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两个人是出身于平民而当上皇帝的，一个是刘邦，一个是朱元璋。朱元璋能够坐上皇帝有两点：一、元朝对底层实务吏员的重视，让底层人士有相比其他朝代更多参与政治的空间；二、从唐朝时传入的摩尼教在江南的巨大宗教影响。

但对于刘邦，始终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他可以做皇帝？实际上，原因很简单——除了刘邦本人因素之外，就是秦朝实行重视平民的国策。

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基本上就是这四种人：官（有品系的官员）、士（有知识文化的有影响力的非官职人员）、吏（在官府里从事具体行政实务的幕僚、佐役等）、民（一般民众，包括小地主等）。

官，在国家正式事务中发挥作用；士，在民间发挥意见领袖作用；吏，是让国家行政力得以实现的关键；民——我为鱼肉，人为刀俎。基本上，这四类人只有两种平行的流动：官，出身于士；吏，出身于民。吏，再怎么做，也不会升任官员，即便运气很好，能够做官，也做不大，还受到鄙视（刀笔吏，就是很直白的对吏的鄙视）；士，不是出任朝廷命官，就是成为当地的意见领袖，引领当地的思想风向，除此之外，士不会任职为吏，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侮辱；民，除了科举制提供了一个上升的通道外，再无任何上升渠道。

刘邦在秦朝的社会地位是：出身于民，任职为吏，在思想上鄙视士（在秦朝任职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刘邦经常骂儒家“竖儒”，就是最好的证明。即便是当皇帝后，儒家并未受到刘邦的重视，儒家人员只是被任职为礼仪性的官职，并无实权。）

重视平民，以出身于平民的吏为师，压抑官、士特权，正是秦朝的国策。秦朝是实行权利平等的社会，官、士不再像周、春秋战国时期一样享受特权，更没有后世的东汉、两晋南北朝的门阀森严。刘邦敢娶地位比他高的吕后，就可以窥见当时秦朝的士、民权利的平等。

以上是立论。以下的证据。

1、 秦始皇26年统一天下，即更名民为“黔首”。这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换名吗？非也。这是秦朝将周的士、民合并，统称为“黔首”。

黔首，这个阶层，不只是包括如同刘邦这些种田出身的下层人民，也包括如同富户吕后一家等有财富和影响力的家族，更包括没有出任国家职位、无爵位的王室、贵族、大臣子女等。史记记载赵高杀胡亥时，胡亥死前要求：“原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可见，即便是秦国皇子，没有了爵位，就是黔首。

即：秦朝只有三个阶层：官、吏、黔首。

2、 焚书。李斯提出的焚书政策，并不是反文化行为，而是一种打击特权、落实平等黔首政策的行为。焚书民间书籍、保留秦国博士书籍、禁止士公开非议时政、以吏为师等等，都体现了压制士、提升吏。士，不能公开讨论时政，就失去了作为意见领袖的作用，真真实实的是一个平民；以吏为师，提升了吏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让吏成为民间意见领袖，取代士原有的地位。

这才是焚书的真实意图和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而非仅仅的针对儒家。

3、 坑儒。这里不讨论坑儒的过程。要讨论的是秦始皇和扶苏两种对立的思想。这也是为什么扶苏不能登位的原因。

秦始皇为什么要坑儒？目的和李斯的焚书政策是一样的，打击士的特权。李斯在提出焚书令时说：“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秦始皇在坑儒时也说了相同的话：“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乱黔首，也就是士的民间意见领袖地位，就是秦朝焚书、坑儒所要达到打击士的地位的根本目的。而以吏为师，则提升了出身于民的吏的地位，成为新的民间意见领袖。

焚书只是强制烧书，不烧的最多只是被罚去做30天修城墙的苦力而已。惩罚并不严重。坑儒是对焚书令的执行，并非新的政策。焚书令中提到：“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这才是秦始皇坑儒的法律所在。

秦始皇33年发布焚书令，35年执行焚书令中中的处罚——坑杀违反焚书令的儒士、方士。

坑儒，完全是一个执行法令的事件。焚书令规定禁止公开借古讽今讨论时政、违反者杀；35年，秦始皇派人侦查得公开借古讽今讨论时政的460个儒士、方士，按照焚书令的规定，按照法令处死。

本来是一件执行法令的事情，却被儒家黑成了秦朝暴政！历史就是这么幽默！白洗成黑！

再看下扶苏的行为。这460人已经明明白白的是违反焚书令而受到惩罚的，但他依然无视法令、公然上书——试问，秦始皇如何会把以法为主的秦国交给一个不重视法令的人手里？

另外一个扶苏不能成为秦国皇帝的原因还在于他的上书。扶苏的上书是：“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刚看起来，毫无问题，扶苏为国为民之心跃然纸上。但你若集中看这几个关键词：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重法绳之——天下不安。逻辑核心是：诸生是黔首集附、天下安宁的关键。扶苏的上书本质上是要求恢复士的民间意见领袖地位，反对吏作为民间意见领袖。这不是和秦国以吏为师、以黔首为重的国策根本相反吗？秦始皇让他去上郡监军，已经是优待他了。若是在明清时代，响当当的的谋反罪名就会落在他身上，人头落地百分百的事情。

扶苏倾向重视士，和秦始皇、李斯、胡亥等重视黔首的法家思想完全相反，这是扶苏为什么不能做秦国皇帝的根本原因。

4、 秦朝重视平民的证据。

a、 改名黔首，将贵族、士、民的权利、义务统一，剥夺贵族、士的特权。

b、 28年琅琊台立碑：“忧恤黔首，朝夕不懈”、29年之罘立碑：“烹灭彊暴，振救黔首”。这可不是一句宣传的话语，或空话。31年，秦始皇“赐黔首里六石米，二羊”。整个秦国，每个里，都赐给6石粟米、2只羊。秦国有36郡，少少的算也有5000个里吧，按照这个数来计算，秦始皇赐予的粟米就是：3万石、1万只羊。实际数目远不止这个数字。

试问：汉武帝、唐太宗，甚至是重视农民的朱元璋，秦之后的历朝历代，有哪个皇帝能够做到全国性赐予，而且还是赐予平民？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仁君，杀人如麻；被黑的暴君，抚恤人民毫不手软。

c、 31年使黔首自实田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理田。这一次秦朝的理田行为，除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理田外，还是第一次将包括贵族、士、平民三种人的田地全部登记在册，作为收取赋税的依据。贵族、士也要交赋税，这在秦朝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在明清时代，就是官逼民反的事实。在中国历史上，只有雍正时在西南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还有可比性。

综述，秦朝是一个重视平民、以吏为师的以法治国的朝代，和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同。秦朝之所以特异，就在于它以效率、务实的法家为国家思想。在一个重视平民、权利平等的社会里，刘邦当皇帝有什么奇怪的呢？只有那些重视门阀的儒家社会里，平民当皇帝才是大逆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