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为中国的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元朝的水师正准备于公元1279年歼灭南宋的残余舰队，此战役结束以后，‘大可汗’成为了中国唯一一位异族的统治者，在元朝期间，有一位年轻的使者-马可-波罗，由此元朝创建之主与威尼斯来客以礼相待，并建立了一段相处甚好的关系，马可-波罗自此仕元，并承接了大可汗的各种差使，奉使访问过东南亚诸多国家，同时也给元朝提供了很多有意义的情报。

马可-波罗称中国为Cathay，中国南方人为‘蛮子‘（man-zi），北京人则成了’堪巴禄克‘（Cambaluc），即蒙古人所谓可汗之大都（Khan-baliq），通称中国杭州人为’行在‘，马可-波罗稍一调整则成了（Quinsay）。

马可-波罗这位欧洲到访的使者把中国的纸币看为一大奇闻。石绵则出自高山之间，可以凿碎分裂，’有如树木之纤维，然后’用作布巾‘‘。煤则为’一种石块，燃烧时有如木材‘，从山上采下烧之生热。

从马可-波罗所记录中可以另一面看出忽必烈，他作为一个领袖的统治者，既有慧眼也有相当高的警备，其志不在战胜攻取，可是却也真心有意的使在他统治管理下的人民，在最基本的需要中得到满足。他多少将宗教当作一种利用工具来看待。信仰既可以利用作为为他统治帝国的奠基石，可以增进团结，也可以被反利用为一种实行破坏的号召力，足以使其解体。所以他对各种宗派的容忍之大，把他们看作对自己施政方略的手段策略。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开明专制有很大的好感；但如有批评之处他也绝不含糊，他有一次曾说；’所有的中国人都厌恶大可汗的政权，因为他所派的地方政府首脑多为鞑靼人，尚有更多的色目人，他们均把中国人当为奴隶看待，使他们无法忍受‘。自此可以看出，大可汗以遗传的权利凌辱于中国之上的办法没有成功，只好以征服的力量来控制局面，因此他对本土人不信任，也只能将权利放在鞑靼人、色目人及基督教徒手中，这些人都附属于他的皇室之中，忠于职守尽职尽责的对他服从。

马可-波罗来到中国17年于1292年春，马可-波罗受大可汗的委托护送一位蒙古公主到波斯成婚之时，趁机向大可汗提出回国的请求，大可汗便答应了，完成使命后，马可-波罗于1295年末终于辗转回到了离别亲人24年的家乡。他们的见闻引发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并传遍了整个威尼斯，然而他们从东方带回来的奇珍异宝也让他们成了威尼斯的巨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