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乘张学良住北平协和医院和东北防务空虚的机会，决定进攻沈阳。

“轰，轰!”两门280毫米的巨型榴炮在惊天动地的巨响声中，将炮弹送向北大营。北大营立刻震颤不已，火光冲天。几百名红了眼的日本兵弹上膛、枪上刺，像开了闸的洪水，呼啸着冲向北大营。

隆隆的枪炮声划破了北大营，划破了奉天城宁静的夜空。

面对少帅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将士们疑虑重重，紧急会议后，由7旅旅长王以哲带上材料，亲赴北平，向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请授应对之策：“眼下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实际上不足万人，可我20余万东北军却受‘不得抵抗’命令之束缚，这究竟是为什么?”

▲日军炮轰北大营

张学良对前来询问的部下解释道：“既然我东北已归顺南京，我又身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学良就得听老蒋的。我虽为一人之下，可这一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该清楚，迈过他能行吗?眼下我已派人把情况报告给了总司令，老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先从外交解决。”

▲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合影

其实张学良当时对蒋的俯首听命是有着相当复杂的原因的。5年后他能在西安发动兵谏，难道眼下就不能迈过蒋介石，给东北军一个灵活应对的权限?更何况他当初归服南京，主要是为了对付日本人，并不愿把东三省的实际权力真正交还中央。而且就他本人性格而言，如果不是什么力量打动他的心，他是绝不会拿东北，拿东北军，也拿自己的政治生涯这么大的赌注来冒这么一场风险的。

那么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促使他最后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呢?

首先是他对时局判断的错误。

当时的少帅年轻气盛，如日当空，正处在事业的顶峰，这虽对他巩固自己的东北大权起了重要作用，但也掩饰了他的一个极大弱点，即对外交、政治上的复杂、艰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很多观点显得稚嫩。尤其当他看到日本国内的政局出现动荡，而关东军兵力又显得单薄时，总是一厢情愿地拿日本与中国的情形作比较，因而也更轻信日本人还不至于在整个东北大动刀兵，实行全面的武装占领。此时尽管已有人向他指出，日军有可能以占领奉天为开端，逐步实现对东北的占领，但他已完全听不进去了。

其次，他感受到了蒋介石这棵巨树的荫庇。

想当初东北易帜，南京在道义上和舆论上都大力支持了他。再加上他的果敢专断，及时处决了历来不把他放在眼里、图谋倒戈的杨宇霆和常荫槐，终使一度飘摇动荡的东三省稳稳地掌握在了他的手中。对这些，蒋没有一句责难之辞，仍旧一如既往支持着他。到了蒋、阎、冯中原大战，他慧眼观时局，巧辨利弊，在三方打得精疲力竭时，及时进兵关内，把东北军的砝码重重地压在了蒋介石的一边，不出两个月，中原大战以蒋的最后胜利而告终。正是由于他的入关，帮助蒋介石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使蒋介石对这位刚入而立之年的少帅除了敬重、感激外，甚至有再生父母之感。于是南京政府的高官任命、赞誉褒奖、特邀赴京等荣誉都接踵而至。并在北平设立军事委员会分会，委任他为代理委员长。这样，东北军的实力范围就不再囿于白山黑水之间，而是囊括了河北、热河、察哈尔及北平、天津等六省两市，使他独霸北方这半壁河山，成了名副其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国风云人物。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真可谓春风得意、前程似锦，他实实在在地感到自己当初改旗易帜，投靠蒋介石这步棋走得太对了。

▲张学良

如果仅把张学良当初听命中央完全归结为从蒋介石手中获益甚丰及对蒋的信赖，似乎还缺少些什么。对坐镇六省二市，统兵数十万的实力人物张学良来说，他对他自己的故乡，也是自己实力范围的东北，不会没有自己的观点。当时的张学良认为，日本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如要挑起争端，则可能导致大的战争。而日军虽然在东北兵力不多，但其国内兵力源源而至，则绝非东北一隅之力所能抵抗。当初改旗易帜，他也正是基于此种考虑。如今东北既已听命于中央，则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问题，应有个整体考虑。

他觉得，东北军如与中央合为一体，则更能增强力量与日本人抗衡，彻底打破日本人图谋东北的野心，所以遇事应听候中央指示。

此外，当时的张学良对国联也抱有较大幻想，认为国联绝不会听任日本势力坐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如果国联放纵日本使东北问题无法解决，则世界各国会怎样对待国联盟约、凯洛格非战公约和华盛顿九国公约?因此，无论如何国联是不能坐视这则公约成为废纸的。这些，都使拥有重兵的张学良被捆住了手脚，造成了令他终身难以挽回的遗憾。

文字&图片：摘自《国殇》

整理&排版：CamaelL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