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没有人要我讲内心那个很庞大的骚乱、创伤、痛苦，没有人知道我害怕睡觉、害怕晚上、害怕早上、害怕阳光、害怕月亮。”

1

林奕含自杀前8天拍的采访视频。我一遍遍地看，看完，拉回去又看。我看，一遍遍看，眼睛疼，有些模糊。我又看，再看一遍，好像这样她还活着，没有离开。

我的眼睛肯定又红又肿。房间有东西倒下了，玻璃碎裂，洒了一地。我急忙直起身，撞到坚硬的桌角。血一点一点，濡湿了白色衬衫。我听见一小块蹭掉的皮肤落下的声音。

一夜无眠，心情down到谷底，行尸走肉般游荡到楼下的沙龙。剪短长发、烫出波浪、染上颜色，内心难以克制的恶意一扫而空。

她刚出版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个故事可以用两三句话讲完”，她说，“用很直观、很直白、很残忍的话，就是有一个老师，长年用他老师的职权，诱奸、强暴、性虐待女学生”。

当有人问她，小说里的房思琪是你吗？她说不是。她自杀后，她的父母说，她把自己被性侵的经历分别用在了4个角色上，房思琪只是其中一个。

她说，“这么大质量的暴力，绝不可能再现。”所以，她把暴力分成了4份，这样就显得轻一些。轻，不是她心里的份量。而是她希望，这是落在别人心中的份量。自己的痛，不成为别人的惊扰。

她静静地讲述，那么专注，那么温柔，像慢慢把自己分离了出来。但当她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她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她停下，努力吸一口气，让自己平复下来。她好像意识到，自己不是轻，而是弱，弱到要用“人类历史”引起注意，要用“大屠杀”喊出痛苦。

她要自己的痛在别人的身上是轻的，她要告诉别人自己的痛在身上是重的。

她在夜里辗转反侧。她走出房间，蹑手蹑脚来到父母的门前。里面传来均匀的呼吸，父母睡了。她的痛是这么重，但她多想隔着房门轻轻诉说。

她的痛那么重，但她要自己说得那么轻。轻了，也许就不痛。

2

林奕含写完小说，自杀了。像完成了一个计划。

但她写这本书是自救，不是自杀。当人们以为时间会救出受害者，让伤口愈合，令不愉快被淡忘。她用笔争辩，不是这样的，身体离开了暴力，但灵魂没有。

这是“一个女孩子爱上诱奸犯故事”，她换了措辞，用“诱奸”替换“强暴”，重述自己。她想强调，这种暴行里有“共谋”的假象。

小说里，小女孩被强行插入，但她说对不起，好像功课没做好。当她求助无援，又不敢声张，只能用接受强暴的借口，不是老师坏，是因为自己漂亮。慢慢地，“她心里充满了柔情，里面有欲望，有爱，甚至到最后她心中还有性。”而她，也因此“终将走向毁灭和不可回头。”

暴力留下的最深烙印，不在肉体上，而是对受害者的精神驯服。

无尽的自责令她把自己的经历和集中营联系在一起。她提到莱维，因为他书写暴行的“灰色地带”，被害者配合施暴者的计划。她把自己比做奥斯维辛幸存者，因为很多犹太人走出集中营很多年后才自杀。屈辱，会在暴力不存在后，令自己充当自己的刽子手。

她说，写书是“叩问”。但诞生于叩问的作家，往往死于无人应答。

3

林奕含叩问，是不是“文学辜负了她们”，成为了施暴者的捕鼠器。

她描绘了一个“畸形的思想体系”，“非常矛盾，以至无所不包”。代表人物有胡兰成，狼师“李国华”是他的赝品。

在其他场合，她说过，余光中和余秋雨也是这类伪善者。他们有风雅的名声，有权威的身份，但思想上错漏百出，为人不堪入目，但他们总是能在做恶后，“一团和气”，用修辞，用技法，引经据典“解套”自己。他们的“爱”，只是自恋，“爱的是自己的演讲，爱的是这个语境。”

受害者怎么会有“爱”的错觉，她说，因为“审美”。道貌岸然的名士，在他们满是裂缝的思想体系上填填补补，涂油抹彩。他们高度艺术化的手段，因为“美”迷惑了小女孩。而他们也借此满足自己的欲望，播种文化为名，实则“食色性也”。

她以一己之力，几乎解开了受害者“爱”施暴者的谜团。她看到了自己怎么被“文明地”诱捕：“人们被教育要服从权威，敬仰权威，我们将对权威的想象投射到好像握有权威的人身上，直到幻灭那天。”

但我说她只是“几乎”，是因为她所迷恋的“文学”不过是一种低级的文学。而她谈到的“畸形的思想体系”，只是某一种反智的思想体系。

她问：艺术是不是仅仅是“巧言令色”。当然不是，艺术至少两面：有粉饰，就有揭露；有建构，就有解构；有赞美，就有批评；有虚拟，就有真实；有煽情，有祛魅。

不是文学辜负了她，而是她误入了文学的歧途。

4

林奕含令我痛心的是，她已经就快走出那道幽暗的门，却突然止步了。

她说自己是“中毒非常深”的张爱玲迷。“中毒”这词用得真好。但她却不敢用笔下一个判断，张爱玲和胡兰成是一个世界的人，他们不是狼与羊，而是狼与狈，寄生在那个“畸形的思想体系”。他们的文学是空洞的，尽是辞藻和技巧，自欺与欺人。红尘滚滚的美，那只是混世的自怜。胡兰成看张爱玲，瞎子摸盲人，有何“透彻”可言。

她说，自己质疑艺术的“真善美”。但她中毒的那种“文学”里，有装饰的美，有形式的善，唯独缺少“真”的维度。虚假的文学，经不起文学的批评；而对旧文学的批评，又会形成新的文学观。批评的文学，也自成传统，如赫胥黎、奥威尔和阿特伍德。

她说，写这部小说不为谴责，不是控诉。但在采访中，她把自己经受的比做越战、大屠杀和核爆。她压抑自己的愤怒。因为她认为这是不雅的。讲述屈辱，也是不雅的。尽管她已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写了出来。

她还在为“美”抑制自己，尽管她是被“美”伤得最深的人。

5

有人说，林奕含不该写成书，这令她受到更多伤害。

不是这样的。她说出来，是想开启对话。她伸出一只手，希望有人能握住，把她从一个她已厌恶至极的文字世界拉出去。

但她没等到这种人，没有人和她对话。甚至，没人注意聆听她说了什么。她不要同情，她不是为了唤醒社会，她不要和那些大词连结。她说：“我不希望任何人被救赎，我没有抱着任何‘写完就可以好起来，越写越升华’的动机，我感到很多痛苦，后来抱着不怀好意与恶意在写。”

她要的是质疑，质疑那个让她如此相信的“道德文化”。她说了，没有人听见。她只是性侵的书写者，不是“道德文化”的受害者。她只是一个例外，不走运者。

这不奇怪。我们的文化就是筛选掉不和谐音符的文化，空气里弥漫着麻痹神经的气体。即使在她自杀后也一样。有作文才女忙不迭地颁发奖杯，说她文字真美，像纳博科夫和张爱玲混血。有流行作家开出药方，说如果她不认为自己是被损坏的货物就好了。还有更多的人探讨抑郁症，就像她得了重感冒。

她想谈一个被文化强暴的话题，失败了。

6

作为一个受害者，将屈辱吞咽下去这么多年，林奕含已经表现得足够坚强。她有如此清晰的表达能力，她也已经准备去对抗那个伤害她之后，又在侵蚀她的“文化”。

但她退了回来，永远的退了回来。她没有援手，一直孤立无助。

离她最近的人才是令她绝望的人，这是最残酷的真相。

当她被老师性侵，想告诉妈妈，就试探地说学校里其他同学发生了这种事，妈妈冷冷地说，“一定是那女生很骚”。她立刻打消了念头，她还曾对妈妈说：“我们的家教好像没有性教育。”妈妈回答：“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

她接受精神科治疗，到她自杀前。我不知道她父母什么时候知道她的经历。但是在她去世后，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她父母的羞耻感，只想着尽快让事情翻篇：

“她写书的目的是为了社会上不要再有第二个房思琪，希望天下的父母、善良的男孩、女孩和男人，都能用温柔和温暖的心灵来一起保护房思琪们。”

这还不够。林爸爸接着又发了消息，“轻轻地诚挚地拜托大家”，“请记住她的遗愿，是预防”，“而不是追究任何个人。”

林奕含的感受是对的，她像生活在集中营里，一步一步地走向毒气室。

暴力之后，是怯懦与伪善毒杀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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