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重臣

今天，我们来讲一宗宋朝刑事案：一名民间小女子被控谋杀亲夫，面临法律对她命运的裁决。这案子案情本身并无曲折离奇之处，犯罪嫌疑人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寻常妇人。

但围绕案子的判决，多位朝廷大员卷了进来，甚至惊动了皇帝。法官们因为站在不同的立场分化为两大阵营，一方要求判处“凶手”死刑，一方主张从轻发落。双方为此展开一场场辩论，争论了近两年时间。

一、谋害亲夫的农家女阿云

这个案件发生在北宋神宗朝，可简称为“阿云案”。由于它与清末的“小白菜案”相似，所以我们也会拿小白菜案来做些比较。

阿云是当时京东路登州所辖某县的一名农家女子，由尊长做主，许配给长相丑陋的农夫韦阿大为妻。婚后，阿云“嫌婿陋，伺其寝田舍，怀刀斫之十余创，不能杀，断其一指”。

这事儿要是发生在近代的五四时期，大概会被新派知识分子塑造成为反抗“封建礼教”的典范。不过在宋代，或者说，在现代，阿云的行凶，无疑涉嫌谋杀（未遂）罪。

韦阿大黑夜中被人斫伤一案，报到县衙。县吏“求盗弗得，疑云所为，执而诘之，欲加讯掠，乃吐实”。

古时，谋杀亲夫是恶逆重罪，由于县一级法庭只有判决词讼（民事诉讼）及杖刑以下轻微刑案的权限，因而无权对阿云案做出判决，案子移送州一级法庭。 当时的登州知州叫作许遵，明法科出身（相当于法学专业毕业），曾任大理寺详断官，是一名具有法科知识背景与司法实践经验、深谙法理的士大夫。

从法的角度来看，阿云案首先涉及宋王朝的两条法律： 《宋刑统?名例律》十恶条：“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姐、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 《宋刑统?贼盗律》谋杀条：“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

“恶逆罪”与“谋杀罪”在犯罪行为上是重合的，但由于“恶逆”的杀伤对象是直系尊亲属，是人伦大恶，处罚更严厉，属于“十恶不赦”的重罪。

这样一来，阿云肯定会被判大辟之刑，无可赦免。但知州许遵在审案时，发现一个细节：“阿云于母服内与韦阿大定婚”，“纳采之日，母服未除”。按《宋刑统?户婚律》居丧嫁娶条，“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

也就是说，阿云与韦阿大的婚姻关系，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因此，许遵认为，阿云刺杀韦阿大，“应以凡人论”，不适用“恶逆”条款，只适用一般谋杀条款。

然后，许遵又发现，按照北宋的律条，如果阿云属于自首，将可以获得减刑，“减谋杀罪二等”，免于一死。

据此，许遵对阿云案做出判决：阿云与韦阿大成亲之日，“母服未除，应以凡人论”。而且阿云有自首的行为，按大宋律法，“当减谋杀罪二等”，判“流三千里”。又按折杖法，“流三千里”折“决脊杖二十，配役一年”。这样看来，阿云是要吃一些苦头，但侥幸免死。

二、大理寺的复核与许遵的抗议

依宋代司法制度，州一级法院对重大刑事案件做出判决之后，报路一级的提刑司审核。提刑司有终审权，不过“疑狱奏谳”，阿云案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一些疑问，需要呈报中央复核。

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个环节，大理寺与审刑院复审了阿云案卷宗之后，推翻许遵的“当减谋杀罪二等”的判决。

他们援引《宋刑统》的一则条文：“其于人损伤，于物不可备偿，即事发逃亡，若越度关及奸，并私习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例。……议曰：损，谓损人身体；伤，谓见血为伤。”认为阿云的行为符合“谋杀已伤”的犯罪要件，不适用自首减等的规定，按律当判绞刑。

不过，由于阿云有“违律为婚”情节，存在法律适用的疑问，大理寺与审刑院又“奏裁”，呈请宋神宗做出最后裁决。

神宗皇帝并没有在法理上否定大理寺与审刑院的裁决，不过他还是运用皇帝的特权，赦免了阿云的死罪，“贷命编管”，即流放远方州郡，编入当地户籍，为官府作役。

这个量刑，与许遵的判决结果其实是比较接近的。也就是说，皇帝在法理上认可了大理寺与审刑院的意见，而在量刑上照顾了许遵的意见。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阿云案可能不会在历史上留迹。但事情没有完。我们知道，许遵是一位具有法科背景、对法学有着独到理解的士大夫，也很在乎自己司法生涯的声誉。

所以，当许遵得悉大理寺与审刑院推翻了他的判决时，立即上书表示不服：“阿云被问即承，应为案问自首。审刑、大理判绞刑，非是。”

宋神宗见他这么坚持己见，索性将卷宗移交刑部审定。 刑部的审核意见是支持大理寺与审刑院的判决，称许遵的判决是荒唐的。固执的许遵当然不服气，又上书抗议。

然后，又有官员弹劾许遵，认为他审判不当，应该撤职。总之，朝堂之上关于这个案件的争论纷纷而起。神宗头疼不已，干脆安排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两位名臣——翰林学士司马光与王安石同议此案。

三、司马光，王安石与满朝文武的争论

如果熟悉宋史的朋友应该会记得，这俩人政见不合，一向是对头。围绕这个案件，他们自然也狠狠地互怼起来。二人先是调阅了阿云案的全部卷宗，尽管他们都承认阿云并非“恶逆”，也承认阿云的自首情节，但基于对法条与法意的不同理解，他们对于阿云案的裁决却各执一词，争执不下。

司马光认为，阿云不在 “自首减刑”的适用范围。 王安石则认定阿云的自首行为是存在的，判刑时应当考虑在内。二人各持己见，“难以同共定夺”，只好各自将自己的意见形成报告书，呈交宋神宗。

王安石支持许遵的判决，提出“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合从谋杀减二等论”；司马光支持大理寺与刑部的裁定，认为阿云“获贷死，已是宽恩；许遵为之请，欲天下引以为例，开奸凶之路，长贼杀之源，非教之善者也。臣愚以为宜如大理寺所定”。

这下麻烦大了，由于这次议法还是不能达成共识，御史中丞滕甫要求再选两制官定议，宋神宗就又派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与知制诰钱公辅三个大臣复议阿云案。

这一次，这三位大臣基于对先王立法本意的理解，认为先王立的成文法无法穷尽天下之情，因此，圣人的法意是永恒的，但具体的法条是需要因时修订的。所以，他们的意见是，应当体恤人情，不应堵塞阿云的自首之路。最后，三人一致同意联署奏报神宗，附和王安石的意见，宋神宗也批示同意了。

然而，诏敕颁下之后，偏偏又有人跳出来搞事情。审刑院和大理寺法官居然集体抵制皇帝的诏书，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法官纷纷上书弹劾吕公著等人“所议为不当”。

神宗皇帝的内心此刻想必也是崩溃的，这么一个小案件你们居然吵了这么久，还让不让朕消停了？但他无奈之下，也只好又诏王安石与众法官“集议”，展开大辩论。

在朝堂上，王安石跟王师元、蔡冠卿等人“反复论难”，各不相让，众法官“益坚其说”，王安石也坚持己见。后来，有一些法官以退为进，以攻为守，提出，“杀人已伤，若许自首”，那么根据同样的法理，谋杀已死，也应当给予自首减刑的待遇。这是设了一个套让王安石往里钻。

果然，王安石附和其说。宋神宗遂于熙宁二年（1069）二月三日下诏，将自首可获减刑的适用范围，从“谋杀已伤”扩大到“谋杀已死”。这一天为庚子日，所以这份诏敕也被称为“庚子诏书”。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庚子诏书的仓促出台，就如火上泼油，立即引发更加强烈的舆论反弹。 “判刑部”（相当于司法部长）刘述干脆以神宗皇帝庚子诏书语焉不详（“庚子诏书未尽”）为由，将诏敕奉还宰相，拒不执行。

宋神宗没辙于是再次下诏：“自今谋杀人自首及按问欲举，并以去年七月诏书从事。其谋杀人已死，为从者虽当首减，依《嘉祐编敕》：凶恶之人，情理巨蠹及误杀人伤与不伤，奏裁。收还庚子诏书。”时为熙宁二年二月十七日（甲寅）。 神宗皇帝希望以收回庚子诏书的妥协，结束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律争论。

四、结语

然而，皇帝的甲寅诏书并不能为阿云案之争画上一个休止符。

按宋朝惯例，作为一项国家法令的敕命，需要事先经过充分的讨论，达成重叠共识，才得以君主的名义颁行天下。

不得已，宋神宗只好安排“二府”再议阿云之狱。二府，即作为执政集团的宰相、参知政事与枢密院；二府议法，为宋代最高层次的司法杂议，经二府杂议达成的结论，基本上可以确立为国家法律。

但二府在杂议阿云案的过程中，还是分成观点针锋相对的两个阵营。双方争论了大半年，也未能争出一个能说服彼此的结论。

最后，宋神宗决定运用君主的权威来一锤定音，为阿云案之争做出最终的决断。熙宁二年八月一日，皇帝下诏，修改法条： “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作为一条旨在补充刑律之不足的司法解释，宣告正式确立为国家法律，通行天下。 到此，阿云狱之争暂时告一段落。时距阿云案发之初，差不多已过去了两年时间。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王安石的见解显然更符合人道主义与现代文明，司马光的意见倒是显得有些刻板、迂腐。其实我们很难简单地说谁百分之百对了，谁百分之百错了。当法条的内涵与适用存在争议时，不同的人，基于对法律、法理的不同理解，自然会得出不同的意见。因此，像宋朝那样，对阿云一案展开充分的辩论，相互论难，穷尽法理与法意，最后形成新的司法解释，无疑是值得赞许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