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拒绝舟山占领的强硬态度

一直以来，义律都对英政府推销舟山的潜在价值。然而后来义律发现，占领舟山的代价和舟山的实在价值，似乎未能为说服他为何要不惜一切强占舟山。

1840年7月6日，英军攻占了舟山。8月30日，懿律（Admiral Sir George Elliot）东印度和中国舰队总指挥，担任驻华全权大臣）和义律与直隶总督琦善就占领事宜进行会谈。

会谈前，琦善早已经作出了让步的准备，但唯独在舟山的问题上，琦善认为没有可以退让的余地。会谈中，态度强硬的琦善表达清政府对占领一事的强烈反对，表明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强烈的反对声音，促使一向认为攫取舟山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的义律等官员态度开始改变，考虑将占领舟山作为在其他方面获取更大利益的讨价还价之筹码。

12月3日，正式的中英广东谈判揭幕。12月12日，会谈中义律表示，英国将放弃对中国领土要求，条件是允许英国商人恢复他们以前在广州、厦门、舟山等处的贸易特权。12月17日，义律在韦尔斯利号军舰上向琦善发照会，说明按照英国政府的指令，是要求要开放广州、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口岸，但他已经从政府规定的要求上大幅让步，表明只要能够满足除了广州之外，由浙、闽、苏三省中选择两地开埠、公文往来平等、交还俘虏和赔款四项要求，英军就会在是项协议同意后的一个月内撤出舟山。但是撤出的军队要在香港岛暂驻，直到所有问题解决为止。

琦善深明所谓“暂驻”是什么一回事，12月19日，他向道光帝上的一道折子中简明了其弊处：【1】“奴才先访得该求请地方，其他垂涎者，一系粤省之大屿山，一系海岛名为香港……久之必觊觎广东，流弊不可胜言”

12月29日，义律同意只开一口岸，但条件是包括中英必须就英国家眷入住广州和领事裁判权等项目达成协议；否则就要在“边远的海域割让一块适当地方”给英国。至此，义律始终没有以必须开放口岸为前提，反将目标转移到割让香港岛。

琦善知道香港岛必不能让，英军最终在1841年1月7日攻下大角、沙角炮台。稍后，义律勒索中方只要同意以香港岛来代替沙角，英方就不再要求增开口岸，并将舟山归还。至此，舟山由作为占领的首选演变为勒索筹码的角色不但被大角和沙角等地取代，而舟山本身的价值亦被日益突出的香港岛所取代。

义律对占领舟山转移到香港岛的态度变化

上面提到，义律对于开埠和割让领土作为替代条款，是有违英国政府训令的。义律自行作出的战略调整，要到1840年9月29日才将知会英国政府。

1840年12月13和15日，义律先后向英印总督奥克兰（Baron Auckland）和巴麦尊发信表示，通过谈判，大概可以获得在广州以外的其它一两个口岸。因此，义律认为，假如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而获得这么多利益，并避免帝国进行一场战争，即使背离所奉行的意旨，亦应当为和平而承担责任。然而，到了1841年1月初，义律发现，只利用谈判手段所能勒索到的利益十分有限，于是又决定再次诉诸武力。

1841年2月初，巴麦尊在回复中表示，原则上同意义律的调整，授权义律可以割让领土作谈判筹码来代替开埠。既然如此，所割让的领土，无容置疑是广州以北，富有地理和战略价值的岛屿甚至沿海口岸，那才吻合巴麦尊的意向。

1841年2月3日，巴麦尊复函义律，割让的领土必须是位于“物产丰盛，人口稠密”中国东海岸的一个岛屿（例如舟山），并且“中国政府必须允许中国沿海所有城镇的商人和居民，为了和在那里定居的英国臣民进行贸易而自由前往”。换言之，允许商人在殖民地自由贸易，以取代直接勒索清廷开放口岸。显然，英国政府比其在华代表的胃口更加贪婪。

然而，在1841年1月7日，义律还是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并强逼中方割让香港岛。最重要的开放口岸没有达到，却割让了并非巴麦尊心仪的舟山群岛，英政府认为义律对中国的态度太过软弱。对于这个结果，维多利亚女王亦曾对此表示，假如不是因为义律的举动，“我们本来可以得到所希望的一切，他完全违背了给他的指令，试图接受所能获得的最低条件”。【2】

于是，在1841年5月3日，义律的职务被政府罢免，璞鼎查继任。随即，巴麦尊向璞鼎查发出训令，重申1840年2月的《对华条约草案》和其在1841年2月3日对草案作出的补充内容，并强调开放四至五个沿海口岸，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点绝不能放弃，除非清政府同意把香港以外再将“东部沿海的某个岛屿割让，并且允许在该岛与大陆上一些城市之间自由进行通商”。指令非常清晰明确：要么开放四至五个通商口岸，要么再占据多一个岛屿。

由此可见，英政府的目标从来不是，也甚至不只限于香港岛，那义律为何还是选择占领香港岛？我们可以从商业和军事两方面找原因。在商业方面，义律在1841年6月21日给英印总督奥克兰的回信中，提到占领和保留香港的原因。对此，马士在其书《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亦作过分析。【3】信中他称，由于战争原因，货运（被大量封锁在港口）被大量屯积。在清楚地知道，于澳门找一个货物落脚地根本无法实现后，英国要找另一个地方可以清货，同时不需要再付逾期停泊费和其他额外费用。而且，为了不再给不守诚信的行商从中操控和抽取利益，香港行动是有必要的。而在军事角度方面，义律在回复奥克兰的信中亦表示，为了北上的军事行动作准备，占领香港不但可以作为军事补给地，而且对两国军队的士气产生了一种此消彼长的作用。

此外，对香港岛的态度，当时海军大臣的约翰巴洛爵士（Sir John Barrow, 1st Baronet），基本上与义律持相同意见。约翰巴洛认为，在地理上，香港岛东（鲤鱼门）是一个良港，可以停泊任何类型的船舶。倘若战事发生，海港便能提供强大的海军支持。1839年11月，即鸦片战争刚开始时，约翰巴洛解释了选择香港岛作为海军补给站的原因：“审慎的做法是把军事行动局限于广州，占领虎门以外的香港岛，众多船只就有了适宜的近岸锚地以及大量新鲜淡水。只要在此地配备小量大炮和炮手，再加上一艘战舰，就可以为商业航运提供保护。”【4】事实上，作为海军军官，义律的论点不无道理。在1839年的穿鼻之战时，由于珠江水深太浅，在广州作战的一线战舰根本无法靠近城墙。到了1841年，只有小型舰艇能够提供支持，使英军在广州处于缺乏保护的境地。

义律在1842年1月25日送交阿伯丁勋爵——巴麦尊的继任者——的报告中指出，与舟山相反，香港岛这样的口岸拥有“巨大而安全的港口，丰富的淡水，易于由强大海军来保护等优点，地域大小和人口状况都很适合我们的需要。”【5】“与舟山相反”，所指的究竟是什么？义律于被罢免两年后的1843年初，在一份记录了与巴麦尊对话的文件中，交待了不愿意占领的原因：“对舟山的亲身了解，我认识到，与我们以往的偏爱截然相反，它完全不适合我们在中国的目标。航行充满危险，除了动力汽船之外，其他船只几乎无法航行。”

舟山市区全图。（图片来源：网络）

义律和约翰巴洛的一致看法，不仅是从以最少的（性命）损失达到最大利益的军人角度，和以海港作为海军基地的角度出发，他还考虑到攫取香港岛所能获得的经济和军事利益，可以如何支持帝国的商业发展。

另一边厢，凭借长期从事谈判经验的外交大臣，巴麦尊深知，控制了舟山这样战略意义的大岛，就等于掌握了一张王牌。以此王牌，无论作为打开通商口岸的有力据点，或作为战略据点，还是作为勒索更多口岸开放的筹码，都可以迫使清廷就范。然而，结果却出乎意料之外，英国所得到的，是那个“一如既往地在广州进行”贸易，作“修建房屋来隐居”的“荒凉的香港岛”。【6】

总括而言，舟山与香港岛分别的重点在于，前者即使作为地方资源、战略据点、与北京距离等因素优于香港岛，但基于港口交通、管理和一些个人原则问题而不被义律考虑；后者的港口优势在有战事时才能突显，但地方资源、战略据点、与北京距离等的重点却很逊色。

舟山的管理问题

在占领舟山后两个月，英军水土不服导致大量病亡的情况极为严重（舟山英军约二千三百人，据义律后来向政府的报告显示，1840年7月至2月的染病人数约为七百人，死亡六百人，伤残一千人。英军在舟山的病死人数为整个鸦片战争中死去人数的五倍）。据《筹办夷务始末》载：“传有舟山夷人私信，城内居民不愿与之同往，渔船等亦不愿卖与食物，该夷等看此情势，已属心灰，兼以水土不服，患病甚众，现在俱有欲回澳门之意。”【7】

鉴于病患的原因，更加削弱了在华英军兵力。英国来华海陆军总兵力不过六、七千人，其中地面部队于四千。远涉重洋、为数不多的疲病之师，南侵广东又北占舟山，战线实在过长。舟山地广岛多，长期占领这地方将使英军疲于奔命和顾此失彼，因此无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都要付出高昂代价，并不符合义律“不费一兵一卒而获得这么多利益，并避免帝国进行一场战争”的原则。

此外，浙江人民对入侵者的顽强抵抗【8】，亦使义律等人加强了修改原本战略的念头（鉴于战前定立封锁珠江，占领舟山，白河投书三步曲已经完成，而政府原定的战略目标又过于庞大，英国在华又兵力又不足，因此义律认为没有需要再进一步扩大战争）。【9】加上后来英印总督奥克兰于1840年12月两次去信律和义律，要求占领香港岛。这种种因素，对义律舍舟山取香港岛的决策，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显然，对于以上这些舟山的实际管理问题，当时远在伦敦的巴麦尊确实难以体会；而位于战地前线的海军上校义律，却盘算得一清二楚。

割让香港岛最终决策人：与政府态度相反的璞鼎查

基于义律对占领从舟山转移到香港岛的态度变化，配合以上种种原因，义律擅作主张，从舟山撤军，并于1841年1月26日占领了香港岛。后来璞鼎查接替义律率军东来，执行巴麦尊为加强谈判筹码（他表示，为免给中方拖延谈判提供借口，因此谈判地点选择在舟山或白河口，而非广州）而扩大战争的训令，并于1841年10月13日重新占领舟山。

然而，于1841年9月继任的外交大臣阿伯丁，对前任的对华方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他在1841年11月4日致璞鼎查的信中写道：【10】

“关于在采取战争行动过程中可能有必要占领中国领土一事，女王陛下政府只是把舟山和香港岛视为临时性的基地。女王陛下政府不倾向于把这样获得的领土视为永久征服。他们宁可希望中国开放东部沿海四、五个主要城市进行贸易的条约作保证”。

阿伯丁跟维多利亚女王的对华政策基本上看法一致。他本人的新对华方针意向非常明确，即“安全、经营良好”的通商贸易政策，而非占领领土政策。为了作战需要可以临时占领中国岛屿，但由于作殖民地式占领会“耗费巨大”，并使中英关系恶化，妨碍中英贸易。因此，不仅是香港岛，即使是舟山，阿伯丁都不主张占领。于是他后来表示，香港岛不再被看成永久的英国属地，而仅仅被视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一个军事占领地点，女王陛下政府实现对华目标时有可能归还给中国”。【11】

因此，就着阿伯丁这个对华方针的“重要修改”，以临时占领舟山作为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只是暂时性的手段；至于此时已占领的香港岛，尽管巴麦尊和维多利亚女王均对香港岛“很长的时间内，不能够向我们的商人提供对北方一些港口进行贸易的、任何新的便利条件；因此，占有香港岛，将不会取代攫取东部沿海另一个岛屿的必要”表示担心。【12】但由于鸦片走私所带来的巨大利润，阿伯丁还是默认巴麦尊于1841年5月31日致璞鼎查信中所表示“不要放弃该岛”的决定。【13】

于是，1842年1月，英国外交部正式通知璞鼎查，在香港岛一切非军事用途的建筑物全部停建（然而璞鼎查却自行其是，他不仅没有停止民用建设，反而大规模展开。此外，他还于1842年2月16日表示，香港岛自由贸易地位再次被确认）。

然而事态发展到这一阶段，耐人寻味的变化又再次发生。香港岛在这个极有可能获准归还给中国的时候，璞鼎查竟又表示完全赞同当时义律对香港岛的观点。【14】璞鼎查究竟同意义律什么观点？维多利亚女王怎么最后又同意割让香港岛？

事实上，对于璞鼎查来说，占领香港岛的理由非常充分。据George Pottinger于《Sir Henry Pottinger: The First Governor of Hong Kong》一书指出，【15】早在义律占领香港岛期间，岛上已建设了自由港的基本设施，这为自由港的发展打下了根基。而更重要的是，占领香港岛，能为商人清除一些主要的贸易障碍。其次，鉴于很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战事（璞鼎查这一预计的时间不详。支持占领香港岛的英印总督奥克兰于1841年4月曾表示，他预计7至8月的东北将会有军事行动，因此香港岛必须作为一个军事基地。璞鼎查在1841年8月率领舰队东来后，沿海战事就一直由1941年8月的厦门之战持续到1842年7月的镇江之战），【16】占领沿海岛屿，尤其是香港岛，是作为一个海军基地必要的决定。根据殖民孟买和新加坡的经验，离岸岛屿除了证明有能力可以成为转口港，还能作为厘清纠纷的界线，减少与被殖民国家正面冲突的机会。

中英鸦片战争形势图。（图片来源：网络）

英国内阁的最终决定：舟山与香港岛的“最后较量”

对于璞鼎查的态度，英国内阁最后怎么决定呢？在这之前，我们先比较一下两地在《南京条约》生效前的实际条件。接下来，笔者就璞鼎查当时占领香港岛的三个理由进行对比考察。

——“占领香港，能为商人清除一些主要的贸易障碍”

在正常商品贸易方面，1840年1月5日，林则徐根据道光帝旨意，宣布正式封广，永远断绝和英国贸易。贸易停止，导致英商损失惨重，英商被逐出广州并转赴香港岛存货，因此香港岛当时便成为了英商重要的避难所（而后来更在1842至1843年间，随着广州的贸易停顿和成为英国屯兵基地，致使香港岛贸易出现短暂激增）。

而在鸦片贸易方面，1796年和1800年，嘉庆皇帝分别两次降谕，禁止鸦片输入和种植，东印度公司和行商不得不遵照谕旨，停止了在广州的鸦片贸易。即便如此，从1800年起，鸦片输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连年激增。1820年，由于英商在中国沿海贩卖鸦片严重，两港总督阮元和粤海关总督达三布告禁止贩卖鸦片，洋船不得驶进黄埔，因此英美商船只能汇集在香港岛西北方的伶仃洋。此后，交易就在伶仃洋进行，而从印度运出的鸦片，其中有四分之三会贮藏在香港，然后转运到中国沿海各处。【17】就此，香港水域便成为了鸦片贩子贮存和流连的重要基地。【18】1800年嘉庆再次禁烟后，一直到至1834年，鸦片在伶仃洋走私活动的输入总额，平均约每7年左右便翻一番，于35年间便上升了约360%。【19】

尽管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孟加拉国（Banglagesh）、比哈尔（Bihar）和麻洼（Malwa）三个地区的鸦片贸易，但由于清廷禁烟，公司不能公开直接地大规模贩毒，鸦片贸易的主力向来是由散商处理。尤其是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专营权被解除后，散商主导了鸦片的走私。【20】在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年进口总值约为2500万元，其中走私鸦片进口值达1379万元，占总值的55.5%。【21】

换言之，在1839年左右，中国进口44.5%的总货额，仍然须经行商之手。（恕我愚钝：为什么？散商只做鸦片贸易，而不做其他货物的贸易吗？）44.5%的进口总额仍然操控在行商手里，这就意味着，只要逐步削弱行商中介角色，架空它们的垄断权力，散商就可以率先重开以至掌控广州的贸易。而当中的重点是，包括怡和洋行在内的散商就能够从行商手中垄断这余下的44.5%的进口货额，换作带来神话利润的鸦片贸易。

在这里先要指出的是，尽管行商的垄断和交易陋规经常困扰外商，但在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专营权被解除前，它与行商的关系仍然属于互惠互利的状态。而削弱和推翻行商制度，是在东印度公司专营权被解除后，由散商主导的。

1815年起，由于鸦片大量流入，加上由1826年鸦片总入口值首超茶叶出口值，逐渐促使了贸易顺差，白银大量流出，行商欠资情况严重。加上行商资格由清政府严格限定，因此到了1829年，行商商欠情况日益严重，十一行只剩下六行的同时，却没有任何新增。对于1834年前的东印度公司来说，假如行商大量倒闭，粤省洋行就只剩下浩官、茂官、章官和潘官四家实力最雄厚的行商，公行的垄断性不仅会大大加强，外商在华的选择却相对会大为缩小，对外商而言实属不利。因此，外商反以商欠作为武器，刻意追赔，或长线拖欠，以暗地里操纵行商。

然而，东印度公司在1834年的专营权被解除后，作为自由商人的散商急剧增加（英国驻华行号从1833年的66家增加到1837年的156家）。面对官商专卖权、行商的垄断权和缺乏弹性的贸易陋规，只有号召推翻整个制度，才利于散商的自由贸易发展，并且可以从而改造相关的中国海关制度和关税体制。璞鼎查在接手香港岛后，力图撤废行商制度，加上随着《南京条约》（第四款）说明英商从此无须按照行商制度进行贸易和五口开放通商，从1843年7月起，英国商人可以在各口岸任意与华商交易，行商在外贸方面的优势逐渐丧失，行商制度的命运亦终告结束。

由此可见，割让香港岛，的确可以“为商人清除一些重要的贸易障碍”，这不仅符合了璞鼎查认为鸦片是“引起这次战争的最大原因”，【22】即充分满足了鸦片战争的第二诱因，也同时说明，随着清廷的禁烟措施愈来愈严厉，在《南京条约》的条款里，英国为何没有对于鸦片贸易摆出志在必得的姿态，只是逐渐暗中使计。

在《南京条约》生效后，香港岛逐渐取代伶仃洋，成为世界最大的鸦片走私总站。当时，不仅英国的鸦片商在香港岛受到殖民政府保护，连美国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鸦片商也跑到香港，去向港英当局登记，领取执照和寻求保护。就此，英国通过割让香港岛打开“缺口”，并以条约中的五口通商条款，配合领事裁判权、领事报关制度和香港通市，【23】将“缺口”变成通道并扩大至五个口岸。后来，不仅长江流域和华北地区成为鸦片贸易中心，连南澳、金门湾、泉州、温州、漳州等非口岸、同时非条约的口岸，也成为当时著名的鸦片集散中心。

综观以上各点，璞鼎查所指“清除一些重要贸易障碍”的意思，也就可以诠释为以香港岛割让作为主根，再以条约中的五口通商作为肥沃土壤，将鸦片“培植”到全中国。亦因如此，《南京条约》中亦无须涉及任何有关为人诟病的鸦片贸易条款。

然而，尽管英国企业和政府很清楚，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只有以工业品全面占领中国市场，才符合英国的最大利益，这点在工业革命后尤甚。可是，鸦片带来神话般的利润，令本为利益而开战的英国根本无法抗拒。上文提及，由于鸦片贸易，英国在1826年对华的鸦片入口总值首次超出了茶叶的出口总值；不仅如此，在1838年，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总值1.3千万银元，其他货品约值1.1千万，鸦片总值已超过正规货品价值；同年，英商从中国输出的货品总值2.2千万，假如抛开鸦片，英国的贸易逆差为1.07千万，但加上鸦片后，反使中国出现2.7百万的贸易逆差；【24】而另外在1854至1858年间，英国对华贸易逆差88.4%亦是来自鸦片。

因此，鸦片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不但与割让香港不可分割，并且跟本在1825年身处于经济危机期英国，转身进入十二年的繁荣期，和由1837至1843年再一次处于的经济危机期，转身再进入由对华战争后1843至1845年繁荣期的国势盛衰转换，不能说没有关系。总的来说，鉴于战事发展，香港岛割让似乎不仅完全有能力保护英国在华鸦片利益，也几乎盖过了合法在华贸易的角色。换言之，香港岛割让，实在完美地符合了发动鸦片战争两个动因的条件。而另一方面，舟山在这时的作用，却只能够勉强满足发动鸦片战争的第一动因，即谋求五口通商或以其作谈判筹码。【25】

——“作为一个海军基地必要的决定”

璞鼎查继承了义律作为海军上校的观点，均认为香港岛港口无论在环境、水深、丰富淡水供应、地域大小和人口状况方面非常适合海军驻兵。相反，舟山的“航行充满危险，除了动力汽船之外，其他船只几乎无法航行。”因此在这点的较量上，舟山显然较为逊色。

——“离岸岛屿孟买和新加坡成为转口港的经验”

既然已掌握在手里的香港岛能够完全满足发动战争的动因，那尽管舟山拥有地域上的绝对优势，都未能提供任何能够说服璞鼎查之处。事实上，在《南京条约》中五口开放通商后，由于上海开埠，使舟山的贸易地位大为降低，舟山作为转口港的存在价值亦逐渐消退。【26】

然而即便如此，巴麦尊和后来继任的阿伯丁都不认为香港岛有能力成为自由港。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皇，基于璞鼎查对香港岛的“不懈坚持”，作了最后决策，即承认了璞鼎查的决定。随后，阿伯丁再致函璞鼎查：“批准书互换后，香港岛即成为英国王室的领地，你要尽可能迅速地组建那里的政府……你将管理该岛的政府，做好一切抵御外来侵略的准备。”【27】最终，批准书于六月才送抵香港。1843年6月26日，双方举行了正式换文程序。

结语

作为跟清廷讨价还价的筹码、垄断鸦片贸易甚至正常贸易和军事基地的香港岛割让，的确满足了时任殖民部大臣史丹利勋爵（Lord Stanley）在1843年6月23日，即条约生效前三日前所说“作为外交、商业和军事”的需要。【28】而在瞬息万变的接任初期，作为领袖的璞鼎查似乎有着比义律对利益更强的嗅觉和更宏观的视角。他明白，英军在舟山难以立足，并且非常清楚当香港岛割让配合《南京条约》中其他条款后，不仅能完美符合“作为外交、商业和军事”的需要，还完全满足了发动战争的两个动因。那么，占领舟山的图谋就无法不让位于香港岛，相信这也是维多利亚女王支持其所谓“对香港不懈的坚持”的核心原因。由于香港岛只是作为鸦片贸易总部，而非长远的自由贸易港和军事基地，这说明了为何当时对香港岛没有多大信心的英国人，也根本没有预料到，他们从中国夺去的香港，竟能发展成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和信息的巨大中心。

下篇《解构香港割让：香港是“他者”吗？》，是通过上篇和中篇，重新认识鸦片战争中从舟山到香港岛的曲折转换，找出割让香港岛原因后，我们可以了解到清朝失败与香港成功的互换关系，藉此希望重新梳理香港在与中国关系中的定位，从而带出广狭意义的两个愿景。

注释：

【1】《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郭卫东著，第274页。

【2】《香港史》，弗兰克韦尔什著，第132页。

【3】《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The Period of Conflict 1834-1860, H. B. Morse, p.274, 650-651.

【4】《香港史》，弗兰克韦尔什著，第129-130页。

【5】《香港史》，弗兰克韦尔什著，第132-133页。另外，《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作者于276页亦提到，「义律认为舟山港深度不大，入港要经过许多迂回曲折的水道」。

【6】《The Taking of Hong Kong: Charles and Clara Elliot in China Waters》, Susanna Hoe and Derek Roebuck, P.185.

【7】1841年4月21日，巴麦尊发出将义律罢免的函件，文中冷嘲热讽了义律的决定：“你获得了荒芜之岛香港的割让，岛上几乎没有一幢房屋…（中略）…很显然，香港不会成为贸易中心…（中略）…我们的贸易将一如既往地在广州进行。他们（英国侨民）可以前往荒凉的香港岛，在那里修建房屋来隐居。”《香港史》，弗兰克韦尔什著，第132页。

【8】《香港史论丛》，刘存宽著，第43页；《The Taking of Hong Kong: Charles and Clara Elliot in China Waters》, Susanna Hoe and Derek Roebuck, P.154.

【9】英军占领舟山后，当地民众强烈抵抗。从《定海县民人告白》和《宁波众义民公启》中可见：

“与其束手待毙死，为不忠不义之鬼，羞见先人于地下，曷若死里求生，决定攻杀之计，是以奋志同盟，时约各奥联集众柱，齐赴神庙，立誓订盟，务须协力同心，逢人有即杀，见船无备遂烧。虽曰我弱彼强，无如彼寡我众，彼不可以一日无备，我正可以相时而动，彼不可以一步不移，我又可以随地行事，一次无成，二次再举，水战不胜，陆战再图，明不得手，暗可施谋，或放虫下毒，或挟刃行刺，使彼有防所不及防。”。《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郭卫东著，第266页。反观香港，当1841年香港岛被占领时，当时港人只是在新安悬绅的号召下，离港甚至封港，十室九空。即使仍然留守的，反抗的形式有示威、反开巿、井内放毒、夜间袭击英人和警察等。《粤港关系史1840-1984》，邓开颂、陆晓敏著，第24-27页。香港真正的武力反抗却要到1899年后英国强租新界时才出现。当地人在屏山、元朗等地张贴吿示，号召武装抗敌。锦田乡的邓公祠堂成为了武装抗英的指挥部，各路士绅曾一战大埔，二战林村，三战上村。《香港百年》，阿忆著，第23-25页。

【10】《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胡绳著，第42页。

【11】《香港史论丛》，刘存宽著，第47页。

【12】《香港史》，弗兰克韦尔什著，第151页。

【13】《香港史论丛》，刘存宽著，第47页。

【14】《香港史论丛》，刘存宽著，第46页。

【15】《Sir Henry Pottinger: The First Governor of Hong Kong》, George Pottinger, P. 106.

【16】《Sir Henry Pottinger: The First Governor of Hong Kong》, George Pottinger, P. 104.

【17】《The Taking of Hong Kong: Charles and Clara Elliot in China Waters》, Susanna Hoe and Derek Roebuck, P163.

【18】《粤港关系史1840-1984》，邓开颂，陆晓敏著，第44页。

【19】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东印度公司来华船只经常将香港海域当锚地，而他们将鸦片由印度运往珠江口，再转售给中国当地烟贩。《简明香港史》，刘蜀永著，第21-22页。

【20】<分析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下散商对华贸易的特点>，李宽柏《龙岩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21】港脚散商又称“散商”，出现在十八世纪中期。散商为东印度公司的特许商人，接受公司驻中国业务的管理机构监督委员会的管理。他们经营小批货物，从事一些简单的小规模生意。散商从公司取得营业许可证后，将印度的棉花、鸦片等商品运往中国销售，谋取厚利。由于公司不仅要靠他们来弥补广州贸易差额，而且还透过公司操控的白银与英镑的汇票兑现制度，将资金搬回英国之余，亦同时可控制汇率剥削散商。

【22】《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郭卫东著，第377页。

【23】《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郭卫东著，第652页。

【24】“香港通市”即香港与中国贸易自由化。香港通市合法化无疑就是允许对中国无限制（鸦片）走私，并且是跟《南京条约》第二款开放五口为限相违。事实上，在《南京条约》和后来作为条约以外两份补充附件《江南善后章程》和《虎门条约》中，均没有提及过香港与内地的自由贸易权。香港通市实际上是在耆英接任伊里布后在璞鼎查的推动下妥协的。《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第628-635页。

【25】《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郭卫东著，第132页。

【26】英国通过1846年签订的《退还舟山条约》撤出该地。《香港史论丛》，刘存宽著，第23页。

【27】《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郭卫东著，第291页。

【28】《Sir Henry Pottinger: The First Governor of Hong Kong》, George Pottinger, P. 106.

【29】《香港史》，弗兰克韦尔什著，第152页。

【30】《Sir Henry Pottinger: The First Governor of Hong Kong》, George Pottinger, P. 107.

作者：梁晓遴　来源：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