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场域理论：从理论到应用的文献综述

场域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媒介研究框架，超越了传统媒介研究范式结构与文化的二元对立，提供了一种连接宏观与微观的分析路径。本文追溯了布迪厄场域理论的渊源，从理论框架、分析议题、研究典范几个方面对媒介场域理论进行梳理。最后，梳理了中国特殊的媒介语境下媒介场域理论的适用性及研究议题，并指出目前场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场域理论概述

（一）理论渊源：从物理学到社会科学

1. 从卢因到布迪厄：进入社会科学的场理论

“场”（field）的概念源于物理学，指物体周围传递重力或电磁力的空间，电磁学构造了严谨的场理论模型，试图解释场与场内元素的相互作用(Martin 2003)。格式塔心理学最先讲场理论引入社会科学，其中以库尔特·卢因的场论最为著名。卢因在界定他的场概念的时候援引了爱因斯坦的定义：“场是相互依存事实的整体”（申荷永，1990）。卢因着重探讨“个体”与“环境”，认为“场即生活空间”，人与环境是一个共同的动力整体。在特定时间，决定个体行为和心理活动的所有事实 , 是一个个人的主观因素、客观环境及被主观化了的客观环境所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刘海龙，2005 ）。

将场理论普遍化的人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他在经过长期的人类学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适用于各学科的“场域理论”。所谓场域，是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种种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法则、规律与权威形式。这些规则界定了一个社会构建的空间，“从分析的角度来看 , 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network)或一个构型 (configuration)。” (Bourdieu，1993)。布迪厄吸收韦伯的宗教社会学, 将社会看作一系列不同的场域，如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生产的场域等。社会行动者即根据他们在空间里所占据的位置进行运作，以求改变或维持在这个社会空间里的位置（朱清河，2010）。

2．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场域中的历史性与斗争

在建构场域理论的时候，布迪厄引用了卢因心理学领域的场理论，但他们的理论方法很不相同（Shoemaker and Vos，2009）。其中一个基本的差异是对于历史的态度，卢因的心理学研究认为“个体行为应该立足于当下的环境现状，而非受到过去的影响。” (Martin，2003) 而布迪厄认为，历史性对理解场域很关键，场域的规则是历史性的。

同时，布尔迪厄强调场域的斗争。场域是一个冲突与竞争的博弈空间，“争夺的对象不仅包括资本的垄断权，还包括场域规则的制定权”（Martin，2003）。任何一个场域，其发展都经过了一个为自己的自主性而斗争的历程，这也是摆脱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控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场域自身的逻辑逐渐获得独立性，成为支配场域中一切行动者及其实践活动的逻辑（朱清河，2010）。

另外，布迪厄与卢因在某些视角上很相似，二者都认为应该采用一种整体的视角来理解社会现象，场理论涵盖围观、中观与宏观不同的层次（Shoemaker and Vos 2009）。

3、关键概念：“资本”与“惯习”

布尔迪厄对“场域”这一观念，考虑更多的是其关系性而非结构性（朱清河，2010）。这种关系是存在于个人意识之外的，它并非人们之间互动或主体间的纽带，位置的占有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机构，然而他们都受到场域结构的制约。布迪厄用“资本”与“惯习”两个概念分析一个场域内的关系。

布尔迪厄所说的资本广义概念的“资本”，不仅包括马克思提到的经济资本，还包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在布尔迪厄看来，资本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领域里有效的资源，它同各种形式的权力，包括物质、象征、文化或社会的权力形式相联系，使个体获得因为参予某个社会领域并在其中竞争而形成的特殊利益（朱清河，2010）。一种资本总是在既定的场域中灵验有效，它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争夺的关键。

布迪厄区分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经济资本是各种产权形式或者金钱的形式；文化资本是借助于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社会资本是指一个人拥有的持久的关系网络”（郭凯，2005）。经济资本是显性的资本，而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具有一定的隐蔽性，通过家庭出身与教育等因素积累形成。三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惯习”是理解场域中行动者的关键概念。布迪厄对惯习的阐释是“它是持续的、可转换的性情倾向系统”。所谓惯习，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Bourdieu，1993）。惯习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是历史经验积淀下来内在化的秉性系统，是在个人和集体实践中形成的感知、行动与思考的倾向。但惯习并不是单纯地复制着历史，它以创造性的方式重建历史经验。历史渗透在行动者的惯习中，行动者对原有的历史经验进行适当的改革，以使在新的社会现实中唤起历史经验（陆鹏飞，2009）。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惯习，由于各个人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惯习就不同，处于相同位置的人们有相似的惯习。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场域既是资本作用的舞台，也是惯习养成和延展的地方，更是主体的实践感得以体验的场所（陆鹏飞，2009）。

（二）作为新范式的场域理论

任何一种成功的理论，其本身就是一种可启迪后人的方法，它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一种新的观点，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卢因认为最好把场理论 “理解成一种研究方法：一种分析因果关系和建立科学结构的方法 ”，许多研究卢因的学者也因此把卢因看作是“元理论家”，把场论视为“元理论”，其体现了整体与动力的统一，结构与功能的统一（申荷永，1990）。

作为独树一帜的理论取向，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新范式。布迪厄通过长期的哲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逐渐远离当时盛行于知识界的结构主义，雄心勃勃地发展起一套旨在打通结构与能动、宏观与微观这两个二元对立的理论体系。

1、 从二元论到二重性：超越结构与主体

社会对行动者的影响以及行动者以何种方式承载社会，一直是经典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绕不开的环节。对于“作为历史的社会到底如何存在”这一问题，西方社会研究一直存在着两种解读社会的方式，一种是社会物理学的方式，另一种是社会现象学的方式，而布迪厄正是从对这两种解读方式的批判入手来建构其社会学认识论的（刘拥华，2009）。

从涂尔干的《自杀论》发展起来的社会物理学研究，将社会视为客观的结构，社会运行是一系列客观规律产生作用的过程，这一结构决定着个体的行为方式。社会研究要发现外在与人的社会事实的规律，而对个体意义的阐释不加关注。另一种取向则相反，强调个体的能动性，萨特的存在主义和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就是典型的代表，这一取向也被称作社会现象学的研究（刘海龙，2005）。文化研究中的受众研究即这一范式，强调主体的意义阐释与解码的能动性。这两种范式，前者从大处着眼，但失之粗疏，后者细致入微，但又常常以己度人，一叶障目（刘海龙，2005）。

布迪厄看来，这些理论取向均有着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困境，其显著的缺陷就是“二元对立”的或者说片面的思考路径（刘拥华，2009）。布迪厄将社会看作是实践者及其文化所型构而成的有机生命体。布迪厄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并不存在一个统摄一切的社会实体，而是存在着各个有着自身特定性的小社会，即场域。每个场域都有着一定的自主性和规则性，发挥着制约作用。社会世界既存在于场域之中，也存在于惯习之中；既存在于主观性之中，也存在于客观性之中。

一方面，我们需要明晰场域中结构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行动者的意识与阐释的意义是社会完整性的一个基本要素。经过布尔迪厄的发展，场域理论成为一个具有相当普适性的元理论和研究范式。布尔迪厄打破学科界线，用场域分析了品味、艺术、政治、体育、电视、教育等领域，显示了场域理论强大的解释力（刘海龙，2005）。

2、 兼容定性与定量的研究范式

卢因认为，对场的研究必须数学化，在这一点上卢因受到卡西尔的影响。卢因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应该突出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意义，所建构的理论应该超越学派，为广大心理学家所普遍接受。这促使卢因坚持用一种精确的数学语言来表达他所建构的理论，他认为数学不但可以表示量的关系，也可以表示质的关系，一切人类行为皆可严格准确地数学化（申荷永，1990）。研究者发现，布尔迪厄在进行其场域研究时，也非常注重统计等经验研究方法的应用。罗德尼·本森认为，对场域理论而言, 场域中定量和定性方面的变化都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说场域理论是一个兼容定量与定性研究的范式（刘海龙，2005）。

二、媒介场域理论与研究

（一） 布迪厄的新闻场域分析

1996年，布尔迪厄做了《关于电视》和《记者场与电视》两个电视讲座，用他的话来说，利用电视来为电视解魅。讲座内容印成《关于电视》出版，批评直指新闻界，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在书中他提出电视场、新闻场等概念，随后又与其他研究者一起将概念整合，提出了“媒介场”（media field）的概念。布迪厄分析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法国新闻场域，提供了利用场域理论分析媒介场的框架与思路。

1.新闻场域错综的社会力量：他律与自主的冲突

媒介场域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比其他的场域更容易受外部力量的作用 , 甚至比政治场更容易受市场、受众的控制。布迪厄关注新闻场域中错综的社会力量，阐释场域斗争的社会意义（刘洋，2016）。一方面，场域既决定着权力斗争的形态，也在斗争中得以重构；另外，斗争是场域内外的各种社会力量交错互动的总和（Nick Couldry 2003）。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法国新闻场域，是知识分子倾向的严肃报纸和商业运作的电视台之间权力斗争的舞台。商业电视的崛起冲击了严肃报纸的地位，双方在各自的新闻框架下各自实践，强调彼此的区别，巩固各自的地位，新闻场域的结构与规则也在斗争中经历着重构。

另外，商业电视的迅速发展积累起大量经济资本，其代价是让收视率成为新闻品质的指标。同时，政界人士发现了电视对大众的吸引力，也开始利用这一平台去煽动民众。这种情形下，政经权力的他治力量对新闻生产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严肃报纸的批判理念和社会威望构成的新闻场域的自治性力量日渐式微。从这个角度来看,双方的场域斗争也是来自场域内外的各种 “自力” 和 “他力” 的较量（刘洋，2016）。

2. 媒介场域符号暴力的形成

在对法国电视场的研究中，布尔迪厄重点关注了电视场符号暴力的形成机制。所谓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是在物质暴力合法性受到普遍质疑后产生的一种隐蔽权力（刘海龙，2005）。布迪厄认为资本与权力都可以变成符号性的，并产生一种支配性的影响。比如电视新闻会将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些猎奇的社会新闻或者名人新闻那里，占用了公众的注意力，从而将公众行使公民权利所应该知道的一些严肃新闻与政治新闻排除人们的视野。另外，电视新闻中一些隐秘的审查机制，比如内容的把关机制、采访对象的选择、讨论者顺序的设置都会对自由交流造成阻碍。符号暴力是一种参与者意识不到的共谋（刘海龙，2005）。

不过，同艺术场、学术场等其他文化消费场的研究相比，布迪厄对电视场的讨论较为通俗化，显得比较随意和粗疏 , 并没有像其他场域研究那样从场域的生成角度来进行历史的描述，也缺乏对微观行动者与宏观结构之间精细地联结。因此，人们想象中全面的媒介场研究，大多来自对布尔迪厄其他场域研究方法的移植（刘海龙）。在此之后，本森 ( Rodney Benson) 、库德瑞 ( Nick Couldry) 等一些媒体社会学家对媒介场理论进行了更全面的讨论。

皮埃尔·布尔迪厄

（二）布迪厄之后：媒介场域理论的发展

罗德尼·本森在布迪厄场域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法国新闻场域，同时从效果观、受众观、媒介与社会观几个维度比较了场域理论与其它传播研究范式的不同。史蒂文森将传播研究的范式分为三种：批判理论、受众研究与媒介研究。不同范式来自不同的社会环境，遵循不同的学术传统，同时，每种范式也存在一定的盲点。如批判理论中，经济决定论和结构主义色彩较浓，忽视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性；受众理论则相反，将行动者的能动性夸大，忽视文化生产和其环境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媒介理论则有过于强调媒介，轻视具体社会语境的技术决定论色彩。本森认为场域理论超越了中结构与文化二元对立的盲点，提供了一种连接宏观－社会与微观－组织分析路径的媒介研究框架（Rodney Benson，2003）。

在分析新闻生产和接受之间的关系上，场域理论超越了传统传播研究范式。媒介研究者不是倾向于研究产生媒介讯息的 “客观” 过程，就是倾向于研究受众诠释的“主观”过程，但不是同时研究两者（Rodney Benson，2003）。布迪厄认为对于特定的文化产品，生产者与受众间存在基本的同源关系，讯息由特定的生产者为特定的受众生产，各阶层具有各自的文化品位与媒介叙述话语。场域理论关心意义是如何通过符号和产生符号的社会动因之间不同作用而生产的。

另外，媒介场域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强调媒介变化的议题，包括媒介场域内部变化的产生以及所产生的社会的变化（Rodney Benson，2003）。场域理论可以超越媒体形式从整体上对媒体进行整合分析（Krause，2011）。新闻生产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包含多个因素的整体，既包括媒体的内容也包括媒介形式（Cook，2006），以及媒体的组织规范与制度框架，场域理论可以历史性的分析媒体的价值理念与制度基础(Benson, 1999)。无论从生产者角度还是从接受者角度，场域理论均可以提供分析框架，同时也可以分析媒体领域与政治、经济领域的关系（Krause，2011）。

同时，后来的学者也指出了布迪厄媒介场域理论的局限性。在媒介场的研究中，重视生产而忽视消费。这一点上，布迪厄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精英主义立场，对大众的解读能力表示了怀疑（刘海龙）。布迪厄重点分析了文化场域中的内容生产者，无论是备受推崇的艺术家还是可怜挣扎的艺术家，而并未详细的分析消费者（Natalia Levina，2014）。同源相似的框架下，生产者的竞争代替了受众多元意义的解读。

随着媒介环境的变迁，尤其是更具互动性的新媒体时代，媒介场域理论有新的发展。新媒体模糊了记者与公众的边界，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共同参与媒介内容的生产，传统的分析框架也基于此得以重构（Adrienne Russell，2007）。社会化媒体赋予了每个人表达权，传受合一与用户生产内容的趋势下内容消费者的地位崛起，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界限发生内爆，场域内不同角色的地位较传统媒体时代发生转变，也可能形成新的社会生产机制（Natalia Levina，2014）。

（三）运用媒介场域理论的研究议题

场域理论为媒介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媒介接受研究、媒介变化、媒介与社会地位在生产都是主要的研究议题。另外，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媒介图景，社会化媒体使得公众获得更多表达权，这为媒介场域增添了更为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方面研究上，对网络时代传统媒介场域对变化，以及新形式的媒介，社会化媒体场域、在线场域的分析都是重要的研究议题。

1、 媒介场域变化议题研究

在对媒介变化议题研究上，Monika Krause运用场域理论，归纳分析了1890到2000年里美国新闻界的报道与转型，追溯公共服务新闻的产生，公关与新闻的关系及技术变革、监管制度及其他外部因素在新闻场域转型中的作用。技术变革在新闻发展史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社会意向塑造了不同社会语境中的媒体，新闻史蕴含着政治与商业的收编与抗拒，媒介的发展也伴随着商业化对媒介场域的入侵。

另外有研究者利用场域理论分析了在新媒体与媒介场域转型。Adrienne Russell运用内容分析，解读2005年法国巴黎骚乱的媒体报道，基于媒介场域理论框架，不同媒体由于场域位置的不同对骚乱的形容采用不同的话语。Adrienne Russell着重于布迪厄的理论在新媒体领域的应用，不仅分析专业生产者的规范与价值，且强调网络时代公众对媒介内容的生产，传统他律与自主的形式发生变化（Russell，2007）。

刘洋利用场域理论，分析了公民记者涌现所引发的新闻客观性争锋。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公民新闻实践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带来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解构，对新闻客观性的职业规范带来挑战。专业新闻人和公民记者在新闻的实践、内容、话语、生产者群体构成上存在多维度的差异，媒介、市场、政府和公众的社会结构性关系体现了更为复杂的他治性和自治性力量，新闻场域在这种争锋中得以重构。

也有研究者从数据新闻入手，分析数据新闻与媒介场域变化。研究者通过比较分析发现，无论是在数据新闻流于表面却普及于 “精英” 和 “大众” 两类报刊的英国，还是层级化明显的美国，都存在“数据”与“新闻”的内在冲突，面临技术、人力和法律等资源的限制，因此媒体的规模和资源才是实践数据新闻的决定性因素（李煜，2015）。如《纽约时报》和 《华尔街日报》这些组织积累了丰厚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由此可以在全国乃至世界新闻场域中完全地行使自己的象征性权力，在新闻实践中扮演制定或修改支配性“规则”的重要角色（Rodney Benson，2006）。

2、社会化媒体场域研究

对于社会化媒体场域的研究也是重要的研究领域。社会化媒体从属于媒介场域及文化生产场域，不同场域的力量在此展开意义的斗争（孙大平，2011）。社会化媒体场域结构在他律与自律的对立与冲突中历史地、持续地建构，经济、政治、技术等场域影响和制约了这种结构的生成和变更。场域内同时持有话语符号资本、注意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可以转化外部场域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行动者与行动者群体根据自己的位置与资源进行着投入与再生产（孙大平，2011）。

Natalia Levina利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与文化资本理论的框架，定义了互联网时代的“在线场域”，分析了在线社区、社交媒体、多人游戏平台等各式各样的UGC平台上社会地位的上产过程。作为社会化媒体时代的社会空间，在线领域的生产与消费，权力互动、关系重叠与身份的流通共同构成了在线场域。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的过程中，同时存在着地位的生产与权力的流通，角色与社会地位等外部因素对权力的生产起到塑造作用（Levina，2014）。Evelien和Verdegem分析了Twitter与政治选举的关系，社会化媒体场域中，媒介、政治与公众共同构成紧密的关系网络，存在不同的他律与自治的形式（Evelien and Verdegem，2014）。

3、中国媒介场域的特殊性

媒介场范式本身具有较大的适应性与弹性，对于中国特殊语境下的媒介研究也极具启发性。从卢因的探索开始，场理论就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的研究方法，它的优势在于从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现实世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传统上重视礼俗与关系的社会来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刘海龙，2005）。同时，作为一种方法的场域理论，只是一个研究大纲，而没有过多的理论预设，需要从经验研究中描述场域的历史性与规则，这对届时中国媒介场的特殊规则很有帮助。

研究者总结了中国媒介场域研究的几个主要的方向。首先是对媒介场生成史及媒介场与其他场域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党的喉舌论还是人民的声音，中国当代媒介场一直与权力场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其次是对媒介场内各种媒介工作者的占位与关系的研究，经营体制的差异是划分入场者的主要证据。不同体制的媒介所占有的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均有所差异，与权力场、经济场所对应的位置也不同，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也呈现出不同的转化形式（刘海龙，2005）。再次是对媒介场域内行动者惯习与策略的研究。家庭出身与教育在关系的生成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大学场也将纳入媒介场研究中，而新媒体的变革也带来了媒介场内行动者惯习与策略的转变。

在媒介与社会权力再生产、社会分层方面，朱清河借助场域理论分析了当下中国语境下媒介弱势群体的形成。我国长期二元分割政策，导致中国城乡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拉开了较大的差距，反映在传播领域,集中表现为农民成为传播场中人数最多的弱势群体。市场经济时代，资本的魔力无处不在、无坚不摧，对于大众传媒来说，获取具有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的受众群的注意力，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社会弱势群体由于不具备消费欲望、需求与能力，甚至不能够支付传播媒介硬件实施的费用，其必然受到传播场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双重排斥（朱清河，2010）。

对于中国社会化媒体场域的研究，以微博场域的研究最为代表性。孙大平分析了微博场域名人、草根、媒体三类文化行动者的注意力规模与话语权力的再生产。名人行动者的注意力规模高于其他二者，草根力量也在崛起，而传统媒体对手中形成的权威在微博场域内依然存在。在行动者的关注策略与新浪微博实名认证无意识合作下，行动者在政治与经济场域所拥有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及符号资本在社会化媒体中迅速转化为注意力资本（孙大平，2011）。同时，微博意见领袖的也导致了新的民间权威机制的生成。

三、结语

场域是行动者争夺有价值的支配性资源的空间场所，场域理论是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本文追溯了布迪厄场域理论的渊源，从物理学的场论到卢因的心理场，布迪厄从“资本”与“惯习”入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适用于各学科的“场域理论”。通过对法国新闻场的分析，布迪厄初步形成了媒介场域理论的分析框架，将研究对象客体化，分析新闻场域错综的社会力量，他律与自主的冲突以及符号暴力的形成。

场域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媒介研究框架，超越了传统媒介研究范式结构与文化的二元对立，提供了一种连接宏观与微观的分析路径，同时也是一种兼容定性与定量的范式。布迪厄之后，本森、库德瑞等学者对场域理论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与分析，从关心生产者到关注消费者转变。媒介接受分析、媒介变化与社会再生产机制都是场域理论研究媒介的议题，对网络媒介与社会化媒介场域的研究也成为近些年的重点。

双轨制的媒介体制使得中国媒介场域具有了天然的特殊性，场域理论对中国媒介研究颇具启发性。从当前研究现状来看，应用场域理论对中国媒介场域的研究数量仍旧欠缺，对于社会化媒体场域深入细致的研究不足，结合场域理论与中国社会现状分析媒介与社会权力再生产，也可以成为新的议题。

场域理论开辟了媒介研究的新范式，为媒介研究带来了新的议题。目前来看，对理论本身的发展不足，而应用理论研究媒介场域的成果较多，而在中国这仍旧是一个值得开辟的领域。当然，作为一个媒介场域理论的研究综述，本文对场域理论及其具体应用并未做深入的探讨，同时也未必可以将所有的研究问题穷尽。相信对媒介场域的研究会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完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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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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