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寻道：浅析中国社会贫富分化问题

引言：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建设，中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巨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提高。【1】2009年，我国GDP成功超过日本，达到335353亿元。但是今年来不可否认的一个社会问题愈发明显：我国的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公布，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74，2013年为0.473，高于国际标准的0.4的警戒线。必须客观指出的是我国是一个人口基数庞大、地理环境复杂、民族多样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仅凭一个基尼系数无法准确、直观的反映出我国社会贫富分化的情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复杂国情也决定了我国贫富分化这一社会问题原因的复杂性。

一、 【2】我国社会贫富分化的现状：

一、总体差距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基尼系数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测算的基尼系数2000年已经达到了0.417,2002年甚至达到0.458。对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变化的总体趋势,世界银行是这样评价的:“更富了,但更不平等了”。这说明我国的收入差距正不断拉大。

二、城乡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差距,90年代前期城乡差距明显反弹,中期略有缩小,但1998年以后,在波动中呈现扩大的趋势(见表)。如果考虑到农民在享有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企业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转化成的个人福利方面与城镇居民存在的巨大差距,则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更远远高于这个比例。

三、地区差距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实行的是东部沿海优先开放开发的战略。东部地区凭借其区位优势,相对较好的经济基础,依靠国家政策的扶持和中西部的支援,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但也由此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之间、沿海省市与内陆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根据有关数据统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地区差距系数由1978年的1. 6扩大为1999年的2倍多,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地区差距系数由2 .1扩大为2 .6倍。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及增速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逐年扩大。

四、阶层差距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于1999年联合有关部门,在全国开展了15万户城镇居民基本情况调查,按户人均收入由低到高,将全部调查户五等份分组,计算各组户人均收入及其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结果表明,高收入户占总收入的42.4%,户人均收入达992元；20%的低收入户仅占总收入的6.5%,户人均收入为124元；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的户人均收入之比为8:1。可见，阶层差距在现阶段也十分显著。

五、行业差距　1978年,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达850元,是最低行业社会服务业的2.17倍。1999年,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保险业,最低行业是农林牧渔业,高低之比为2.49倍。最低行业与最高行业职工工资的绝对差距由1978年的458元扩大为1999年的7214元,扩大了14.8倍。显然,行业间工资收入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

二、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

1、历史发展因素

（1）上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战略，当时的中国社会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萧条中复苏过来，绝大部分的民众生活基本处于同一水平线上，80年代的“下海热”促使了一小部分的人民率先发家致富，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先富”人群，经过三十多年的社会经济发展，这一部分人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上层阶级，他们已经牢牢地控制住了社会财富，【3】根据我国一份权威部门的报告，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在这样的背景下，这部分“先富”人群自然就牢牢占据着社会上层，而下层民众希望经过努力奋斗获得成功的几率相比改革开放初期就会减小很多。

（2）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行了大规模地国有企业改制，社会处于转型期，一部分劳动力其技能已经不符合社会需要，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而这部分剩余劳动力并没有全部的转入到其它行业，直接造成了许多工人重新陷入贫困。

2、东西、城乡二元发展不平衡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扶持东部”的经济发展战略，东部和南部地区依靠其濒临大海的地理优势和较好的经济基础，获得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而内陆的西部地区因为自然环境恶劣（除少部分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东部和南部发达地区，同时也间接拉大了东西部之间人民收入的差距。

（2）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城镇化速度迅速提高，但是与之配套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则极为滞后，农民为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大量涌入城市，形成了“农民工”，农民工却又因为严格地户籍制度无法完全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又导致了其在分享经济成果时的所得进一步缩水，拉大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居民收入持续拉大。

3、政策制定延后的副作用

（1）中国在1958-1978年执行极为严格地社会户籍制度，这些制度、条文以及各种或明或暗的规章制度限定了人口的横向纵向流动，造成一部分人接触不到可以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之后虽然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是政策的改革速度远远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致使许多人不能参与到社会竞争中来。

（2）严格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造成城乡生育率的高度对比，城市居民平均子女只有农村的一半，同时也造成了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在传统“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思想影响下，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城市居民子女在教育、生活等层次上上的优势，这种影响也会直接反应在子女未来成就上，间接地加深了社会财富鸿沟。

（3）【4】中国经过文革之后，人才匮乏，为了加快中国的经济建设，我国实行了“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进行了庞大的投资，但是，由于城乡二元差异以及对于职业教育的缺失，我国的居民之间受到的教育质量存在着巨大差距，而1999年高校扩招和中考、高考的越来越严格，也促使城乡之间、民众之间的教育质量差距加大，这种情况也会反映在个人收入的差距上。

4、制度缺陷

（1）中国是一个受封建官僚传统影响很深的国家，改革开放后官僚资本主义逐渐形成，在职官员掌握大量经济权力同时又缺乏相应的监督管理机制，极易形成私有灰色资本及严重的腐败问题。

（2）隐性世袭制，高干子弟凭父母权力占据国家政商要职并掌握社会大部分资本动向或直接随本人流入海外。

（3）制度性歧视，既得利益集团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排除竞争，抢夺有限的社会资源。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同工不同酬，收入不按照劳动付出给予，而是按照身份分配。两者相差2倍到10倍不等，干活不拿钱，拿钱不干活的歪风盛行。

（4）国有企业过于庞大，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直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改革开放后，我国虽然经过大规模地国有企业改革，但是，我国的国有企业在石油、银行、电信等国民经济命脉领域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这也就导致了民间资本的流向有限，加剧了民间资本之间的恶性竞争，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高管有时还会身兼国家官职，这也就容易造成经济利益集中流向官员，本应促进国民共同富裕的国有企业反而推动了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

（5）税制因素，我国主要实行隐形税制，个人收入所得税在税收中只占很小的比例，由此也确立我国的税收主要来源与工薪阶层的日常生产和生活，这种税制可以有效避免绝大多数的民众避税、漏税的可能性，但是对于少部分却掌握了大多数财富的高收入者来说，他们却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去转嫁或者逃避税收，而他们逃避的税收数额可能远远超过一半民众的应缴税收的数额。

（6）【5】社会保障制度的滞后，同经济增长的幅度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福利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表现一种明显滞后的情形。在这种形势下，农民、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家属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

三、社会贫富分化的影响

1、会严重地破坏社会稳定。今年此起彼伏的社会群体性事件、个人恐怖主义、政府强力维稳的背后都透露着社会贫富分化的影子。【6】随着近年来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已经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而根据研究大部分的中等收入国家基尼系数都较高，例如拉美等国。同时，随着我国城镇化率的飞速提高，我国也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收入不公有可能会使我国像许多拉美国家一样，陷入剧烈地社会动荡。虽然由于我国的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国家可以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来维持稳定，但是我国的维稳费用已经超过国防军费的开支，这就不得不提醒我国政府一定要重视我国贫富分化加剧的问题。

2、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加剧劳动力市场的不公平竞争,降低工作效率。劳动力获得经济利益机会的不平等可能会导致劳动力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而这种效应又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可能会导致个人权力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又会进一步加深二者之间的贫富差距，最终陷入恶性循环，收入差距扩大后,收入和财富的多寡往往不能取决于人们的努力程度,人们付出的努力经常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当这种情况普遍发生时,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就会大打折扣,经济效率的降低就成为必然。

3、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和总体消费不足,影响经济的增长。【7】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居民的消费水平与其收入相关，如果，社会的贫富分化加大而社会经济又在同时发展的话，如果个人的收入增长赶不上消费水平的增长的话，那么民众的消费欲望就会被压抑，因此,如果收入分配过于向高收入阶层倾斜,就会使整个社会积累过多。而总消费需求的不足,最终必然导致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生产过剩局面,影响经济的增长,降低经济效率。

四、缓解贫富分化的措施

1、树立正确的、公平的价值取向。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应该大力向民众宣扬正确的公平价值观，效率与公平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两个重要问题。我们要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更要坚持在财富分配过程中的公平原则。

2、政府要大力加强宏观调控力度

（1）建立新型的财税制度，除了在原有的税收体系中做出适当调整，同时也要针对高收入建立新型的税收管理体制，让高收入者在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过程中无所遁形，确保二次分配的公平公正，这样同时也可以促进国家的社会公平公正，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度。

（2）破除部分行业的企业垄断行为。政府应调整发展战略,加强法制建设,深化改革,完善市场体系,营造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促进国家市场中的良性竞争，同时也可以提高我国各个行业的服务质量和创新意识，惠及普通民众的生活。

（3）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保证。我国在建国之后才初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了很长时间。而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保障体系虽然日趋完善，但是明显不及国家经济实力发展的速度，尤其在医疗、教育和社会救助方面，我的保障体系并不成熟，相比北欧和西欧的“福利国家”，它们普遍实行包含人民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北欧是世界上民众公平感、幸福感最高的地区之一。从社会调节的角度来说，社会保障体系也是社会调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通过社会保障来进行财富二次分配，从而保证了公民社会的相对公平。

3.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

提高人口素质，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人口素质是我国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对于我国来说，只有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才能尽快地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变为巨大的人才资源。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人，努力提高全民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能力，特别应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努力改善农村教育，提高贫困地区学生的升学率，亦提高未来劳动者的素质。只有农村教育改善了，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和消除农民贫困问题，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参考资料：

1、凤凰网 财经资讯 聚焦内定2009年经济年报

2、《关于我国收入差距的社会现状探析》郭聪

3、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2002-2003：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

4、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李春玲 《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

———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责任编辑：谭深

5、贵州财经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 李萍 《中国贫富差距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6、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郑秉文 《收入分配与社会稳定—来自拉美的教训》

7、湖南大学金融学院 唐文进 《从绝对收入假说到货币政策主张：凯恩斯理论的逻辑探析》《国外财经》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