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的瓷器分官窑和民窑，带款识的，如“大明成化年制”、“大清乾隆年制”是为官窑，不带款识的是为民窑。除此两类瓷器之外，还有“私家款”或“私人堂款”瓷器，此类瓷器是达官贵人向江西景德镇订烧的瓷器，如带“慎德堂制”款识的瓷器。有人说带“慎德堂制”款识的瓷器是清朝道光皇帝向江西景德镇订烧的瓷器，亦有人说带“慎德堂制”款识的瓷器是民国初年景德镇烧造的瓷器，莫衷一是。

“洪宪年制”款彩绘折枝梅鸟水丞

据《景德镇陶瓷史稿》所述，袁世凯窃国之后，于一九一六年曾指派郭葆昌“到景德镇督烧御用瓷器四万件，内有仿珐琅彩瓷一百件，共享银一百四十万元，并记载烧窑户为鄢得意”。周志仁等学者却认为，袁世凯在称帝后短短九十多天内，不可能指派任何人完成筹备、设计、做坯、上彩、入窑、加彩、烘彩、款识等等工序，因此判断所有带“洪宪年制”或“洪宪御制”的瓷器都是赝品。那么带“居仁堂”款的瓷器是否就是袁世凯订烧的瓷器，耿宝昌、赵汝珍、张万里等人凭记忆或他人的转述，一致认为带“居仁堂”款的瓷器就是袁世凯订烧的瓷器，关善明在《瓷艺与画艺》却作出如下结论：

(一) 郭葆昌在一九一六年前后，曾替袁世凯在景德镇订烧过一批瓷器；

(二) 郭葆昌所订烧的瓷器是用什么款识，我们还不能肯定，相信用“居仁堂”款的可能较高，但也不能完全否定“洪宪年制”款的可能性；

(三)我们常见的所谓洪宪瓷从工艺技术判断，都是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零年间的产品；

(四)带有“洪宪御制”款的瓷器，相信都是赝品。

“居仁堂制”款彩绘婴戏图瓷瓶

综合以上学者对洪宪瓷的意见，笔者认为对无论是带“居仁堂”款或“洪宪年制”款的瓷器，都应抱一种怀疑的态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称此类瓷器为洪宪朝的官窑器。

所谓“古月轩”瓷器是清代盛世所烧制的珐琅彩瓷器，装饰题材通常都是山水、花鸟、亭台楼阁，题诗常见歌功颂德的字句。袁世凯时所刻意模仿的“古月轩”瓷器，一般都是没有题诗的，间或有之，亦不过是风花雪月一类的题诗。

香港苏富比于2011年4日7号拍卖一支玫筃堂(The Meiyintang Collection)所藏的“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题诗‘锦鸡花石’图胆瓶”，标示“估价待询”。此瓶题诗“朝朝笼丽月，岁岁占长春”，与清代盛世“古月轩”瓷器题诗风格不符，印《佳丽》、《四时》、《长春》亦没有盛世帝王气象。题诗和印文似民间用语，不似出于乾隆或翰林之口。最令人怀疑的地方是堆蓝料“乾隆年制”四字款颜料剥落、暗淡，与胆瓶上发色明亮、色彩丰富的珐琅彩明显有很大的差别；字体亦歪歪斜斜，与其他同样堆蓝料“乾隆年制”款的珐琅彩器的字体亦有很大分别。

“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题诗‘锦鸡花石’图胆瓶”，“乾隆年制”蓝料款

“古月轩”一词不见于清宫档案，等同“珐琅彩”一说亦没迹可寻，一众拍卖行沿用“古月轩”一词无疑是以讹传讹，误导买家，此风实不可长。

观此胆瓶的造型与台北故宫所藏的“乾隆年制”款珐琅彩胆瓶的造型不尽相同，与民国瓷相近的奶白色釉、拙劣无比的堆蓝料“乾隆年制”款，我有合理怀疑此瓶是制作于民国早期的仿古美术瓷。此胆瓶最终流拍，或是英雄所见略同所致。

有趣的地方是如此贵重的一件皇家瓷器竟然没有完整的收藏历史(provenance)，只由一个世界知名的大古董商的手里转到玫筃堂。我的理解是这类珍品不可能在平民百姓手中，应该流传有绪，拍卖行拿不出象样的收藏历史，只能说此胆瓶来历不明。

古董界几十年来流传几句笑谑：“假古董在大行家手上，假都变真；真古董在小行家手上，真都变假！”大行家说真，大收藏家说真，大拍卖行说真，著名学者说真，谁敢捋老虎须，说这个胆瓶是西贝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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