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两代帝国，均有过大规模对外战争，且皆具备获胜的记录。这在不少后世人的眼里，成了不可磨灭的盛世象征。似乎用武力解决问题，就是民族尊严的体现。除去上纲上线外，少有人探究帝国对外战争的原因。毕竟，所谓尊严和面子问题并不是政治的全部。

尤其是汉帝国的胜绩更是彪炳史册，被后世广为传诵。民族主义者、唯物史观者，无不对此推崇备至，在他们的眼中，似乎开疆拓土，对外征战，用武力解决一切问题就是盛世的象征。一句口号喊得异常响亮：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说到对战匈奴，主要是因为在春秋战国，华夏纷争之时，在北部草原的少数民族逐渐统一，并南下河套，对华夏民族产生了威胁。在秦统一之前，据有河套地区的赵国和与匈奴接壤的燕国、秦国都曾经对战过匈奴。这个时候，匈奴刚刚从野人进化过来，武器装备极其低劣，主要以抢东西为目的，抢完就走。三国对此不胜其烦，但也无可奈何，所以才各自修了长城用以防范。

到了秦统一六国之后，匈奴与中原接触的时间日久，武器装备得到增强，威胁日大，尤其在这个时候趁秦国统一六国之机完全占领了河套，将河套地区视为了它们的牧马场，严重威胁云中、雁门和上郡等重镇，这三个重镇以南是平原，直指咸阳。统一六国之后的秦始皇开始着手于对战匈奴，这次对战是从公元前220年开始准备的。

首先在这一年，秦始皇匆匆北巡陇西和北地等重镇，由上郡返回咸阳，同时特设黄、陲、琅琊三大粮仓作为后援。蒙恬受命驻守上郡，为对战匈奴总结经验。

公元前214年，蒙恬统帅主力军由上郡北出长城攻其东；杨翁子率偏师由肖关出长城攻其西。匈奴由于准备不足，不敌秦军强大的攻击力，纷纷溃败。秦遂尽取黄河以南的土地，置24县。迁万户于河套，实行屯田。

河套地区旧称河间，其位于北纬37度线以北，黄河“几”字弯流域，囊括了银川平原以及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这里土地肥沃、水草繁茂，可以说是天然的粮仓。

河套地区的富饶是由其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这里的气候、土壤、水源等天然条件均适宜农作物的生长，是当时游牧民族的主要栖息地。

经济压力迫在眉睫

首先秦兵三十万，这三十万是统一六国时的军队，能征善战（不是披上军装农夫）。这次战争的目的也很明显，旨在收复黄河以南地区，没有打到黄河以北，其作战方式是偷袭合围，不是约定好的兵对兵、将对将。而当时匈奴人口一共一百多万，全族能参战的兵员是三十万，但是我们知道匈奴人的老巢毕竟在蒙古草原，跨过黄河到黄河以南的毕竟只是一部分。

此外秦兵的武器装备远胜于匈奴。匈奴的装备，此时的匈奴还没有掌握冶铁炼铜技术，他们的铁制品是从咱们这买过去的，数量很少，古代对这个有限制。所以他们的箭簇是用骨头磨制而成，铁器太奢侈。但骨头做的箭簇很难穿透秦兵的铠甲，他们对秦兵最有杀伤性的武器是刀，但只有贵族才能装备，至于身上穿的，基本上是动物的皮制品。再看一下秦兵的装备，首先秦朝的弩，射程八百米，比现在手枪还远，拥有瞄准系统。骑兵统一配备的是弓箭，所以秦骑兵作战时一手牵马疆，一手作提弓状。小者射程为150米，大者可达900米。车兵，既持子、戈，同时“亦备有弓箭”。近战武器是长柄的戈、矛、戟、短柄的弯刀和剑，都是铁制品。铠甲是用金属札叶制成的合甲，每个士兵都有配备，可见造工不是很贵，但这项绝技失传，到了明朝的时候，普通士兵基本上没什么铠甲，多为纸浆甲或皮甲，将军穿的铁甲很笨重而且造价昂贵。

战术，匈奴人一般是一哄而上，秦兵成方队，作战时，先用弩车扫射（力道很大，能穿入土城墙，打乱敌军队形），然后步兵弓箭手仰射（不是用手射的，而是士兵卧倒，两只手拉箭，用脚蹬弓），所以秦兵射箭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用瞄准，将箭射出去就行，几万人同时射箭，天空密密麻麻，如乌云遮天，其效果可想而知。然后是长枪兵，戈矛平放，排好队伍，跑步向前挺进。骑兵由两翼包抄，散射。这种情况下，匈奴人只有跑的份。因为就单兵作战能力，匈奴人也差秦兵很远，匈奴兵毕竟是业余，装备水平又很差，秦兵是专业的。其实，史书上记载的最早大规模与匈奴作战的是赵国的李牧，率十七万兵与匈奴战于河套，大败匈奴十五万骑，令匈奴十年不敢犯边。而这个时候的赵国是被秦国压着打的，这种情况下赵国尚能大败匈奴，秦国就更不用说了。

另一个点燃战争导火线的因素是经济压力，准确地说是人口压力。秦帝国统一天下之时，除去战时的伤亡外，并无大量杀戮平民的现象，而是将旧时六国的人口和土地一起接收过来，整合成一个大帝国。

旧社会群落解散并融合进新社会群落中，得到最大限度保全的人口，会成为人口继续增长的基础。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无序的人口增长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令社会感觉到经济的压力。公元前216年，秦帝国因政府制度的缺陷，导致了土地资源分配不合理，直接引起了经济危机的爆发，通货膨胀率奇高无比，具体表现则为粮食价格飙升。

公平地说，即使秦政府当时在土地制度上处理得体，预留好缓冲，也无法彻底根治人口压力的痼疾。也许矛盾不会表现得如此尖锐，呈爆发事态出现，可总有一天问题会呈现在眼前。归根结底，是生产技术的更新无法跟上人口的增长速度。

两者的压力都迫使秦帝国政府做出决断。在河套地区水土肥沃、宜耕宜农的诱惑下，在军事技术、力量上佳的前提下，秦帝国政府选择了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方式来解除这种经济压力——输出暴力，即战争。

当人均资源成为一个额定数字，低于这个数字将无法保障生存时，那么能作为变量而进行变动的，只有经济资源总量和人口总数这两个条件了。换句话说，要缓解这个压力，办法可以是增加经济资源总量，也可以是消灭人口，更可以是两者皆有之。如此看来，战争是惟一的出路，虽然有悖于文明及人道。

对外，如果打赢，可以获得经济资源；打输，可以消灭人口。在不致因战争失败而遭对方反噬并导致灭国的前提下，对外发动战争是个好的选择。

若无能力对外征战，那么对内镇压因经济给养不足而由民众自发组织的暴乱行为，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由此可见，民族尊严、大义根本不是发动战争的理由，最多是一种借口。实实在在的硬理由，是与经济利益完全挂钩的，来不得半点虚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