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五十年代文艺广播杂忆|163

王济，1926年生，山东临沂县人。南开大学外文系肄业。1948年11月到解放区城工部学生培训班学习；1949年1月16日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负责文艺广播，曾任文艺部主任；1961年调天津市曲艺团任副团长，1979年任团长；1986年任北方曲艺学校校长，1991年离休。发表过曲艺唱词，曲艺评论等多部作品。为一级编剧。2006年9月26日病逝。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广播合影
　　（一）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我随第二批接收广播电台的同志于1月16日凌晨进入天津。随即根据领导的分派，在原国民党电台工作的地下“民联”成员魏洪发的配合下，接管了电台的唱片室，又由孙洪同志担任领导组成文艺组，从此开始了天津电台的人民文艺广播工作。
　　1949年春节前夕，台长鲁荻出面邀集天津市京、评、梆等戏曲界和曲艺界的著名艺人鲜灵霞、六岁红、银达子、韩俊卿、张寿臣、常宝堃、白云鹏、骆玉笙、石慧儒、花五宝、张伯扬等数十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招待会，正式发出邀请，欢迎他们参加电台广告文艺台的演播。于是电台文艺节目进一步趋于丰富。一方面许多为群众喜闻乐听、有益无害的传统戏曲、民间曲艺节目恢复播出，一方面还积极协助、推动这些艺人们在电台说唱新曲目，像刘文斌、翟青山等演播的连续说唱《新儿女英雄传》、《刘巧团圆》等新文艺作品就很受群众的欢迎。
　　常宝堃解放后第一个相声新作《新酒令》，就是在那时演播的。与此同时，也开始了到各戏院进行新戏曲节目的实况转播。一些解放军驻津部队的京剧团、文工团以及最先排演新戏的新风评剧团等演出的《三打祝家庄》、《九件衣》、《血泪仇》、《闯王进京》、《四劝》等等剧目都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转播后，市民纷纷购票观看，历久不衰。此后，人民唱片出版社又很快发行了新文艺唱片。从此，《解放区的天》、《翻身道情》、《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月芽五更》、《南泥湾》、《晋察冀小姑娘》、《二小放牛郎》等等崭新的革命文艺节目，传遍千家万户，响彻津门大地，给翻身解放的天津人民带来新的文艺生活，使人们感到分外鼓舞欢腾，更加昂扬振奋。
　　（二）
　　从解放初到60年代初，整个50年代前后的文艺广播，如同整个天津的人民广播事业一样，是处在一个开拓创业、发展提高的重要时期。回顾那一阶段的工作历程，所有曾在当时生活过的老文艺广播工作者，都是记忆犹新、激动不已、感触良深。那时的日日夜夜，真可以说是“火红的年代”、“沸腾的岁月”。不论是解放区进城的干部，部队、文化单位转来的人员或是陆续参加电台工作的青年学生，都是文艺广播战线上的新兵。大家都是生气勃勃，昼夜辛劳，认真遵循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努力探寻广播工作的特点和规律。
　　回想50年代整个时期的文艺广播工作，我觉得具有三个鲜明突出的特色。其一就是认真切实贯彻了“人民广播人民办”的精神，真正做到了“开门办台”，充分广泛地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文艺广播；其二是大力开发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文艺广播形式，努力把文艺广播办得活泼生动，有声有色，使之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量；其三则是千方百计密切文艺广播与广大听众的联系，力求使文艺广播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总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尽可能广泛地组织工农兵学商各界参加文艺广播，就是当时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解放以后，天津劳动人民翻身感非常强烈，当家作主的热情也十分高涨。各工厂、村镇、商店、学校都纷纷组织各种业余文艺团、队，开展创编演出活动，表达欢乐心声，振奋革命热情。当时我们一直把组织各界群众到电台演播，作为文艺广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不仅在电台缺乏录音设备、没有保留文艺资料的时候，依靠他们来台直接播出，就是在此后录音、唱片资料日益丰富时，也长期把“群众文艺”(有时是“职工文艺”、“农村俱乐部”等栏目)列为重点节目之一。长期设有一个专门小组广泛采集、组织群众的创作演唱。
　　50年代前期，在南市华安街广播电台旧址的大院内，经常川流不息地拥挤着众多业余文艺团体的演员们。每到节日，大院内更是人头攒动，连小食堂都挤满了人，等候依次进入演播室播出。后来有了可以携带外出采录的设备，文艺编辑就不辞劳苦地四处奔波，深入基层，继续录音编选，各单位的文艺活动积极分子们也都以能被选中参加电台广播为极大荣耀。由于这一工作的坚持开展，不仅有力推动了群众文艺活动的普及开展，培养锻炼了大量群众的文艺骨干，也与其他政治新闻广播联系群众一样，起到了促进提高人民群众政治上的主人翁地位的作用。
　　（三）
　　50年代的文艺广播编辑们，不仅真正表现了一种刻苦勤奋的精神，不怕劳累、不计报酬，昼夜为采集编播各类文艺节目而积极工作；还特别有一股子锐意创造的劲头。大家竞相创新，追求发展，结合广播特点的日新月异、多种多样文艺广播形式的不断创造产生，是这一时期的又一显著特点。尽管没有确切的资料证明我们有多少新举办的形式是属于“全国第一个”，但从我们自己来说，确实都属于“首创”，其中大部分说是走在全国的先列，恐怕还是可以的。
　　比如，“戏曲实况转播”本是早已实行多年的原有形式，后来因为转播许多新编剧目，我们就增添了剧情介绍和即兴穿插解说以帮助听众了解。此种方式还扩大到话剧和歌剧的实况转播。后来，又联想到电影是否也可以现场转播，并立即进行了尝试。第一次转播的是什么影片已记不清楚。在试验几次后，感到在一片黑暗之中现场解说有难度，加之电影“蒙太奇”的镜头组合变化复杂，确实很不适宜。于是在有了录音设备之后，便转而采取录下音来，参照分镜头脚本，结合听觉感受，重新剪裁制作，用描述、叙说加以连接的方法，使之成为一个完整作品。于是，“电影录音剪辑”这种文艺广播节目新品种就此诞生了。这种体裁一直延续下来，至今不辍。
　　此后，戏曲剪辑、话剧剪辑以至舞剧剪辑等等，也都在充分发挥声响效果(语言、歌唱、音乐、音响)这一广播美学的原则下相继产生的形式，从而增加了广播文艺的种类。那些年，在技术条件还相当落后的情况下，我们还曾大胆搞过一次京津两地的联合实况转播，尝试播送了在北京公演的戏曲名角会串，使天津戏迷大饱耳福。
　　各艺术门类都有自己的“广播”新品种，如“广播戏曲”、“广播曲艺”、“广播小说”、“配乐诗歌”、“长篇小说连续播讲”、“音乐剧”、“音乐故事”等。除了这些广播文艺的新种类而外，大家还绞尽脑汁地开辟多种文艺广播专栏和专题文艺广播。其中一个重要的形式，就是举办各种杂志性文艺广播，如“广播说唱(杂志)”、“万紫千红--戏曲广播杂志”、“舞台与银幕(影剧广播杂志)”……它们都是仿照报刊杂志的编辑方法，把知识性、趣味性和娱乐欣赏性多种内容组合一起，形成一个“小型板块结构”。此外还有大大小小各种专题、专栏，如《唐诗讲座》、《京剧讲座》、《口琴讲座》、《俄罗斯音乐介绍》、《西洋古典音乐知识》、《爱情诗歌朗诵会》、《世界名曲欣赏》、《推荐歌曲》(即延至今天的《每周一歌》)、《十分钟音乐》、《广播剧院》、《广播曲艺厅》等等。以上列举的这些，今天看来都已不算新鲜，但在当时却都是编辑们苦心孤诣、从无到有的创造。那时大家都互相比赛，看谁能花样翻新、独出心裁，人人想点子，时时出道道，形成一种浓厚的创新气氛，这种精神和风气应当说是十分可贵的。
　　（四）
　　50年代文艺广播的编辑们十分重视与听众的密切联系与彼此交流，这也表现在一些广播文艺形式的创造设计上，比如“听众点播”这样一种与听众建立直接交流的节目早就产生了。戏曲、曲艺、音乐等各艺术门类都开办过专栏，像“点播戏曲”、“点播曲艺”、“点播音乐”等。在播出应听众要求的节目时，还插播一些来信中的简单评语，使之更为活泼。
　　有一年的除夕之夜，大家又大胆组织了一场整个晚会的现场点播。文艺部全体人员总动员，把守全台所有电话机，随时传递听众的电话要求，并马上找到点播的各种文艺节目录音胶带及时播送。那一夜晚紧张、忙乱的景况是可以想见的，但在欢度除夕的夜晚能直接与听众呼应，掀起欢乐高潮，大家感到很是心满意足。
　　此外还有各种猜谜活动、有奖问答和比赛征文等等形式，也都搞活了与听众的联系。如“广播说唱杂志”就曾搞过一次以著名曲艺艺人的姓名编成的谜语，猜中者即发给一个印有演员头像的书签作为奖励。这一活动，别有情趣，曲艺爱好者们来信十分踊跃。但在“反右”运动中这也被扣上“资产阶级趣味”的帽子遭到批判，现在看来只能付之一笑而已。
　　“教唱歌”曾经是解放初和50年代前期最受听众喜爱的一个节目。不仅有青年学生、工人，不少家庭妇女、老年人都跟着学唱。随着教唱歌曲，还能普及一些乐理和简谱常识。为了扩大收听效果，电台配合这一节目印刷发行了活页“广播歌选”，销路甚广。后来，还组织发动了各界学唱听众的歌唱比赛，经过基层的选拔推荐，最后在电台礼堂举行了优秀演员的发奖和演唱大会。“唐诗讲座”曾举办过主讲人(大学的教授、讲师)与听众直接会面座谈、解答问题的活动。像这样环绕着一个节目开展多种联系听众活动的做法是很多的。
　　今天的广播技术设施更加现代化，文艺广播联系听众的手段方式，收集信息反馈，进行双向交流的活动也有更多的创造发展，与那时的一些做法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一个广播工作者，时刻想方设法与自己的工作对象加强联系、加深了解、密切往来，永远保持亲切活跃的关系，还应是个宝贵的传统。
　　（五）
　　50年代的文艺广播工作，还有一点应该提及，那就是电台文艺部门所组织领导的业余、专业表演艺术团体的兴盛发达，差不多各艺术门类都曾先后有过自己的艺术演播组织，它们为文艺广播制作了大量节目。这些表演团体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扩大电台影响，密切与群众联系，为满足社会文化生活也做了不少贡献。这些艺术团体的成绩是很值得称道的，这里只简要地介绍一下，就可看到它们的作用。
　　电台最早建立的专业表演团体是天津广播曲艺团。为了充分提供曲艺新作品，电台很早就成立了业余曲艺创作组。今天全国知名的专业曲艺作家王允平、朱学颖、张剑平等都是那时的成员。曲艺团建立后，定期在广播中和社会上组织新曲艺的专题公演，并编辑出版了若干期“广播曲艺选”，有着不小影响。广播曲艺团不仅拥有许多全国著名的曲艺艺术家，而且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大量推陈出新、艺术改革工作。
　　马三立的相声、李润杰的快板书，王毓宝的天津时调，都以崭新面目赢得了听众的喜爱，相声《买猴》、快板书《劫刑车》、天津时调《翻江倒海》等许多优秀曲目遐迩闻名，脍炙人口。
　　解放初电台就有了业余的“播音剧艺研究社”的活动，在极简陋的条件下，现场配乐、配效果直接播出过许多播音剧，如《保尔?柯察金》、《莫斯科性格》等。后来招考了一些工人、学生中的话剧、朗诵爱好者，组成了业余广播剧团，为电台演播了大量的配乐小说、诗歌、散文朗诵、广播剧、广播小说，并在各学校、工厂中开展朗诵表演活动，很受欢迎，不少优秀的配乐诗歌、话剧成为长期保留节目。后来在这个团的基础上扩大招收演员，正式建立了广播剧团。今天不少全国知名的影、视、剧演员是从这里开始锻炼成长的，更不要说当今电台、电视台的许多播音、表演骨干力量都是从这个组织里诞生的。
　　电台文艺部也在很早就建立了自己的业余合唱团。鼎盛时期曾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业余民族乐团，人员中有本市不少民乐演奏名家。同时还成立了两个合唱队和一个轻音乐队。他们一面专为电台排练新的乐曲、演唱，还常举行音乐会公演。以后又正式组建天津广播乐团。这个团解散前也为音乐界输送了不少骨干力量。
　　在戏曲方面则是从拾遗补缺的角度，组织一些“名票”建立过业余昆曲社，排练演出过《游园惊梦》。
　　从上述这些团体的数量看，完全可以想见当时天津电台文艺部门工作任务是何等繁重，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热气腾腾的兴旺气象，反映了那时同志们蓬蓬勃勃的工作精神。广播事业需要建立自己所属的以为广播服务为主的专门表演艺术团体，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六）
　　在回顾50年代天津电台文艺广播的时候，有一桩老的“公案”有必要在这里再提一下，给以重新的认识与评价。这就是，对所谓“大放黄色歌曲”的“旧歌重放”节目错误的批判。
　　1957年初，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著名方针。顿时意识形态领域空前活跃起来。在“鸣放”的过程中，人们热烈讨论解放以来推行文艺政策的情况，在文艺广播节目的内容范围问题上，也开始对某些一向被视为禁区或是有争议节目的思考。随着中央台对著名影星周璇的访问录音和她演唱的《四季歌》、《天涯歌女》的播放，如何看待30年代流行歌曲的问题，受到了普遍的关注。
　　那时文艺部的同志觉得这些包括许多电影插曲和歌舞音乐的流行歌曲不应一概抹杀否定，而可以有选择地予以开禁播放。根据“双百”方针的精神，便以征求意见进行研讨的方式举办了“旧歌重放”这个专题音乐栏目。这些已被无声禁令封闭若干年的通俗歌曲突然重响，自然在全市群众中造成一定“轰动”。而在播出不多次数之后，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便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一向作为政治运动晴雨表的文艺领域首当其冲，这个节目也就被冠以“大放黄色歌曲”、“宣扬资产阶级腐朽货色”的罪名，大加声讨挞伐。其结果自然是这一节目停办，有关人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处分。
　　如今通俗歌曲已经与民歌、美声唱法成鼎足之势，并日益发展成一种具有民族风格色彩的品种流派。不少当年的所谓“旧歌”也已成了今日的“鲜花”。那么对于30年代中国自己的那些“旧歌”到底应该怎样评价？我不是研究音乐歌曲的专家，在这里也不可能进行关于中国音乐史的学术理论探讨。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那些“旧歌”决不能笼统地一概视为“黄色歌曲”，不应一律简单地看作资产阶级腐朽货色。那时对“旧歌重放”的批判也是一种“左”的错误做法，所加给“旧歌重放”的罪名也理应予以纠正。
　　另外，关于“大跃进”时期文艺广播工作中的教训，也应该认真记取。尽管那个时期文艺部的编辑同志们确实都是意气风发、干劲十足地昼夜苦干，也不乏一些新的、好的点子和创造，但就总体说来，在“左”的错误思想路线影响下，文艺广播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应该说那一时期的文艺广播，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主要表现在：第一，不少文艺节目内容和文艺广播形式助长了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思想的泛滥；第二，在“说中心、唱中心”、“人人写诗、人人作画”等口号影响下，文艺广播一味追求紧密配合政治运动、中心工作，大大违背了文艺的自身规律。一方面，大量公式化，概念化、粗制滥造的文艺节目充斥广播，一方面，在某些“左”的口号下产生了文化虚无主义倾向，取消停播了许多优秀的中外传统节目，造成了人们文化精神生活的贫乏。
　　以上这些文艺广播工作的曲折发展经历，以及对其中某些事情的看法，都有待于广播电视学会在广播学、广播史学的研究工作中给予科学的分析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