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柯，中国电影导演、编剧。2012年拍摄中国首部慰安妇题材记录电影《三十二》，2014年拍摄同一题材记录电影《二十二》，影片将于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全国公映。
2012年，导演郭柯在微博上看到一篇名为《一个“慰安妇”生下的日本孩子》的文章，文中讲述了“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韦绍兰与她所生下来的日本孩子的故事。
韦绍兰的故事吸引了郭柯，他很快就动身前往广西，亲自探访这位生下日本孩子的“慰安妇”老人。陆陆续续和老人相处了半年时间后，郭柯决定，他要将韦绍兰的生活用纪录片的形式记录下来。2012年，韦绍兰的纪录片开始拍摄。这一年，郭柯32岁，全国仅剩32位“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他决定将这部纪录片命名为：《三十二》。
短短两年后，全国仅剩22位“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郭柯觉得，他再不做些什么就迟了。他开始奔走全国，希望记录剩下所有老人的晚年时光。“不终日怨恨，但一刻不忘”，这是郭柯的初心。
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二十二》也选择此纪念日于全国公映。郭柯表示，等纪录片上映以后，自己对于影片的任务就完成了，也将不再接受采访。但当老人们一个一个地离世，导演也隐退幕后，这部中国唯一的“慰安妇”题材系列电影又能有多少力量留存这份记忆？
《三十二》与第一次
短片《三十二》是郭柯拍的第一部纪录片。在此之前，他当过十余年的副导演，也拍过一些电影、电视剧。提起过往的经历，他带着有些调侃的口吻说道，“惭愧，十几年都没拍过一部有名的电影”，又接着说，“所有东西都得水到渠成，缺一环都不可，（如果）我不喜欢这个老人、我对这个事情不感兴趣，即使有钱也不会拍。”
《三十二》的主角只有一个，她的名字叫韦绍兰，家住桂林市荔浦县。当郭柯第一次去韦绍兰老人家中探望她时，他没有提及拍摄纪录片一事。郭柯说，“我们只是陪老人，刚开始陪她吃东西，先熟悉起来，然后每天就看着她做什么就可以了。”他听不懂韦绍兰所说的方言，韦绍兰也听不懂他所说的四川话，“我们虽然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话，但是她能感受到我是没有恶意的。”
郭柯在桂林住下了，半年时间里，来来回回三四次，他常常就在老人家里聊天、吃饭，陪着她，“就像构图，你摆好了，老人进画。”半年后，郭柯觉得，可以了。
正式开拍前，郭柯想着是要将韦绍兰过去的苦难经历呈现与记录下来。他一如往常做了拍摄的安排和策划，但开拍之后才发现，老人的表现总是超出预期，并令他重新审视了纪录片的呈现内容。在一次拍摄时，郭柯想让韦绍兰回忆过去遭受日军凌辱的经历。他以为韦绍兰在描述时会非常难受，但老人出奇地平静，而当谈到自己回乡后周围人的误解时，老人忍不住哭了。按照原先的安排，郭柯没有停止拍摄，而是选择继续追问，“她哭了就是要拍，因为哭很感人。”
收工后，他觉得非常内疚，大哭一场。他发现自己身上有导演的一身臭毛病，总觉得戏比天大。这件事之后，他慢慢地想通了：面对老人，他不能再表现出以前当导演拍戏的习惯，而是要“把位置摆低一点，在她们面前，你不是什么导演，在她面前你只是晚辈。”
他不再执着于“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苦难的呈现，而是不带预设立场地、真实地将他所看到的“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老人的生活状态记录下来。“拍摄这群老人们苦难的一面是大家比较固化的想法，而当人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她就是立体的。”郭柯说道，这种冷静而不介入的拍摄视角也一直延续后来的《二十二》中。
《三十二》的拍摄很顺利，只用了八天。走的时候，郭柯给韦绍兰老人买了个电饭锅。此时老人已经92岁高龄了，郭柯担心老人不会用，但韦绍兰说，人哪有生下来就会的，可以学。而等到郭柯第二年再去探望她时，韦绍兰已经能熟练使用电饭锅了。
谈及韦绍兰，郭柯坦言，“乐观”的品质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都知道她的身份，也能想象她的苦难，”郭柯说，“但是在受过那么多苦难之后，她还能说‘世界还那么好’，她是个特别不简单的老人。”
这句老人的原话最终也出现在纪录电影《三十二》的结尾。她一边唱着——
“天上落雨路上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留眼泪自抹干。”
一边笑着说，“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二十二》与初心
2017年5月24日，郭柯携《三十二》在中国传媒大学400人报告厅点映。展厅外放着《二十二》的影片海报，吸引不少观众驻足。 摄 | 田佳玮
郭柯的两部纪录片拍摄时间相当紧凑。《三十二》刚在网上上映完没多久，郭柯就又开始筹备起了《二十二》的拍摄。
在纪录电影《二十二》中的22位老人中，年纪最大的97岁，最小的也已经88岁。老人随时都会离去，这给郭柯带来很大的压力。但当郭柯紧锣密鼓地完成全部安排和计划之后，临开机却发现《二十二》还存在资金周转问题。2014年3月28日，他发了条朋友圈：我妈刚才电话我，说可以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来支持《二十二》的拍摄。
不是没有投资方，郭柯见了好几位，但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郭柯不需要投资方教他怎么拍。一些投资方要求，《二十二》需要减少被拍摄老人的人数，因为人太多不容易进行影片的表达，所以一些老人没必要拍。郭柯表示，这二十二个老人是一个整体，“你别管我怎么拍，我一定能拍好。”
一些投资方则会要求《二十二》放大民族仇恨，因为那样才有看点。对此，郭柯说，“我们应该往这些老人身上去看，她们年岁大了，没多少年了，等你真的回过头来反应过来时候，都看不见她们了。”
经历了《三十二》的拍摄，郭柯再也不想带任何的预设立场来记录“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幸存者群体的生活状况了。他不想刻意制造仇恨，也不想刻意呈现老人们的苦难经历，“不终日怨恨，但一刻不忘。”郭柯再次说道。他下定决心，即使是卖掉自家的房子，也要按照自己的初心来做。
朋友圈发完后没两分钟，演员张歆艺发来一条消息，问他还缺多少钱，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可以找她帮忙。郭柯没有当真，张嘴借钱这事儿，对于这个四川汉子来说太难了。但之后，郭柯发现自家的房子很难卖出去。没办法，他只好回头找张歆艺帮忙。郭柯编辑了很长一段话，思来想去到第二天中午才给对方发过去。后来与她在剧组见面，郭柯把自己准备的采访对象资料、人员名单等一股脑全都拿给张歆艺看。张歆艺在采访中描述当时与郭柯见面的情景：“见面的时候他特紧张，挺不好意思的，脸憋得通红”。
借到张歆艺的100万之后的第二天，郭柯便订了机票，第三天就飞到了海南，开始《二十二》的拍摄。郭柯说，这为的是让张歆艺明白，他自己不只有想法，也一定会付诸实践。
郭柯也想过别的可能，如果张歆艺没有借钱给他，他就继续卖房，抵押。如果这也不行的话，那就没辙了，“那就是老天爷不让我做，那就不做了”。郭柯觉得，老天没有把路给他封死，他就应该继续做，而不想回报。“拍片就像恋爱，如果喜欢对方的话就不会对她有要求，只要每天看到她就开心。”郭柯说道。
《二十二》记录了当时已知的所有在世的中国“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的生活状态。为了找齐所有老人，郭柯走了5个省，29个地区。2014年7月，片子拍完。从2015年开始，每年春节前，他都会花上十几天的时间，开车去一一看望这些老人。他从北京出发，再到山西、湖北、广西，最后是海南，全程几千公里。郭柯想一年一年坚持下去，直到最后一位老人离开，因为他“希望这些老人在苦难的一生之后，都能笑着离开世界。”
有人质疑他的《二十二》过于平淡，和《三十二》相比，前者拍摄的老人更多，有些也更含蓄内敛。“我也承认我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导演技巧，”郭柯说，“但是我觉得你不能把这些老人当陌生人看，你只要把她们当做你的亲人来看，你就会懂我了。”在他看来，《三十二》能遇见韦绍兰是一种缘分，因为并非所有的“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都像韦绍兰老人那样富有魅力。郭柯希望大家能够设身处地地去感受老人的生活，如果以后《二十二》走入院线，他希望观众能够走进影院，“在那种封闭的环境里，去感受一下，真的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上院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郭柯参加了许多电影节，虽然《二十二》获得过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提名），但想要在国内公映还是比较困难。受韩国慰安妇题材电影《鬼乡》众筹经历的鼓舞，郭柯也决定开始众筹。于是，郭柯在2016年底发起了第一次众筹活动，并得到了29135位爱心人士的支持，顺利达成众筹目标。通过这次众筹，《二十二》最终得以发行，获得了公映的资格。
5月6日，为了增加排片率，郭柯再次发起了点映众筹，希望以此促进大家买票提前观影而提高八月份的排片量。截至6月6日18:00，已有31472人参与众筹。他坦言并不担心《二十二》的票房，“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半日游我都想过，只能说肯定是心有不甘嘛。但是它就是现实，这很正常。”
触动之后：审视
2015年，纪录片《二十二》被邀请到韩国参加釜山国际电影节。韩国观众看完《二十二》之后很受触动，因此，《二十二》也得以连续两年在韩国的电影节上放映。在电影节现场，郭柯的左边坐着一位韩国导演，右边坐着一位日本导演，而他们三人都在做关于“慰安妇”题材的片子。其中，日本的那位导演从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在拍了，看着这位五六十岁白发苍苍的日本导演，郭柯感到一阵感动，又发出一阵感概：“我们目前还是做得太少了。”因为，他被这两位导演问道：“为什么中国只有《三十二》和《二十二》这两部关于“慰安妇”题材的电影？”
如何真正地关怀这些老人，是郭柯在拍摄两部影片后一直思索的问题。他分析，可能由于中韩两国的国情不同，在韩国，很多“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老人都居住在政府建立的养老院“分享之家”里，互动起来很方便。而在中国，老人们天南地北地生活在各自的村落，给互动带来了很大困难。
《三十二》在网上放映之后，很多大学生也会自发地去探访老人们，带去他们的心意。但和老人们几年相处下来，郭柯知道，比起探望，更重要的是社会需要对“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群体树立正确的认知与尊重，“不终日怨恨，但一刻不忘”，郭柯又一次提起自己的初心。
在韩国，一些年轻志愿者也会从事一些公益事业，用以帮助“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比如老人们喜欢花，他们就绣一些花作为这些老人们的形象象征，再把这些绣花制作成纪念品售卖，最后将所得的盈利捐给老人。受此启发，郭柯的纪录片团队也为中国的“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老人们设计了一款少女像纪念章，分黑白两色，售价22元。除此之外，郭柯还表示，如果《二十二》公映之后仍有盈利的话，他将会把所有的收益捐给“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老人们。但他同时也表示，这部影片的最大愿望是为了让公众记住这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老人们，而非是为了给她们带去多少物质上的帮助。
今年1月，郭柯与海南陵水县的卓天妹老人合影留念，他的胸前佩戴着少女像章。 摄 | 袁昌佑
郭柯希望公众能够像对待常人一样正视老人的身份。“他们真正身份其实是被强征的性奴隶，不是‘慰安妇’。‘慰安妇’是自愿收费的，而在中国，那是完全被强征的，她们是受‘慰安妇’制度的迫害。”
郭柯心底柔和，他半开玩笑地把这种柔和的养成归因为吃素。“我吃肉的时候是一个很暴躁很急躁的人，”但自从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他发觉自己看得更深了，“我觉得在我身上能看清楚更多的事情，（吃肉的）那个时候我不一定能看到我能够拍这些东西，这都是原则的问题。”
“深情凝视”是《二十二》的宣传语，郭柯希望还能看得更清楚一点、更深入一点。郭柯很感激这几年的经历，五年前，他是一个对“慰安妇”一无所知、却野心勃勃的准导演，现在他说，“这两部片子，是我这么多年拍戏，面对自己最干净的一次。”
“
《二十二》的点映众筹将在两天内截止。如果您对提前观看这部反映“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老人们生存状态的影片感兴趣，并有意为增加影片的排片量出一份力，不妨参与众筹，以示对郭柯导演与影片《二十二》的支持。长按识别下图中二维码或点击本文最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进入众筹页面。
文｜田佳玮 果雅迪
编辑｜陶琳焱 瞿园园
新媒体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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