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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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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蒙娜德波伏娃一句“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奠定其力作《第二性》女性主义圣经地位后，两性关系的探索得到进一步发展，然而无论是女性主义者们的自娱自乐，还是如法国时事评论家埃里克.泽穆尔这样的男权拥护者在《第一性》里贬低女性主义，将本来没有任何对错的意识形态‘主义’弄得面目全非，人们似乎只是站在自己一方的角度发声，极力的站队表姿态，激烈的避免将自己陷入中间立场的漩涡。在这种各说各话的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 布尔迪厄的《男性统治》挺身而出，用社会学的犀利与冷静去掀开潜藏在男性和女性无意识中的“性别统治”，为其一直致力于揭露的“所有社会领域中存在的统治关系：统治者将他们的价值观念强加给被统治者，被统治者不知不觉地参与了对自身的统治”提供佐证。那么，布尔迪厄是如何寻找方向的呢？

总方向：征服与被征服的象征暴力

布尔迪厄认为：“男人通常用征服的逻辑看待性关系（尤其在朋友之间的谈话中，这类谈话的内容往往是吹嘘如何征服女人）”，这正印证了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的：“到女人那里去，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这句名言广为流传，然而尼采最后精神分裂被母亲与妹妹照顾到去世却罕为人知，男性对女性的征服不是血淋淋赤裸裸的暴力，而是一种象征性的暴力，这种暴力在意大利心理学家鲁格肇嘉（Luigi Zoja）的著作《父性》中也得到明晰的阐述，与布尔迪厄所要阐述的“象征的暴力”异曲同工：“正如古代战争结束的时候总在被毁的战败城市的废墟上撒上一层盐，以免宫殿宫殿拔地而起，父亲取得胜利后，也在母亲的生殖器上撒盐，让她们永远不会超过自己。”似乎全世界两性关系研究者都有这样的共识：“进入和权力是男性领导精英的特权；听任进入是一种对权力和威信的象征性废除。”如果觉得说这样的“征服”是暴力有些言过其词，那么请花几分钟想想《追风筝的人》与《肖申克的救赎》里对“权力进入”与“听任进入”（或抵抗进入）的描写，是否有些不寒而栗？

为何男男之间的“象征暴力”让人不适扼腕，而男女之间的这种“暴力”却视为人类甚至自然发展的理所当然？从历史发展来看，暴力的统治者们在征服过后建立统治秩序，会利用宗教信仰或学说以及制度维护统治，持续舔尝暴力征服的胜利果实，比如鼓吹“君权神授”，鼓励种姓制度，政教合一，以期麻痹与压抑被统治者，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被统治者的服从与认命，到最后对统治者指定的秩序全盘接受，这在男女两性征服与被征服的较量中，演化为社会既定规范对女性的束缚，而人们早已忘记，社会既定规范也是当时争夺统治权获胜一方的男性的伎俩，而非两方自然定义的社会契约，而这种非自然性社会契约式的象征暴力，则由服饰与形体下的“囚禁”，统治者有意识的诋毁，被统治者无意识的自我诋毁，统治者内部的受害者，集体期待的女性符号，家庭、教会、学校的价值灌输和官方媒介的刻意抑或无意识宣传一一实现。

“囚禁”：隐藏在服饰与形体之下

在布尔迪厄看来，“妇女们被囚禁在一堵看不见的围墙之中（面纱不过是看得见的表现），这堵围墙限制了她们的身体运动和移动的地域（而男人们却用他们的身体占据更多的地方，尤其是在公共空间）。这种象征的禁闭实际上是通过她们的衣服来实现的（这在过去的时代更明显），这些衣服的作用，一方面是蔽体，另一方面是不断地让身体回到秩序中（裙子发挥了一种完全类似于教士袍的功用），根本不用明确规定或禁止（“我妈妈从未告诉过我不要把双腿叉开”）；衣服要么以各种方式限制运动，比如高跟鞋或经常占满手的袋子……有时——地位高的——男人允许自己呈现某些放松的举止或姿态，比如在座椅上来回摇晃或把脚搭在办公桌上，以证明自己的权力，或证明自己的自信，这些举止或姿态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在人的历史中，男性已经习惯居高临下俯视无论自愿还是被迫臣服于脚下的女性，一旦权威受到挑战，立即会用各种办法，例如发声、抗议、征服和制定社会规范来将被统治者重新圈进于他们所能控制的范围内。

统治者：有意识的诋毁

男性征服女性，除了用社会规范的双重标准限制女性，为了防止女性反抗，建立起诋毁女性的“宗教”还不够，还要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诋毁。虽然不是布尔迪厄首要发现，布尔迪厄还是重述了“女人被视为一个否定性的实体，仅仅由缺陷来确定”这样的事实，“按照一种特定的悲剧逻辑，无论女人做什么，都被迫为她们的邪恶提供证据，并反过来证明分配给她们一种邪恶本质的禁令和偏见，这种逻辑希望统治所产生的社会现实能经常证明统治要求的表象，以便统治得以实施并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于是我们发现，中国俗语中“无毒不丈夫”，“最毒妇人心”，同样意象，却因主语男女主体不同，是褒是贬南辕北辙。想来风靡一时的偶像剧，不论日韩中，中国台湾，泰国，似乎都能总结出女主角傻白甜，聪明能干的女二号一定是邪恶的这样的套路，因为男性统治者在内心深处有着对无限接近他们所定义的“统治者”本性的恐惧，要以各种形式将其扼杀在摇篮里，而最行之有效的就是将她们定义为“邪恶”。

即便女性已经从被迫到自愿称奴，男性统治者依旧要通过其余方式确立自己的权威，他们要通过各种方式去确定验证被统治者一定是赞同统治，与统治者拥有同样的认知工具，他们要不遗余力打压在这关系里的“异端”。龙应台在《野火集》里有篇《自白》，开篇第第一句：“我很遗憾我是个女的。我很遗憾别人发觉了龙应台是个女性。”正是有男性统治者恼羞成怒质疑龙应台的逻辑、理性、政治能力抢了他们金字塔上的蛋糕，而这不应该是只能被分一杯残羹的女性被统治者该做的。巴基斯坦因为一部《荣誉谋杀》纪录片而改变法律，但世界上还存在多少对女性的荣誉谋杀？这些问题，不过是因为有不少的“叛逆”女性突破了被统治者束缚定义的怪圈，引起他们的不适。我们警惕着如曾经德国的集体无意识的极权，然而较真起来，我们却漠视对女性的“囚禁”犹如对犹太人的屠杀，只不过犹太人失去的是生命，而女性失去的是权利。我们为何已经客观接受这样的事实？只是因为，正如布尔迪厄所说，按照男性统治者的思维模式行事，已经由历史超验性发挥作用，作为先验的东西强加给了每个行动者。

被统治者：无意识的自我诋毁

当然，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诋毁也是不足以消灭统治者对自己安稳的统治的担心的，布尔迪厄从他对“统治关系”的研究中，发现两性关系合乎其范式：“被统治者把从统治者视角出发建构的范畴用于统治关系，因此使统治关系看起来是自然而然的。这就会导致一种有系统的自我贬值，甚至自我诋毁……”这种自我诋毁不仅表现在对自身的诋毁，还表现在为虎作伥对同类的诋毁。比如前段时间风靡的三个字“女司机”。细思起来，男司机肇事就是司机，女司机肇事就非得故意加个“女”字，明明是社会造势的歧视，偏偏一些女性还跟着附和，听见明明是自己犯错的丈夫或同事咒骂女司机而连声称是，好像自己或其他女性天生就该如此以此取悦男性。还有“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婆婆又去欺负媳妇，仿佛自己曾经所经受的痛苦要从更孱弱者里补偿回来。

失语统治者：胜利者内部的受害者

可悲的是，在男性统治者以为万无一失控制了女性被统治者时，布尔迪厄却一语中的，“如果说妇女因为服从有于贬低、否定她们的倾向的一种社会化作用，学会了克制、顺从和沉默的消极道德，那么，男人也是统治表象的囚徒和暗中的受害者。”《父性》中写到：“然而一位轻易地忍受冒犯的父亲，却有听到孩子谴责他举止不像个父亲的风险。孩子们对这个观点的执着告诉我们，他们想要的安慰不独源自他的爱和正直，他们还期望父亲是强大的。他们部分的意识到，社会关系的功能不仅在于爱，也不仅在于正直，而且还在于纯粹的、赤裸裸的权力。”男性统治者在以为天衣无缝的权力操纵中，也必须承担超额负重，在为不符合实际的期望买单。《父性》也谈到动物界：“雄性海象是雌性海象的4倍……胜者可以享受由12—-40个伴侣组成的春闺后院。4%的雄象占据了80%的交配关系。”即便与人类近亲的灵长类，在日本阿尔卑斯山，享受温泉的也仅仅是猴王与母猴，小猴，而其余公猴只能在寒风中，雪地上瑟瑟发抖。然而，一叶障目、掩耳盗铃的人类却宁愿忽视这样的事实，忽略就算是在男性统治者的内部，也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占有战利品，而低阶的统治者在战利品有限的情况下，在马太效应与虹吸效应双重打击下集体失语。

女性符号：社会集体的期待

布尔迪厄强调，“统治者的本性就是能够让人承认他们的特定存在方式是普遍的存在方式。卓越的定义无论如何都有男性的内涵，男性内涵具有不如是表现的特性。一个职位尤其是权力职位的定义，包括在性别方面具有的各种能力和禀赋：如果说女人难以占据那么多职位，是因为它们是为男人度身设立的，男人的男子气概本身就是通过与处于现状的女人的对立构成。“在组成社会存在的游戏中，那些所谓严肃的游戏被留给男人，而女人则注定要当孩子并稚气未消。”集体期待女性的符号为“智力低于男性，所以不能胜任男性的权力职位”，所以智商测定表或职业评估为何一般男性更容易比女性拥有更好的分数并不是因为女性天生愚于男性，而是女性更占优势的情境组合题目根本没有多大比重，由男性的优势组成权力的符号，正是如今社会职位规则的主观愿望。

两性“天职”：家庭、教会、学校的价值灌输

布尔迪厄对女性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有一种专注的关注，在对其小说《到灯塔去》里拉姆齐一家人和几位客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一段生活经历的解析，探索家庭对两性的影响，通过放大的男性对女性的嘲弄表达着男性对女性的见解以及家庭对女性的束缚。从家庭的“天职”里可以得到如此的两性守恒定律：要彰显男性的权力，就要极力贬低贬低女性的权利。即便《到灯塔去》里的儿子旁观看来，从各方面母亲都比父亲优秀得多，然而母亲仍旧不能行使正确的权利，而在家庭的“天职”里，拉姆齐作为父亲的尖酸刻薄、无情才是政治正确的。现实社会里，男性统治者在家庭排列中要具有如拉姆齐一样的自鸣得意，还要将家里一切技术用具和机器的垄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并将每日必须的家务贬低得微不足道。

另外，在“女性规范”价值的灌输上，教会也可算极具“功勋”，“教会被具有顽固的反女性主义观念的神职人员所支配，神职人员动辄谴责女人所有有失端庄的行为，尤其是穿衣方面的；他们习惯于生产对女人和女性特征的一种悲观看法，教会在（或过去一直）明确地灌输一种被父系制度价值统治的家庭主义道德，尤其是女人天生低等的信条。”令人讽刺的是，曾经还在随时有殉教危险的时代，他们并不拒绝女性，然后在否极泰来的时候，将过河拆桥与“只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发挥到极致。无论是教义教规还是活动，男性与女性的高低从属关系就在虔诚的信徒中潜移默化下来。

布尔迪厄还发现，尽管学校已经摆脱了教会的控制，然而在学校分工上，依旧不可避免地传播着父系制度表象的先决条件，学科的分工，自然变成隐蔽的性别对立，男女看似自由选择的专业有着明显的人数差异，尤其在技术、科学方面对女性被统治者有着颠倒的皮格马利翁效应。

统治者话语霸权：官方媒介的宣传

布尔迪厄还注意到，“男女之间的统治关系存在于全部社会空间及其次空间中，也就是说不仅在家庭中，同样也在学校教育空间和劳动世界中，在官场和传媒中。” 如今媒体纪念顾城，把杀妻自杀捆绑，仿佛光荣声誉，咄咄怪事。细思起来，除此以外，司马相如撩寡妇我们说凤求凰；郭沫若与二姐妹道不清说不明我们说风流才子，元稹把自己的无耻用莺莺传洗白自己一身风流债，我们说千古佳话，完全漠视“诗和人品必须分开”这样的探究……若我们反向定位若这几个可以定义为人渣的男性是女人，那么评语一定会是另一番模样。所以，男权社会里，掌握话语权的统治方拥有颠倒黑白的权力。

结语：仍旧存在的问题

在看伏波娃的《第二性》时，被她的文字以及她与萨特、加缪千丝万缕的关系吸引，深深质疑其中这样一句话，“萨特后来回忆了第一次见波娃时所留下的印象：‘我认为她很美，我一直认为她美貌迷人，波娃身上不可思议的是，她既有男人的智力，又有女人的敏感。’”为什么萨特会认为“智力”属于男人而“敏感”属于女人？说伏波娃“有男人的智力”大约也是平日与伏波娃的探讨以及伏波娃文字的风格吧。可是智力真只属于男性？那古希腊发源地雅典的守护神雅典娜为何被称为“智慧女神”？布尔迪厄的《男性统治》分析了问题，却也没有解决问题，大约也正如他所表露，这是个“永久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