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亚当夏娃在拂晓》，[美]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Ryan）[美]卡西尔达?杰萨（Cacilda Jethá）著，徐志戎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5月

我们在此关注的不是希望或者恐惧，而是我们的理性让我们能够发现的真理。

——查尔斯·达尔文

一片无花果树的叶子能掩盖很多东西，但人类的勃起却不在其中。有关人类的性起源及其本质的标准叙事自认为它解释清楚了一种丑陋、欺骗、三心二意型的专偶制的发展。在这个老故事中，异性恋的男女都是一场傀儡战中的小卒子，指挥战争的是男女两性相抵触的基因程序。我们听到的是，这场大灾难源于我们男女的基本的生物“设计”。[我们在这里使用“设计”这个词，纯粹是一种比喻，绝不是指人类行为或生物意义上的演化有任何“设计者”或者有任何目的性。

男性力求让自己可以大量制造的廉价种子远播广种（同时，他还要控制住一个或几个女性，以增加做父亲的确定性）。而女性则要保护自己有限的、周期性供给的珍贵卵子，不让它们落入不值当的追求者手里。女人在套住一个能养家糊口的丈夫之后，就会寻找比丈夫的基因更优秀的男子，（在排卵期）撩起裙子，抓住机会，和这些壮汉秘密交配。此幅图景实在不怎么雅观。

生物学家琼·罗格嘉顿（Joan Roughgarden）指出，达尔文150年前描画的图景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她写道：“对性角色的达尔文式描述并未过时。”“用今天的生物学专业术语再说一遍，达尔文式的叙事被认为是已经得到验证的科学事实…… 性选择的自然观强调的是冲突、欺骗和肮脏的基因库。”

作为“知心女神”（The Advice Goddess）的专栏作家艾米·奥肯（Amy Alkon），她自己对这一影响深远的叙事提供了最典型的通俗表述：“单身母亲在很多地方都会感到处境艰难，但最可怕的应该莫过于身处180万年前的荒原。那些能够将基因传给我们的女先祖们，对于和谁一起钻进草丛应该是相当挑剔，终于将爸爸从小流氓里拣选出来。男人有不同的基因驱动——他们带回家的野牛肉，不能落进别人孩子的肚子——他们逐渐认为，与那些容易被勾引的姑娘厮混风险太高。”现代世界就这样被装进这个井井有条的箱包：生育期对保护的需求、对爸爸和无赖（dads and cads）的分辨、亲职投资和嫉妒、性的双重标准。但是，就像机场里的警告所说：留意那些不是自己亲手打点的行李箱。

说到英国女士，我几乎已经忘记她是什么了——某种天使般的、美好的东西。

——达尔文书信，发自小猎犬号

贵族绅士们是值得怜悯的。在爱这件事上，他们几乎没有优势可言。他们可以说自己渴望在牧师的花园里，得到一个雀跃的妻子的吻，但不能说她在我身下呼喊，紧紧抓着我的背，而我射击我的猎物，使其燃起烈焰。

——罗杰·麦克唐纳（Roger McDonald），

重新评估我们矛盾的性关系的最佳起点，可能是查尔斯·达尔文。达尔文的大作《物种起源》在不经意间，为反性欲的偏见镀上了一层经久不衰的科学光泽。尽管他是位天才，但“关于性，达尔文所不知道的事”这个论题足够塞满一批专著。这本就是其中之一。

《物种起源》出版于1859年，那个年头，除了“光荣的希腊，庄严的罗马”之外，人们对古典时代之前的人类生活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对史前史的时间定义是大约20万年前，地球上生活的晚期智人——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过着没有农耕也没有文字的生活。那段历史是一块白板，理论家只能用想象填补空白。在达尔文和其他一些科学家开始松解宗教和科学真理之间的捆缚之前，对远古世界的猜想受到宗教教义的严格限制。对灵长类的研究当时刚刚起步。但最近几十年得到的新科研资料显示，达尔文的盲点，就像他的洞见，同样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比如，达尔文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霍布斯对史前人类生活的著名概括：“孤独，穷困，肮脏，残忍和短命”，让这些误导性的假设深深嵌入我们今天有关人类性习性的各种理论中。如果让今天的人想象一下史前人类的性生活，大多数人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手持木棒的穴居野人，揪着一个半昏迷女人的头发，将她拖走。我们将会看到，这幅史前人类社会霍布斯式的画面上，每一个细节都是错误的。达尔文还通盘接受了马尔萨斯对遥远往昔的揣测，极大地夸张了早期人类的苦难，故此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怀有特别的优越感。这些致命的误解一直顽固地盘踞在当代演化学的领地内。

按照标准叙事，好色的男人和挑剔的女人之间上演了一场无止尽的探戈，虽然达尔文自己没有上场朗诵这篇叙事诗，但他确实为这一叙事所谓的“自然性”和不可避免性敲响了鼓点。他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女性……不像男人那样性急，只有极少的例外。……（她）需要对方调情；她矜持，经常表现为长时间地努力躲避某个男人。”这种女性的含蓄也许是很多哺乳动物交配系统的关键特色，但却不怎么适用于人类，事实上或者应该说，不适合与我们最近的灵长类。

达尔文想过，早期人类可能和大猩猩一样是多偶制（一个男性和数位女性交配），他写道：“从人在今日之下的社会习惯以及从绝大部分野人都是多偶制来判断，最接近事实的观点是，最原始的人原来生活在小社群中，每个人根据尽其供养和取得的能力，拥有很多妻子，他嫉妒心十足地防守自己的妻子，不让其他男人碰到她们。 还有一种情况是，他和大猩猩一样，一个人带着几个妻子独立居住……”

演化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直言不讳地表示：“在所有的社会，性，至少是某种‘脏兮兮’的东西。性在行事时要避人耳目，它让人产生无穷遐思，受习俗和禁忌的规范。”但他说此话时，看上去也是“从人在今日之下的社会习惯来判断”（而且，他还没有达尔文的自我意识）。我们将向读者展示，性确实“受习俗和禁忌的规范”，但除此之外，他过分自信地宣称的其他几个方面，却有大量的例外。

和我们所有人一样，达尔文将他自己的个人经验——或者说将他的缺乏经验——融入了他对于生命本质的假设中。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让我们看到了达尔文世界里的性虚伪。福尔斯说，19世纪的英格兰是一个“女性被神圣化的地方，而你花上几英镑——或几个先令，就可以找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陪你一两个小时。……是一个女性的身体被空前隐藏，隔绝于视野之外的地方；是一个以雕刻裸女来衡量每一位雕刻家才能的地方；是一个所有人都告诉你女人没有性高潮，但每一个妓女都知道如何假装高潮的地方”。

在某些方面，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性观念可以说就是蒸汽机的复制品。对性欲释放的严厉拒绝，如同阻断了能量的正常流动，制造了持续上升的压力。通过有控制地、短暂地释放积聚的能量，可以实现做功。虽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犯了很多错误，但说到“文明”发展的主要基础是受阻的、集聚的、累积的和改变了方向的性欲，他是对的。

沃尔特·霍顿（Walter Houghton）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思维框架》（The Victorian Frame of Mind）一书中解释说：“为了保持身体和思想不受污染，男孩们受到的教育，让他们将女性视为尊重甚至敬畏的对象。他会认为一个好女人（他的姐妹和母亲、未来的妻子）更像是天使，而不是人类——这种形象不仅算计着要将爱与性分离，而且将爱变成膜拜，对纯洁的膜拜。”7当男人没有心情崇拜自己姐妹、母亲、女儿和妻子的纯洁时，他们自然应该去找妓女发泄自己的肉欲，而不是“欺骗”“良家妇女”，威胁家庭和社会的稳定。19世纪哲学家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观察到，“仅在伦敦一地，有大约8万名妓女；如果她们不是一夫一妻制神龛的牺牲品，又是什么呢？”

查尔斯·达尔文当然没有对那个时代的性欲恐惧症免疫。事实上，，人们可以说，他对这一恐惧症的影响特别敏感，因为他是在他著名亦无耻的祖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的智识阴影下长大成人的，这位祖父藐视当时的性道德，公开和好几个妇人生儿育女，甚至在他的诗中大肆宣扬群交。达尔文在八岁时丧母，这也许让他在脑海里牢牢地留下了天使般女子在肉欲横流的尘世之上飞翔的图像。

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是最受尊重的达尔文专家之一，他将困扰达尔文一生的焦虑症、抑郁症、周期性头痛、头晕、恶心、呕吐和歇斯底里的哭泣，这些病症都符合早年丧母造成的分离焦虑。证明达尔文心理创伤的另一个证据是，他成年后给一位刚刚丧妻的表兄写过一封很古怪的信，信上说：“在我一生里还没有失去过这样的近亲，”——他显然是在压制对母亲过世的记忆，“我很难想象你内心的悲哀。”达尔文孙女的回忆也证明了他的心理创伤，她记得，有一次玩拼字游戏，有人将M加在OTHER的前面，达尔文满脸困惑。他盯着拼字板看了好久，然后告诉大家，没有这样一个词。在场的人无不大吃一惊。

维多利亚时代对肉欲的极端厌恶，一直延续到查尔斯的长女亨丽埃塔（Henrietta）身上。人们叫她“埃蒂”（Etty）。她负责编辑父亲的著作，用蓝色的蜡笔划掉她认为有伤风化的段落。比如，查尔斯在传记中谈到那位思想自由的祖父伊拉斯谟斯，埃蒂删掉了提及伊拉斯谟斯 “对女人们如火的情爱”的部分。她还从《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和达尔文自传中删掉了“冒犯性”的文字。

埃蒂要踩扁一切性感事物还不只局限于文字。她对雷氏鬼笔菇（Phallus ravenelii）不依不饶，必欲除之而后安。直到今天，达尔文故居周围的树林里，仍然生长着这种菌类。显然，鬼笔菇外型像极了人类的阴茎，让她坐立不安。若干年后，埃蒂的侄女（查尔斯的孙女）回忆说，“埃蒂姑姑……带上篮子，尖头木杖，狩猎斗篷和手套”，冲进树林，寻找雷氏鬼笔。晚上，埃蒂姑姑“为了保护女仆的纯洁，闭紧起居室的门，将这些蘑菇扔进壁炉的烈火中” 。

他会占有你，当他的激情过去，新鲜感消失，你只是一件比他的狗更好一点，比他的马更亲密一点的东西。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爵士

不要误会我们。达尔文知识丰富，人类思想家的圣殿里当然有他的一席之地。如果你是攻击达尔文的斗士，希望得到增援，我们不是你求助的对象。查尔斯·达尔文是一位天才、一位绅士，我们对他怀有无限的敬意。但在男性天才身上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说到女性，他们基本上摸不到头绪。

在人类的性行为问题上，达尔文除了揣测，鲜有贡献。他自己的性体验似乎只限于他过于正派的妻子艾玛·韦奇伍徳（Emma Wedgewood），她是他的表姐，也是姻亲。在他乘小猎犬号进行环球航海时，年轻的博物学家看起来从没像那个时代的其他海员那样上岸寻欢作乐。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在他的畅销小说《泰皮》（Typee）和《乌穆》（Omoo）中提到达尔文离群独处，专注于采集资料的工作，也可以说他完全没有尝过南太平洋的乐子，而在几十年前，这些乐子甚至激起了战舰邦蒂号（The Bounty）的船员哗变。

达尔文在还没有任何具体对象的时候，就认真考虑了自己的婚姻，他的盘算完全是抽象的。在关于结婚还是不结婚这个问题上，他用笔记本分别列出支持和反对的理由。在支持结婚的一边，他列下了：“孩子（如果幸运的话），分享共同爱好的长久伴侣（和晚年的朋友），一个去爱和一同嬉戏的对象——无论如何比狗好吧……女性的闲聊……但是会消耗大量的时间。”

在同一张纸上的另一栏里，达尔文列了一串他的顾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自由，极其有限的社会选择……不要被迫拜访亲戚和注意各种琐碎细节……变得肥胖和懒散……焦虑和责任……也许我的太太不喜欢伦敦，那么，惩罚是放逐和退化成懒洋洋的、一事无成的傻瓜。”

虽然后来证明达尔文是一位非常温情的丈夫和父亲，但他写下的婚姻优缺点表明，他很认真考虑过选一条狗来伴他生活，而非选择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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