性总是发挥作用，他证明了边燕杰提出的网络作用空间的“倒Ｕ模式”假设：关系在市场不确定性增加时可以增加收入，市场规范增加时便不再增加收入。信息在市场不确定性增加时也对收入有正功能，但是当市场规范增加时，人情反而具有减少收入的效应。

除了内生性，对社会资本的测量也是研究热点。由于社会资本有多种定义，其测量方式也有多种。微观的社会资本主要利用提名法、定位法和资源法来测量个体网的特征，包括网络的成分属性、结构形态等。提名法包括提名和释名两部分，不过提名和释名的数量受到限制，其边界设定始终存在争论（吕涛，2012）。林南提出的定位法仅要求受访者识别出是否与预先列举的不同社会位置（如职业）的人有联系，并指出与这些联系人之间的关系属性。定位法固然可以很方便地聚合对社会资源的测量，但是其测量的效度有折损；且该方法偏重于工具性社会资源的测量，忽视了表达性行动的测量。资源法则询问被访者是否认识能为自己提供某种资源（如修理自行车）之人，并追问与此人的关系，但是对“资源成分属性”的集中趋势的测量受限于扩大资源多样性所带来的测量层次的降低，难以设定统一的定距指标。这些测量结果实际上建立在被访者个体网络的一个选择性研究基础上，测量效度有风险。因此，应该尽可能了解被访者个体网中成员的属性（吕涛，2012）。

另外，定位法利用职业声望分数来计算个体网中蕴含的资源，其理论基础是声望的“功能主义”解释，即社会分工导致职业权力分化和不同的职业声望。魏建文、赵延东（2011）则从声望的“社会承认”逻辑出发，论述了社会分层中声望与权力的不一致性，认为更应该测量网络中的权力资源。他们重新编制了职业权力分数，发现它与职业声望有显著差异，并且基于职业权力分数计算得到的社会资本在信度和效度方面都优于基于职业声望测算的结果。

劳动力市场内的不同就业状态（例如自雇与受雇）也对不同方法测量到的当前社会资本的生成产生影响，而当前几类社会资本测量工具在设计原理和测量功能上存在不同。邹宇春、敖丹（2011）分析了通过三种方法测量到的“讨论网”“拜年网”和“饭局网”这三种社会资本在自雇者与受雇者群体间的差异，发现：自雇者与受雇者的“讨论网”社会资本不存在差异；相对于受雇者，自雇者更主动地去投资并拥有更多的“拜年网”社会资本和“饭局网”社会资本。王文彬、赵延东（2012）的研究发现，自雇者的社会网络与受雇者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社会网络对自雇者创业资金与创业生意获得的作用具有差异性，自雇者的生意联系网对其经营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测量指标（赵雪雁，2012）。万俊毅、秦家（2011）认为，社会资本概念应该从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两个方面来界定。前者指的是信任、规范、网络、社会公德等，后者指的是个体或组织所处的社会网络中所能摄取到的资源。罗家德、方震平（2014）基于中国乡村环境，提出从关系（信任、互惠、义务）、结构（网络构型、志愿组织）与认知（共有符码、共同语言和共同叙事）三个维度来测量社区社会资本，即个体拥有的使社群受益的社会资本。通过分析汶川震后社区调查数据，发现前两个维度的社会资本相互影响，前者对认知型社区社会资本有正向影响，后者则没有影响。朱伟（2011）指出，有关社会资本与社区建设的关系，国内现有的研究有四点不足：社区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多元、测量方法不足、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有缺陷、社会资本与社区建设之争有局限性等。

总之，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研究方法及测量是基础，不同学科基于此开展了一些经验研究。社会学关注社会网络与信任、参与等，经济学关注社会资本的效率，管理学关注社会资本对组织学习、技术创新和动力的作用等。下面主要简述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应用研究成果。

二、理论反思与调查研究

目前，学术界主要关注社会资本的功能，对其形成和因果解释的研究相对欠缺。方亚琴、夏建中（2013）梳理了有关社会资本来源的三种理论框架。理性选择模型认为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变化是行动者理性选择的结果，托克维尔模型认为志愿性组织和次级社团是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社会心理学模型认为互惠和信任源自个体道德和人格特征。不同学科之间如有沟通，可以加强社会资本来源的本土研究（方亚琴、夏建中，2013）。而本土学者在信任、地位获得、社会支持与融合等方面进行了一些理论反思与调查研究。

（一）信任

近些年来，学者探讨了信任的本质、影响因素、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翟学伟（2014a）认为，信任可分为无约束机制的信任和有约束机制的信任。在中国文化中，信任是人们在交往发生可疑时形成的中间地带，可细分为放心关系、信任关系及无信任关系。其划分原因源自中西文化对人性及其社会依赖性的不同假定，以及它们所构成的关系网络偏向或制度性偏向。因此，信任的本质是社会成员在面对社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加时体现出的对自己依赖对象所维持的时空性特征。以这种框架来重新处理有关中国社会信任研究中的困惑，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释。不过，信任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宗教对社会化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宗教对信任的影响随着差序格局半径的增加而增加；宗教对信任的作用机制主要是信仰效应而非组织效应。此发现部分解释了宗教与信任关系研究结论的矛盾性（阮荣平、王兵，2011）。

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即政府信任也受一些因素的影响。高勇（2014）区分了两类参与：关切式参与和吸纳式参与。前者的逻辑是参与行动促进了政府信任，后者的逻辑是基于政府信任来选择参与者。社区参与又可分为抗议型参与、体制化参与与公共型参与三种，其影响因素不仅取决于居民的个人特征，还取决于居民所在的社区性集体社会资本的特征（黄荣贵、桂勇，2011）。研究发现，在同一城市内，社区参与率与政府信任有关，社会组织参与行为与政府信任关系不大；而如果在城市之间比较，会发现社区参与率与政府信任无关，而社会组织参与行为与政府信任有关。政府信任受到政府绩效和社会信任的共同影响（高勇，2014）。

学者们区分了三类信任：制度信任、人际信任和基于家庭的厚信任。多数学者认为信任有利于经济增长，例如，普特南认为信任可促进总体经济收益。少数学者认为二者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赵家章，2014）。张敦力、李四海（2012）发现，社会信任与政治关系等社会资本可以显著影响企业银行贷款，但是二者的经济后果有差异。基于社会信任而发放的贷款未来违约的可能性相对较低，而基于政治关系而发放的贷款未来违约的可能性相对较高。邹宇春等（2012）调查发现，个体对自然人的信任和对制度的信任均存在等级差异；个体对自然人的信任程度要低于对制度的信任。同时，拜年网社会资本对家人信任程度有正向作用，饭局网社会资本则更可能对制度信任产生负向影响，而职业网社会资本对制度信任有正向作用。胡安宁、周怡（2013）基于“市场”与“再分配”的讨论，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处理潜在的选择性误差，考察了不同部门中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结果显示，在公共部门中工作的个体比其他部门的个体呈现了更高的一般信任水平。政治参与水平和相对剥夺感是工作部门与一般信任水平之间的中介解释机制，在公共部门中工作的个体对内在政治效能感有更高的认定，也积极参与居委会社区的选举，提升了他们的一般信任水平。此外，公共部门中的个体在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上所具有的较低的相对剥夺感也有助于其建立更高的一般信任水平。

隐私性的私利部门也离不开信任。强舸（2013）以一个自行车黑市为案例，考察关系网络与地下经济活动的相互作用过程。研究表明，自行车黑市活动衍生的关系网可促进信息传递、提升信任水平、威慑潜在违规力量、降低安全风险、塑造出互惠的交易模式、维护黑市秩序。当信息和信任积累到一定程度时，黑车贩子间会达成关于货源收购和价格同盟的卡特尔协议，这再一次改变了黑市的运作方式。社会信任可直接影响非法的黑市的治理，但是对合法的基层社区治理的影响却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中间传输机制（选举质量、大众参与和非政府组织）（陈捷等，2011）。普遍信任对选举质量，即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特殊信任对选举质量和业委会建立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进而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产生消极影响。基层社区的社会组织培育也有利于社区建设。在实践领域，北京市某区形成了“政府主导、项目带动、合同治理、多方参与、资源整合”的联动性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机制，出现了“技能传授”为主的师徒模式、以社区参与为主导的专家向导模式和以社区社会组织为本的同伴模式等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模式，从而产生了丰富的社会资本（赵罗英、夏建中，2014）。

（二）地位获得

关于地位获得过程和模式的社会网络机制研究，大大得益于问卷调查数据的共享和分析，其中边燕杰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于2009年开展了中国大城市求职网调查（JSNET），为地位获得等议题的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撑。本文综述的15篇论文即来自于此项数据的分析结果（参见边燕杰等，2012）。

随着市场制度的完善，社会资本的作用是在加深还是减弱这个问题一直存有争议。张文宏、张莉（2012）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市场经济是独立于还是嵌入于社会资本。他们发现，市场化进程中的社会资本动员与回报之间呈负相关，市场化提高了社会资本的“认可度”，却降低了其“含金量”。吴愈晓（2011）根据初职获得的方式，进一步区分了三类劳动者群体：通过正式渠道（不使用关系）、正式渠道与关系相结合（正式+关系）、完全通过关系获得初职的群体。研究发现，后两类群体截然不同：前者的社会经济地位高，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以及质量最高的社会网络资本；后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人力资本最低，社会网络资本的质量最差。后者比前者更可能换工作。关于社会网络在求职过程中的作用有两个假设：弱关系假设和强关系假设。孙晓娥、边燕杰（2011）通过访谈30名留美中国科学家，发现社会网络中人际强弱关系的互相协调、共同发挥作用，才成功促成了双方的跨国合作。强关系的作用是作为关系节点，将双方连接起来，提供沟通平台和信誉保证；而弱关系的作用是互通信息，为留美科学家的国内参与提供体制资源支持。强弱关系在求职网络中的优势是互补的，这是该研究的重要发现。边燕杰等（2012）进一步依据2009年八城市求职网调查数据，发现关系强度与关系资源统计相关，但不能互替。强关系带来人情资源，弱关系带来信息资源。经济改革前后，信息资源对入职收入均无显著影响；直到改革中期，特别是进入世贸组织后，信息资源才开始对收入有提升作用。人情资源的收入效应在改革前后一直很大，但是进入世贸组织之后，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改革前和改革之初，人情资源效应大于信息资源效应；但在改革中期和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前者在减弱，后者在增强。文章最后认为，市场竞争程度、体制不确定性程度和关系拥挤程度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三大宏观要素。

社会资本能否影响收入？研究结论具有争议。张顺、郭小弦（2011）研究显示，社会网络中人情资源对入职收入的影响大于信息资源，同时使用信息与人情的作用大于单独使用人情的作用，证实了社会网络资源与收入之间的正向关系，也表明在不同制度环境与竞争条件下，社会网络资源的收入效应存在明显的差异。拜年网和饭局网这样的社会资本可促进农民工的收入（张学志、才国伟，2012）。基于中国珠三角地区的调查数据，发现“跨越型”（农民工与当地员工的关系）和“整合型”（地缘型的关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王春超、周先波，2013）。不过，对于城市的市民来讲，父代既可以投资于子代的人力资本，提高子代获取收入的能力，也可以通过权力寻租和积累财富等社会资本直接提高子代收入。以房屋财产和金融资产为代表的家庭财富对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解释力大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与近些年中国的住房体制改革和商品房发展密不可分（陈琳、袁志刚，2012）。

无论城乡，社会资本的功用可能因贫富而异。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能够减少贫困，更有研究认为穷人的社会资本回报更高，有利于穷人减轻贫困。也有人认为，社会资本将穷人结构性地排除在外，穷人并不能依靠社会资本来减轻贫困。周晔馨（2012）检验了“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这个假说，结果没有发现支持该假说的证据，反而发现社会资本会拉大收入差距：（1）低收入的农户普遍欠缺社会资本及其回报。尽管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回报，但回报率随收入上升而上升。（2）总体上看，贫困地区的农户普遍欠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率随着地区收入上升而上升，这说明社会资本有利于富裕地区，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回报率不如富裕的群体。可见，社会资本是拉大农村贫富间收入差距的一个因素，在中国农户中是“富人的资本”。程诚、边燕杰（2014）考察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异的两条路径，即进入职业的机会差异和职业内的收入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制度和交往同质性原则导致农民工（相比城市职工）在社会资本存量方面更加欠缺，难以进入高收入职业，且职业内的讨价还价能力也很有限。两种路径差异的综合，是导致农民工收入较低的重要社会原因，因此，社会资本是维持和固化社会不平等的微观机制。

中国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使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并存。当人们的个人关系网络跨越两种体制时，体制跨越者将获得各种经济回报。边燕杰、王文彬（2012）研究发现，2/3的被访者建构了跨体制的社会网络，跨越者的社会资本总量、家庭年收入、个人月均工资收入、工资外收入都高于非跨越者。张顺、郭小弦（2012）将人力资本理论、地位获得模型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置于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探讨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影响因素的差异性。

研究发现，教育回报率显著下降，这表明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对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获得有不同的影响；在体制分割的背景下，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对求职结果的作用强度有着显著差异。近期的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可起到直接和间接作用，还要通过一些中间变量。吕涛（2011）认为，社会资本带来地位回报的过程是以行动者人力资本为条件的复杂因果机制。社会资本也可能与人力资本共同起作用，例如，赖德胜等（2012）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提高大学生就业概率方面都不可或缺，不过，决定其毕业起薪的因素是人力资本，决定其能否进入国有部门工作的因素是社会资本。而在获取就业机会和起薪决定方面，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很重要。在决定能否进入国有部门工作方面，二者有较强的互补关系。戴勇、朱桂龙（2011）通过针对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社会资本和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吸收能力在社会资本和创新绩效之间起调节作用。

在公共治理方面，制度环境包括政治制度环境和社会资本，前者包括权力结构和法律结构，后者包括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研究发现，制度环境通过影响制度空间和制度成本这两个机制来影响公共治理制度安排（李文钊、蔡长昆，2012）。

社会资本的作用也可能受到制度环境的调节。例如，有学者研究了不同制度环境下社会资本强度与企业实际控制权的互动关系，发现当企业的社会资本强度一定时，企业的环境越以非正式制度为主，就越有利于实际控制人利用社会资本控制链来控制公司；实际控制人拥有的剩余控制权越多，其可操纵企业的自主行为空间也就越大。反之则反（赵晶、郭海，2014）。这些研究较少提及可能存在的负面效应。吴宝等（2011）通过案例研究发现，高社会资本会提高融资风险网络的平均中心度，降低网络破碎程度，致使网络凝聚程度提升，进而加剧企业间风险传染。

（三）社会支持与融合

一个人从小到大都要得到关爱、照顾，也要融入社会，这都离不开社会网络的支持。赵延东、胡乔宪（2013）认为，社会网络主要通过提供社会支持与信息来促进健康行为，从而提高健康水平。新生儿母亲社会网络中强关系比例越高，越可能在新生儿成长的早期为母亲提供实际的支持，从而提高母亲提供母乳喂养的可能性；她们的社会网络中如果有医务人员，能更有效地传递相关知识和信息，也可提高母乳喂养的可能。在婚姻暴力方面，赵延东等（2011）分析了女性的社会资本对婚姻暴力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发现，网络规模和网络结构（亲属比例）对婚姻暴力的发生具有预防作用，网络资源（节日网中嵌入的资源数量，即其中的职业声望和职业个数分数）没有预防作用；网络结构对婚姻暴力的严重程度没有明显影响，网络规模和网络资源对婚姻暴力升级有抑制作用，但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

婴儿长大过程要接受教育。在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研究领域主要有两种研究进路：布迪厄的“网络资源”和科尔曼的“社会闭合”进路。赵延东、洪岩璧（2012）认为，“网络资源型”社会资本源自家长的社会网络，它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而“社会闭合型”社会资本则源自家长与孩子本人、教师及其他家长之间形成的紧密社会结构，孩子可以直接从此类社会资本中获益。这两种社会资本有复杂的交互作用，可以共同促进孩子的学业成绩。

接受教育后，人们要进入职场、融入社会，对于两代农民工来说更是如此。李培林、田丰（2012）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对新、老一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这两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并没有根本差异；农民工的工作技能影响其社会融入；政策制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必然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而对于移居到城市的新移民来说，其本地网络的密度越高，社会融合程度越高；但是本地网络对其心理融合并没有显著影响，还阻碍其身份融合。本地网络的规模对其社会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和经济融合的影响不显著，却显著影响其文化融合（雷开春，2011）。是否“融入”又与留城意愿有关。农民工与打工所在地的政府工作人员的关系（即政治社会资本）比一般社会资本更影响其留城意愿，弱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比强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影响更大（刘茜等，2013）。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有助于缩小其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不过市民的群体同质性可以影响这种社会距离：当本地居民对农民工存在偏见时，如果周围的人也不关注农民工，则同群效应会强化这种偏见，从而弱化本地居民的交友意愿；反之，如果周围的人关注农民工，则同群效应会抵消偏见的消极影响，使本地居民与农民工的交友意愿提高（王桂新、吴俊奎，2011）。

三、社会网络的实验研究

中国的社会网络研究主要是调查研究，很少关注网络结构与权力分配之间的关系，这恰是实验范式下的要素论的贡献。刘军等（2011）分析了要素论的建模原理及多种结构条件。要素论研究发现，权力的分配取决于行动者的偏好、信念、关系类型及诸多结构条件，因此，核心点未必有权。要素论的优势有：运用分析—组合法、根据网络结构预测权力的分配、坚持理论导向的实验研究、揭示了权力来源于“排除”机制、可用于研究复杂的社会历史结构。在要素论中，强制关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不过社会网络领域对强制关系的研究较少。刘军等（2013）基于要素论探讨强制结构的含义、分类及模型，重点探讨了间接强制结构的效应。间接强制是涉及至少三个行动者的一类“不交保护费就让‘外人’收拾你”的结构关系。实验研究结果表明，间接强制结构与直接强制结构一样有效力，二者都使强制者获得最大的剥夺率。要素论认为，“排他式”结构会产生强权，弱权者会通过联盟来对抗强权，实现权力的逆转。不过，现有的研究没有考虑到“关系”因素，为此，刘军、郭莉娜（2013）检验了排他式结构中关系强度对弱权者联盟的影响。实验结果证明，不考虑关系时，弱权者可以通过联盟来对抗强权，实现权力的逆转。考虑关系时，强权者坚持利益均沾原则，给每一位弱权者至少一次交易机会；强权者也坚持逆差序格局的行为逻辑，即更愿意和弱关系者特别是无关系者交换；在弱权者联盟中出现更多的背叛，使通过联盟逆转的权力关系再次逆转，即强权者再获强权。背叛者通常是与强权者有过合作基础的弱关系或无关系者。可见，考虑到网络结构和关系强度后，表明关系有权宜性。上述三项研究采用实验法探讨小群体中的网络结构与资源分配，可视为对社会网络的调查研究的扩展，在一定意义上更有解释力。

在社会网的实验研究传统中，主要利用大学生作为被试，但是大学生与一般成人是不同的，基于大学生的研究结果未必有普适性。研究表明，本科生被试效应的确存在，但这种效应仅是强度上的，而不是方向上的（刘辉，2014）。不过，有经济学者发现，条件合作普遍存在，不因群体（大学生和工人）的变化而变。合作实验的惩罚制度存在内生溢价（即内生的制度选择相对于外生的制度选择对合作水平会产生正向作用），但是不同群体的溢价可能方向与机理不一致；社会资本（一般信任和网络规模）与合作水平正相关。这些研究发现为针对不同群体实施有差异的激励机制、促进合作提供了理论和实验依据（周晔馨，2014）。

四、关系研究

纪莺莺（2012）归纳出了四种讨论中国社会关系的不同路径：“特殊主义”和科层制、庇护主义、儒家社会理论与“关系”，以及社会网络研究。这些路径显示出三支讨论社会关系的脉络：政治经济的制度视角、伦理含义的文化视角及社会网络的结构视角。作者建议将这三种视角结合起来，探讨社会关系的结构特征与伦理内涵为转型社会的制度变迁提供了怎样的基础。

在关系研究的方法论方面，曾国权（2011）认为，既有的“关系”理论存在着一种实体主义倾向，看不到“关系”的关系性，无法理解关系情境和行动者的互动过程。因此，分析“关系”问题应当结合关系社会学和结构化理论的观点，在“关系”动态理论架构下进行研究。刘军、杨辉（2012）也认为，近百年来，学术思潮正在由实体论走向关系论。实体论有两种观念，即自—动观和互—动观，其基础是要素—集合观，该观念未能“真实地”描述现实世界；关系论来源于“交—互观”。关系论坚持交—互作用、过程优先、关系视角、去物化以及涌现性原则，它摈弃实体论的思维方式，揭示“世界就是动态的关系网”。对深层的“潜蕴性关系”的把握，是本土关系研究的关键所在。

“谋略”是“本土化”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翟学伟（2014b）认为，谋略是由中国文化脉络所滋生的一种心智及其行为，是依照阴阳思维方式演化而成的。“谋略”的内容深邃，有别于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与知识论。研究谋略既应关注其中蕴含的争利性，还应看到其适应性。由于中国文化假定人心可以相通，日常互动又有长时效性与低选择性特征，因此其互动计策便会在以和谐为目标的阳性中表现为隐忍、人情、面子、情境中心、玩阴招等阴性特点，进而演化出戏剧性的特征。作者认为用博弈论讨论不清楚谋略现象。

“差序格局”是另一个动态的“本土化”关系概念。沈毅（2013）认为，此概念蕴涵着“义”“利”混合的文化特征及“公”“私”不分的制度意涵，并不适合用“强—弱关系”理论来分析。作者认为，在传统的官场、乡土、商场等组织场域中，差序的私人“关系”主要表现为“主从关系”“人缘关系”“朋友关系”等形态，分别蕴含着法家“权谋”传统、道家“隐忍”传统以及儒家“仁义”传统的差别。此三种私人“关系”构成了科层制的对立面，使本土“关系”理论区别于社会资本理论。因此，本土的“关系社会学”要想揭示文化传统特征与去制度化意涵，需要运用诸如个案调查、叙事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沈毅（2012）恰恰通过案例分析法分析了某国有企业改制30年的发展历程，揭示了组织领导与骨干下属之间的上述三种“关系”形态呈现为“主从关系”→“人缘关系”→“朋友关系”的渐次转型，组织领导模式则呈现出“集权式领导”→“人缘式领导”→“人心式领导”的转型，组织领导的私人“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规范组织制度，使组织难以转向科层制度。这可能是本土的关系理论区别于西方的组织社会资本理论的依据。

中西方的个体社会资本有差异，这是另外的依据。在边燕杰、张磊（2013）看来，西方的社会资本有弱连带性、功能单一性、偶发义务性；相比之下，中国的关系资本具有强连带性、功能复用性、频发义务性等特征。在转型经济中，竞争程度和体制不确定程度越高，关系社会资本的作用空间越大；如果竞争程度提高，那么要想缩小关系社会资本的作用空间，必须大力增强体制的确定性。在中国，非正式关系渗透在各类正式组织之中。边燕杰、郝明松（2013）证明，中国非正式社会网络的资源存量高于英国，而正式社会网络的资源存量低于英国；两种社会网络的分布，中国比英国都更集中，与地位资源的相关性都更强。

中西方的自组织也不同。罗家德、孙瑜等（2013）以在四川地震灾区收集的乡村社区案例为基础，比较了中美两个行业协会组建历史的案例。研究发现，不同于西方的正式规则作用，中国的自组织过程是在社会关系特质下进行的，中国能人往往是一个既定社会网的中心人物，具有较强的政治精英色彩。在本土案例中，正式规则不足，均分法则经常取代公平法则；能人通常遵守人情与均分的平衡，一旦平衡打破，对能人的信任就会遭到破坏。但与西方的自组织过程一样，能人需要负担初期成本投入，后期可获得声誉回报。其中，本土自组织中尤其存在“人情困境”，即如果资源支配者分配的资源有利于请托者，就违背了公平法则，可能遭受社会非议甚至法律惩处。这是中国能人面临的最大挑战。

总之，近4年以来，国内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在理论反思和实证研究方面发展很快。未来需要在如下五个方面进一步研究。第一，网络的内生性问题。仅有好的复杂模型和识别策略还不够，如何得到有更多信息和更好研究设计的数据才是解决社会资本内生性问题的关键，这就要求研究者特别关注研究的方法论。而对于未关注内生性问题的一些既有的分析结果来讲，如何解决其内生性，得到真正的因果关系，也是需要研究的问题。第二，注重本土化的关系研究。如何提出本土性的理论和概念，哪些本土性概念可以上升为理论，哪些需要进一步锤炼其意义，需要有更多的分析。第三，社会网的交互主体性值得关注，因为现有的研究较少关注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现实“互动”。这里涉及社会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内部对话（inner conversation）、“真实”互动过程和心理等诸多“机制”性议题。第四，继续加强社会网的实验研究，因为相对而言，受控实验更可以揭示关系现象的机制，更具有解释力。第五，目前，大数据研究看似“火爆”，但是真正的大数据社会网研究成果仍然少见，这是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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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6，《中国社会学年鉴2011-201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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