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吉利教会史》看历史叙述的宗教意向

原标题：从《英吉利教会史》看历史叙述的宗教意向

一、“可敬的比德"与“历史的信仰"

英格兰八世纪的历史学家比德(673年一735年)被史学界称为“英国历史之父”，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毕生完成了近四十部拉丁文著作，并成为了早期盎格鲁一拉丁文学的杰出代表，被后人尊称为“可敬的比德"(theVenerableBede)。比德是一位修士，他出生于英国史上的“七国时代"，出生地位于北方大国诺森伯利亚(Northumbria)，童年大部分的时光是在修道院度过的。他所处的时代政治和经济十分动荡，基督教在英国的传播已有二百多年历史，但是异教的因素随处可见，教会间的倾轧与斗争也层出不断。但是，在教会长大的比德幸运的躲过了世俗的纷扰，在教会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精通希腊文、拉丁文，并略懂希伯来语。他除了研习宗教经典，奉行宗教仪式以外，其他时间都花在“攻读、教授和写作’’上，并以此为乐。在他的一生中，比德以极大的兴趣从事写作。

比德留下的历史著作主要有两种，一是《英吉利教会史》，二是《修道院长列传》，这也是在中世纪历史叙述中两种典型的历史叙述类型——类是叙述体，一类是传记体。比德自己是一个撒克逊人。事实上，在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中，他是这样区分英吉利人的：“这些新来的人来自日耳曼的三个较为强大的民族即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肯特人、怀特人(即占据怀特岛的居民)以及住在怀特岛正对面的西撒克逊地区，至今仍然称为朱特人的那些人都是朱特人的后裔；东撒克逊人、南撒克逊人和西撒克逊人来自居住在今天称为古撒克逊人地区的撒克逊人。

从居住在称为安格尔恩地区(该地区据说处于朱特人和撒克逊人地区之间，迄今为止一直是废墟)的盎格鲁人中繁衍了东盎格鲁人、高地盎格鲁人、麦西亚人和居住在亨伯河北岸的所有诺森伯里亚人的后裔以及其他盎格鲁人．这三个民族是日耳曼民中较为强大的民族，就是比德所指的“英吉利人。那么，他们就是罗马人所指的“蛮族"。也就是说，《英吉利教会史》就是一本“蛮族"教会史，或者说是一野蛮民族的皈依史。从比德的出身和本书的叙述对象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比德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蛮族史学家一或者说是“民族史学家’’。他所在的角度，与其说是一个蛮族人或者说一个民族的代言人，不如说是一个教士；他撰写的是一部民族史，但更是一部宗教史。

《英吉利教会史》是比德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成书于一个世纪以后，他的资料主要依靠口传的材料，还有存于爱德文王的埋葬地一Whitby修道院保存下来的关于他的故事。比德写这本书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希望其叙述具有道德教化功能。

他在前言中是这样讲的：“如果一部历史著作记载了善人善行，那么细心的人听到这些故事后就会深受感动而去效仿他们柏’’一他希望通过保存和叙述以爱德文王和教士波莱纳斯为杰出代表的一系列榜样的故事，教导和他同时代或以后的教士和国王过一种基督徒的生活。

在前言的结尾处，他又一次谈到这本书的写作目的“为了教诲后代”。此外，比德在书中还表现出以历史叙述作为自己献身于宗教事业的一种实践方式。在这部书的前言中，比德讲述了他为了从广泛的口头和书面及档案的材料中获取信息而付出的巨大努力。这种关心和热忱不仅反映了比德自己的虔诚，而且反映出其所著历史的可靠性一“历史的信仰"。

他是这样表达自己的动机的：

“我的目的是，在我不辞劳苦地把有关这些地区或～些更为高贵的地区的我认为值得记录的材料，同时也是这些地区的居民所喜闻乐见的材料写进这本书之后，我可以得到他们的虔诚祈祷作为报答。

从比德书的内容可以得知，这段历史的跨度极大一从罗马不列颠时代开始，到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以后的历史，再到公元731年一他所生活的年代。虽然这段历史距离比德生活的时代并不遥远，但是局势的不断变动，地区之间的阻隔，以及文化的衰落，比德可用的史料少之又少。但是，他为搜集材料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使上帝知道他的工作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并通过此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仆人。他是一个极其谨慎并且十分忠实于历史的史学家，在他临终之前，他说道：“我绝不愿意在我死后让我的子孙后代读到谎言。’’人们对此往往是仅仅乐道的，也对他在书的前言中表示的对待史料的严谨态度表示赞许，因为他对于书的大部分内容是许为信史的。

英吉利教会史应属于记叙体。虽然比德注重年代的顺序，可他更关心的是对一些重大事情的阐述。在这部书中，比德是以标志着英吉利教会发展史上不同阶段的一些重要时间为线索，来划分他的几卷书，并围绕主题把不同的次要故事归类编纂在一起的。因为这一因素，有些史学家把其看做更像是一些不同地理背景下的片段和故事穿在一起的历史书，并将其称为“串烧"(Medley)。

二、《英吉利教会史》中的基督教意识与历史叙述

对于比德写作《英吉利教会史》的主要意图，不同的历史学家对其有不同的理解。从字面上看，一些历史学家认为Historia Ecclesiastica可以被翻译为“教会的历史’’，或者说是“英吉利教会的历史”，意味着这是讲述在圣奥古斯丁带领传教使团来到英国创立教会基础上的故事。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比德的著述是一个主教续任的历史，但是并没有把他所有的材料打破成为各教区的历史。在这个框架之下的七国国王的作为都是围绕着对教会的利弊展开的。从另一个更加微妙的层面上来说，教会史可以被看做是“救赎的历史，上帝的道行在地上的证明"。正因为如此，英吉利的过去可以通过这种途径被呈现出来。转向Historia Ecclesiastica的另一个重要层面来看，它主要讲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的皈依史。但是在书中，比德似乎故意忽视了异教的过去。

但是为什么比德认为异教的内容与本书不相关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把我们引入了比德这本书的写作目的上。一般来说，传教史学家倾向于认为异教历史尤其是日耳曼异教历史是不严肃的一日耳曼民族是血腥与野蛮的，并且他们的无知将自身隔绝于严肃的考虑中。至少从神学上讲，异教的日耳曼人似乎为西方的基督教的传教工作提供了一块不可抗拒的征服地。如果比德是在为英吉利而写历史，而不是写英吉利人的传教历史，他可以不用避开英吉利人整个历史中的那一点异教历史。正因为是在写作英吉利民族的教会史，他才避开了对蛮族异教历史的提及。

让我们由此回到比德写作《英吉利教会史》的时代背景，直到公元八世纪前期，英吉利的土地也被不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部落分成七个部落国家。基督教已经在英吉利传播了二百年，但是始终遭到日耳曼异教的挑战，不能稳定而持久的发展。与法兰克不同的是，虽然英吉利的土地曾经是属于罗马帝国，但是罗马的基督教文化却在蛮族侵占这片土地后逐渐消失，得以保存罗马文化的不列颠人几乎已经消失殆尽。与此同时，与盎格鲁撒克逊人隔海相望的法兰克人早已踏入了基督教化进程，成为了上帝的臣民。留给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问题就是如何重整他们的文化并且如何融入他们所在的大环境中?并且在这一时期，七国之间的战争不断，如何使其回归稳定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吉利教会史》并不单单是一部用来教诲后人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它要起到的是重整在英吉利土地上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并且纠正他们的信仰使其回到正统基督教的信仰。这样，当我们回到Historia Ecclesiastica上，就可以清楚的了解为什么比德用这种方式记载英吉利教会的历史，以及为什么日耳曼的异教历史被排除在外了。

(一)从<教会史>到《英吉利教会史》

“英国教会史之父’’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所模仿的对象是“教会史之父"优西比乌(Eusebius，公元260-341年)的《教会史》。而这两部历史著作，在名字上都惊人的相似一《教会史》的名称则是Historia Ecclesiastica，而《英吉利教会史》的拉丁名称是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教会史》是第一部从基督徒视角出发写作的历史，是第一部完整的教会历史。优西比乌在这部编年史中讲述了他对从使徒时代到公元324年所发生的事情做的神学判断，并对基督徒的正统信仰进行了辩护，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基督教发展的曲折之路这部书阐明了基督徒的的身份和地位，以及基督教发展的合法的连续性。他用自己的作品回答了“我们究竟是希腊人还是蛮族，抑或是这两者之间的产物’’的问题。优西比乌在自己的作品给出了答案：“埃及人的预言和希伯来圣经一样，传到希腊人那里并被希腊人改变了形式，从而形成了一种历史连续性。"他认为基督徒不应忽略这一点，因为在《圣经·使徒行传》提到摩西学了埃及人的学问，变得很有才能。也就是说，希腊人容纳传统并对其作出改变，在这个基础上形成自身的基督教信仰模式及身份认同，并被纳入基督教的传统之中。所以优西比乌认为基督徒是建立在古老的宗教和生活、思想方式基础上的“崭新的民族”。

而对于比德来讲，这也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究竟是谁?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还是蛮族，抑或是其它?

通过对《教会史》一书的模仿，他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找到了关于“他们是谁"的答案一也就是吸收并融入基督教传统中的“新的盎格鲁撤克逊人"。与《教会史》一样，《英吉利教会史》也是一部编年史，是一部正面的基督教历史，记载了基督徒的言行、事迹和所受的困难。比德也模仿优西比乌，在书中大多采用书面或口头的传统。他出于教导与纪念的目的，记载了“效法基督’’的基督徒们高尚的生活；他对日耳曼异教持摒弃态度，认为其损害了基督教的传统。这些都能在《教会史》中找到根源。

通过对优西比乌的《教会史》的模仿，他找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问题在当下的答案，从而将基督徒这个“崭新的民族"拉到了当下的处境。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基督教传入他们的民族中，并且被他们改变了形式，添加了新的日耳曼元素，这正如摩西为耶和华信仰添加了埃及元素一样。他们同样具有基督教历史上的延续性，并不是无端闯入历史中的“蛮族”。基督教化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信仰同样具有正统性，并且他们也是建立在古老的宗教和生活、思维方式基础上的融合日耳曼传统的“崭新的民族”。虽然彼得并不像格雷戈里一样，将盎格鲁撤克逊人的历史回溯到上帝创造天地。但是通过对《教会史》的模仿，他实际上通过另一种途径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历史带到传统的源头一上帝的创世与耶稣的复活。

(二)经典的回归

从某种意义上讲，被一个群体所奉为“经典”的文本言说了这个群体的共同认信的意义体系。也就是说，“经典’’是一群具有同样意义体系的人对自己身份的言说，是区分自我与他者的边界。对于基督徒来说，《圣经》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是他们的精神归属，是他们的共同的意义体系所在，是他们共同身份的出发点。在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中，我们发现《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对他写作的影响。

在书中，圣奥尔本为主殉道之前被押往刑场的路上，路过了一条水流湍急的河。许多为天主感动的男女老幼聚集在河的这一边，等待过桥到河对岸奥尔本即将受难的地方，奥尔本“来到河边，举目望天。只见河底枯干了，河水分开，为他让道。看看那条河吧，他在完成了使命，作出了贡献之后，又回到了原来的河道，

我们会在《圣经·出埃及记》中发现相似的叙述：

“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1日复原。”(出埃及记15：21、27)

同样，当主教杰马努斯在援助不列颠的基督教的路上，

这群恶魔嫉恨这样高贵而强有力的人物居然去解救不列颠岛的居民，于是掀起一场风暴：只见乌云遮天避日，船帆在狂风中不能自持，绝望的水手们一筹莫展。此时，驾船靠的不是人的力量而是祷告的力复．他们的首领，主教杰马努斯当时恰巧由于精疲力竭而睡着了。于是，风暴就象无人抵挡似地越刮越猛，船只现在就象要沉到不断涌进来的浪头底下似的．神圣的卢普斯和其他陷入困境的人把他们的长者唤醒，恳求他抵挡这场狂风。可怕的狂风使杰马努斯变得愈加坚定起来，他祈求基督帮助，并以圣三位一体的名义向大海洒下了几滴圣水．他挫败了汹涌的海浪，振奋和激励了所有的人，使他们异口同声地祈祷起来．夭主立即给予帮助。于是他们的敌人被赶跑了，一切都平静了下来，原先的逆风变成了顺风，船只轻快地掠过海面，不久就顺利地在他们希望的地点靠了岸。

“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阿，救我们，我们丧命啦．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地平静了．众人希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马太福音8：23-27)

从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比德的叙述以《圣经》为蓝本。他所描述的圣徒与主教的神迹与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中的神迹惊人的类似。这些神迹的真实性我们无从考证，并且真实性也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重要的是，这种比德创造的“历史的巧合"显示了上帝的存在与大能，以及上帝在英吉利的历史中的作为。比德通过这样的叙述回归了基督教的正典一《圣经》，也通过圣经中的场景在当代的“真实"再现言说了盎格鲁撒克逊基督徒的身份，同时他还表明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基督教信仰以基督教的经典为基础。

旧约中的先知预言了新约时期的最重大事件一基督耶稣的降临，而通过这种形式，新约被给与了作为经典的正统性，而1日约与新约也保持了连贯性。与《法兰克人史》相似的是，在《英吉利教会史》中，比德同样用了大量的篇幅记载主教和圣徒等人的神迹。正是通过这样的记叙形式，比德通过旧约的预言阐述了后旧约时代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样，他表达出上帝之道在英吉利历史中的显现，也表达出英吉利的基督教会的正统性，以及与罗马教会的一致性。主教切得接受了国王埃塞尔沃尔德赠送给他的建造修道院的土地，并将其选在了荒芜的高上。而这也印证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而这也是回归经典的另一种途径。

(三)节日与基督徒身份

在《英吉利教会史》中，比德反复提到一个节日：复活节。复活节对基督徒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纪念的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后第三天复活，象征着重生与希望。

从社会学角度上讲，这样的社会活动，是为了巩固某一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的集体记忆，从而延续群体的凝聚力。这个被赋予特别意义的同子通过成为“节日’’而成为基督徒的共同记忆。每当节日之时历史被当下化，而基督徒在当下的生活经验中重新回到这段重要的时刻，重温基督耶稣复活所显明的对人类的救恩，强化对永生的盼望。通过节日，基督徒的信仰被重述，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基督身份通过重述被确认并且进而被强化。从这种意义上讲，复活节就是巩固基督徒的信仰以及区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身份的特殊时刻。在书中，比德多次提到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主教们为在正确的时间内守复活节所做的努力，使盎格鲁撒克逊人从苏格兰人与犹太人的守复活节的习俗中回归到“神圣教会应当遵守的普世教会的规则中来”。

“原来，他一得知上述国家的苏格兰人在生活和信仰中有许多方面与教会的规定不相吻合(就象当时不列颠岛上的不列颠人一样)，特别是他们没有在正确的日期里庆祝庄严的复活节，而是象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样，认为应该在阴历十四和二十之间守我主的复活日，就立即和他的主教同仁给他们写了一封劝导信，恳求、告诫他们紧密地与遍布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会保持和睦统一，一道遵守普世教会的规则。”

与正统与非正统的传统奋争的过程，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身份的选择与建立过程。比德在此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希望回归正统，“一道遵守普世教会的规则’’。

那究竟什么是普世教会的规则呢?

“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所遵守的复活节是所有罗马人所信守的，而罗马是使徒彼得和保罗曾经生活和传教的地方，也是他们殉道和埋葬的地方。我们注意到，整个意大利和法兰西都采取与此相同的守法，而我们曾为了祈祷和追求知识经过这两个国家。我们还发现，在非洲、亚洲、埃及、希腊和世界上其它凡有基督教会存在的国家里，不管他们用的是哪一种语言，都毫无例夕刚按同一时间顺序，采取这种守法。只有那些人，那些固执的人一一我指的是皮克特人和不列颠人而且并非全部的皮克特人和不列颠人一一作为两个最边远海岛上的土著居民，今人可笑地与整个世界作对。"

对于“普世教会的规则’’，比德在上面做了充分的说明，从正面讲，也就是“罗马人所信守的罗马是使徒彼得和保罗曾经生活和传教的地方非洲、亚洲、埃及、希腊和世界上其它凡有基督教会存在的国家里’’所遵守的传统。

这充分表明，比德在通过历史叙述的方式表达了他们通过向普世的基督教传统皈依，进而蜕变成为罗马人，也就是文明人；他将复活节的传统追溯到使徒时代，表明了这一传统历史上的正统性与延续性；他还为正统的基督徒划分了边界一世界上有基督教会存在的国家一而这也恰恰表明了基督教的普世性。

从反面讲，比德表明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基督徒的对立者：苏格兰人、皮克特人与不列颠人——“两个最边远海岛上的土著居民"，因为他们不在正确的日期内过复活节。并且通过蔑称他们为“土著居民"，比德表明了他对不在罗马的传统内守复活节的民族的看法一也就是与文明人相对的野蛮人。

通过从正反两个方面的叙述，比德树立了两种形象——来自文明世界正统基督教信仰者与来自野蛮世界的异端信仰者，并引导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基督徒正确选择自己的身份，寻求正统的普世的基督教信仰，也就是走向“文明’’，强化盎格鲁撤克逊人的正统的基督徒身份，并通过与皮克特人与不列颠人的传统区分开来与“非文明’’划清界限，进而表明他们的正统性，与他们的“非蛮族化"。比德通过这样的讲述方式，为自己民族的基督徒身份划分了从内外两方面划分了边界，强调了了“他们是谁”或者说“他们应该是谁"，进而通过对节日的叙述，划定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身份，使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从而强化他们作为“普世’’的正统基督徒的身份。

(四)摒弃民族传统与异教传统

在《英吉利教会史》中，比德对盎格鲁撤克逊人的异教历史的并未贡献多少笔墨，而把自己的目光投向教皇派来的传教士对异教的斗争和取得的胜利。即便是谈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多神教崇拜，他也是带着鄙夷与不屑的口吻尽快跳过，最终转到基督教对多神教的胜利上。在书中，他代表所有的编年史学家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应该最好把有关这些叛教诸王的记忆从中抹去。"并且正如他们的“异教传统"一样，他们其他的日耳曼人的传统也被比德在叙述中忽略而过。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日耳曼的多神教信仰是他们的“传统”所在，是他们未进入罗马帝国的土地时所有的信仰。可是，当这些传统来到撒克逊人的比德面前，却被形容为“错误”。这显示出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基督教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对传统的排斥现象，而比德也通过自己的文字将这种排斥传播下去。

(五)基督教的民俗化

虽然《英吉利教会史》强烈的表现了通过对节日的规定回归表达向普世的基督教传统回归与对自身传统的摒弃，不应忽视的是，在这部书中，比德通过引述教皇格雷戈里一世写给前往不列颠的院长梅里图斯的信，同时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基督教的民俗化。

“不应该破坏这个国家里偶象的神庙，而只应该单单砸毁里面的偶象；要制作圣水，把它撒在这些神庙周围；要在其中设台，摆上圣徒的遗物。因为，如果这些神庙建造的质量很高，那么就有必要把它们由崇拜魔鬼的地方改造成供奉真天主的地方。这样，当这个国家的人民看到自己的神庙并没有被摧毁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更愿意抛弃自己内心的过错，更愿意为了了解真天主，为了纪念真天主而经常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去。由于他们习惯屠宰大量的牛给魔鬼献祭，所以应该允许以另一些神圣的仪式来代替它。例如，在举行祝圣仪式或者在纪念殉道圣徒诞辰的日子里一一这些圣徒的遗物就摆在那里一他们可以用树枝在由神庙改造而来的教堂周围搭起小房屋，举行神圣的宗教式的宴会。这样，杀死的动物不再是献给魔鬼，而是用于恢复自己的精力以便颂扬天主，同时为了自己的富足向万物的施舍者表示感恩：在他们继续享受一些表面上的快乐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更容易地被引导去接受内心的快乐。”

在这封书信中，教皇格雷戈里一世表达了他对英吉利基督教未来发展趋势的想法与考虑：将原有神庙中的异教因素如偶像崇拜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的崇拜方式。在礼仪方面，吸收日耳曼民族原有的民族习惯，表达对“真天主"上帝的颂扬。实际上，这是一种基督教在日耳曼异教原有的信仰框架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原有信仰方式上发展的模式：它用基督教的信仰实质取代同耳曼异教的信仰，但基督教的信仰存在于自身原有的本土的异教传统表象之下，表现出基督教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结合。它直接采取或吸收本土的民间宗教形式，来表达基督教理想追求的信仰核心。也就是说，它反映了基督教民俗化的趋势。更重要的是，这种民俗化体现了基督教深入普通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趋势，体现了抽象的基督教价值观念通过具有普遍性的民族宗教传统在普通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扎根的趋势。只有通过民俗化，基督教才能真正的成为席卷欧洲，遍布各个阶层与各个领域的真正具有“普世化"意义的宗教。

可以看出，比德通过对《教会史》的模仿、强化节日的意义、选择性的“遗忘"自身的民族与异教传统、对基督教经典《圣经》的回归于对诸位主教施行的神迹的强调等写作方式，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身份划定了一条身份上的边界。这也表明了在这一时期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自身身份的理解：属于普世教会的基督徒；罗马文明的保存者。而通过对教皇书信的引述，比德还表达了对盎格鲁撒克逊基督徒身份的期望，他们不应仅仅是基督教徒，同时还应保留自身的民族传统，做到二者的结合，成为具有“日耳曼一基督教"双重身份的人。

本文节选自研究论文：《历史叙述与基督徒身份认同——以中古前期的西欧蛮族写作为例》作者：康頔（中央民族大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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