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政权知道，让德国人吃饱，并且一碗水端平，是军事胜利和政治存续的关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食品分配成为灾难，当时物价如火箭般飞涨，无法无天的黑市使城市工人阶级几乎陷入饿死的边缘。英国皇家海军的封锁行动、饮食供应危机和1916-17年的“芜菁之冬”结合在一起，最终促成1918年11月革命爆发。到1916年，鲁尔地区儿童的发育迟缓状况就让人震惊。1917年和1918年，柏林平民的死亡率超从该市应征入伍的士兵。在缺乏取暖物资的城市工人阶级居住区，由于肺结核盛行，年轻女性的死亡率尤其最高。德国当局下定决心不让这样的状况重演，希特勒对德国人民忍受的苦难能力特别担心，帝国保安总局的报告也证实，对“民众情绪”影响最大的就是食品供应问题。

1939年8月27日，食品配给制开始实施，前一天，德国刚刚开始动员军队。“我的胃这两天不舒服，现在我们必须节省食物，所以更是雪上加霜。”伊琳雷茨不情愿地告诉男友恩斯特贵肯，她知道不该让士兵们总挂念着老百姓。在战争开始的第一个星期，伊琳虽然看到人人都像“仓鼠”一样竭力储藏面粉、糖和油，但她没有着急，只是去文具店买了“各种颜色的丝纸，你知道，以后能用它们漂漂亮亮的包装礼物，这不是个好主意吗？”到9月下旬，当她的一位园艺业同事在吉森（Giessen）被征召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位同事以前总是从自己的村子里多带来一些面包和香肠，给伊琳当午餐。“我现在很想念他，特别想念他的三明治。”伊琳承认。

由于担心商店被买光，政府规定布料、鞋靴和衣服只能卖给有官方许可的人。不过当民众涌入配给办公室时，由于人手不足，里面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办法调查每个人是否真的需要某些配给物品。尽管民众在申请购买许可时，必须签署声明，同意住所接受检查，但这样的规定并不能完全吓住担心发生物资供应恐慌的人。“如果谁有两双鞋子，就无权得到买新鞋的许可，”伊琳在信中告诉恩斯特，“所以每个人都在申请报告上说，自己只有一双鞋。感谢上帝，我还不需要去配给办公室。到那里申请许可，排队两小时是小意思。”与此同时，帝国保安总局报告说，店主们不知道是否该申请布料做手套，还是该在皮革手套或是布手套中做个选择。当局花了两个月时间对配给体系进行检查，后来开始采用衣物卡制度，自9月1日起的一年时间里，大多数人获得100个衣物点。例如，长袜和短袜需要5个点，而且一年不得超过5双；买一套睡衣需要30个点，而外套需要60个点。

由于德国所需要的皮革一半都需要进口，所以鞋靴生产立即遇到危机，就连修鞋用的皮革都不够用了。在德国各地，消费者即使想用人造革修鞋，也得等上6到8个星期。然而在过去6年中，德国消费者实际上已经生活在战时经济中了。德国经济恢复充分就业之后，人们的实际薪水并没能恢复到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只是因为更多家庭成员找到工作，总收入才有了提高。多年的重整军备运动，在和平时期消耗掉了20%的国内生产，比例之大前所未有，服装、家俱、轿车和其它很多家用产品的生产都受到抑制。为了节约宝贵的外汇储备，政府出台的专制性经济政策限制进口天然咖啡等物品，导致咖啡在1939年之前就变成了珍贵的奢侈品。为了储备羊毛并限制进口棉花，开始用人造丝当替代品，冬季外套尤其以这种材料为主，这种料子潮湿后会越拉越长，而且绝缘性非常差。

战争让生活质量雪上加霜，居民消费水平在开战第一年就下降了11%。老百姓的食物越来越单调，主要是面包、土豆和腌制食物。啤酒味道淡了，香肠里添加了其它成份充数。法国人曾在德军的波兰行动期间短暂占领过从克尔镇(Kehl)附近的莱茵河地区，当他们撤退后，恩斯特贵肯搞到一些法军丢弃的补给，给住在吉森的伊琳和她的姑妈寄去一包天然咖啡。她们很高兴终于不用老是喝俗称为“霍斯特威塞尔咖啡”的人造咖啡了，因为这种人造咖啡豆和被塑造为烈士的那位纳粹党党歌作者一样，“只能在精神上随他们的队伍迈进”。

肉类更加短缺。德国依靠从北美洲进口动物饲料，现在海上航线由于被英国皇家海军封锁，这条途径已经中断。由于养殖成本升高，早在初秋民众已经被迫大量宰杀猪。德国和英国不同，很多产业工人为了补贴家用，工作之余也种地，还饲养兔子甚至猪，在煤矿工人中这种做法尤其盛行。如今城市居民不分阶级，都开始种菜、养鸡或兔子，但是养猪的没有那么多了，其原因除了饲料太贵，还因为如果能“自给自足”，就无法获得肉类配给，所以养猪不太划算。由于缺乏冷藏手段，牛奶、鸡蛋和肉类的运输在整个德国都遇到问题，柏林的牛奶供应很快出现短缺。在德国西部，由于牲口存栏数量大降，只能提供35-40%的肉类配额，而在南部，肉类供应反而一度大量增加，一位老社会民主党屠户加班加点出售“不用配给票的培根”。

食品部推行了四个星期的食品配给卡，尽最大可能采取灵活措施：如果供应出现问题，就用面包或者不太受欢迎的大米替代土豆；因为食品票当月用不完，不能延续到下个月使用，所以购买要求不会大量累积。另一方面，由于供应能力不停的出现波动变化，很快使人们对食物异乎寻常的关心起来。而有些食物短缺是真实的，有些短缺是相像出来的，它们叠加在一起，有了超现实一般的影响力。一位社会民主党报道员挖苦地说，不管什么行业，“谈食物的时间都比谈政治的时间多得多，很个人都绞尽脑汁想着怎样用足配给额，怎样能搞到一些额外的东西？”一到星期天，当地的火车上都坐满了人，穿着希特勒青年团制服的青少年也不例外，这些人的目的是到乡下搜寻食物弄回家储存，这种情况和上一次战争时期几乎一模一样。因为担心德国再次发生通货膨胀，人们急忙把现金换成任何日后能用来交换的东西：没有配给限制的奢侈品如毛皮制品、瓷器和家俱很快被抢购一空。

到1939年10月，很多人都相信，德国没有能力打一场和上次时间一样长的战争，“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吃的了”。人们都承认，只有士兵才能吃饱。民众对纳粹官员享受的特权感到愤慨，编了尖酸的打油诗进行讽刺。在科隆，纳粹党地方长官约瑟夫高仪（JosefGrohé）成为笑柄，早在10月初，就有人把这位圆脸官员的照片从当地报纸上剪下来，贴到一个工厂的黑板上，下面潦草的写着：

一个民族，一个领袖，一个国家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高仪和我们一样在挨饿

他是全体同志的模范

盖世太保派出四名官员调查这一事件，但是无法找到肇事者。到11月初，一些地方纳粹党官员很怕被人叫做胆小鬼和逃兵，纷纷要求去前线服役。

希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被社会不满填平。配给体系的本意是通过分配食物来平衡人们的价值（通常用工作去衡量）和社会需求，但却演变成一套精密的特权体系。最赤裸裸的区别是种族。在战争开始时，帝国境内还有185,000登记犹太人，这个数字大约是1933年犹太人口的40%。1939年11月大迫害发生后，大部分年轻犹太人都移民了，留下的主要是老年人和穷人，主要居聚在城市里，特别是柏林和法兰克福。德国政府禁止犹太人购买内衣、鞋靴和其它服装，甚至连正在长身体的青少年也不例外。最初犹太人的食物配给和其他人处于同一水平，克莱普夫妇曾对此感到安慰，不过犹太人的配给卡上印着红色的“J”或“Jude”，意在提醒邻居、顾客和销售员执行犹太人限购新规定，这些规定对于犹太人能在哪里购物以及不得购买哪些食物都有说明。不同的地方政府还自行规定了禁购时段，不让犹太人妨碍到日尔曼顾客。当波兰战俘和平民劳工被送到德国企业工作时，他们的权利也比不上德国同事。

即使对于“雅利安民族同志”来说，也不存在简单的一刀切配给制，和英国一样，德国也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无效和不公的配给制造成的影响难以忘怀。于是，德国的新配给制划分三个基本类别，主要包括“正常消费者”、“重体力工人”和“特重体力工人”。对于轮班和夜班工人，还提供补充配给。幼儿和6-18岁的青少年、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病患也都有补贴。到1945年4月，配给类别扩展到16种，这个体系以是否有用来决定配给标准，在城市中有10,000多居民（甚至还有狗）只配获得残渣。

这个配给体系是根据营养学研究来制定的。1937年，有人对350个工人家庭进行研究，建立了每人每天2,750卡路里的平均参照标准。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和游说，这个标准后来又有了很多调整。柏林有警告说，蛋白质和脂肪摄入量如果不足，青春期女孩可能会不育，由此削弱纳粹政权推行的鼓励生育政策。妇女也想法设法利用配给制度，声称如果连养孩子都养不起，想多生几孩子就更难了。“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机构的领导人埃里希希尔根费尔特（ErichHilgenfeldt）成功促使当局引入“家庭资助”支付方式，以帮助较为穷困的家庭积累他们有权获得的食物配给。不过在实践中，“家庭资助”作用有限，目的只是让比较穷困的德国人不至于饿死，不能扰乱精英社会选择的“自然秩序”。这个配给体系是国家规则，它既要满足社会需要，又不能有过于明显的社会主义或平等主义色彩。

不可避免地，德国很快意识到这个体系存在的不公。从事“极重劳动”的产业工人得到的配给最多，每天的标准是4,200卡路里。他们是煤矿和大型兵工企业的熟练工，由于“不可替代”，被豁免兵役。这些企业是“德国劳工阵线”和地方长官的重要支持者，因此它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把自己的工人放在配给名单的最前列。办公室里的白领、零售和贸易从业者在军工部门缺乏支持者，被列为“正常消费者”，每日标准是2,400卡路里，中产阶级专家们也是这种待遇。“德国劳工阵线”的研究者早在1939年9月就警告说，配给制会使一半人口所获更多，另一半人口得到的更少，还会把资源从老年人转移给青壮年：比较1774名成年工人在1937年12月和1942年2月的数据可以发现，55-60岁的男性工人和60-65岁的妇女的体重都降低了，而20-30岁的男性和20-35岁的女性体重在增加。社会和家庭的控制力越松驰，年轻人的物质供给越丰富。

另一个研究得出惊人结论：在体重下降最多的6500名男性产业工人中，竟然有重体力或最重体力工人，这类工人的配给标准本来是最高的。显然，这些男人把自己的配给补贴分给家里人了。为了扭转这一倾向，当局鼓励企业管理人员在厂里开餐厅，好让工人们中午能吃上热饭。不过在这些餐厅吃饭也需要食品票，而工人们想省下点票留给家人，所以到那里吃饭的不多。只有在加班时额外供应的“赫尔曼-戈林三明治”受欢迎，因为这种食物是在配给之外的。到1941年底，食品部怀疑很多煤矿的报的矿工上班时数日记都在弄虚作假，目的只是想证明对工人额外照顾是正确的。

1939年9月4日，严厉的《战争经济法令》付诸实施，该法律规定星期天实行义务劳动、冻结工资、削减加班费、提高税率等措施，企业警察数量即刻增加。即使在战争开始之前，长时间劳作的工作对当局就感到不满。军备大发展导致劳动力不足，工人不得不超时工作，休息时间越来越少。煤炭产量下降了，到1939年1月，铁路运输量和家庭取暖用煤量都在减少。虽然纳粹的车间监督手段能够压制一切集体行动，但到1939年夏天，有人已把鲁尔重工业核心区的劳工纪律形容为“灾难”。工人们加强使用各种低级反抗回应新的战时法令，这些反抗手段早在战前就已行之有效。旷工率上升，星期一旷工的尤其多，请病假和拒绝加班的人也在增加。帝国保安总局敦促纳粹政权进行让步，当局只好不再降低工资待遇，恢复加班和星期天劳动的奖金。

1939年11月，严冬提前到来，铁路运输迅速瘫痪。德国铁路系统被支持波兰行动、萨尔疏散和战争经济折腾得疲惫不堪，无法找出足够的列车把鲁尔矿区的煤炭运出来。就在那个月，莱茵和威斯特伐里亚煤业辛迪加被迫贮存了120万吨煤炭。这种情况导致了严重的煤荒，即使在鲁尔区附近的城镇，企业也不得不缩短工作时间，或者提前放圣诞假。德国各地的人们在家里也不得不穿上厚厚的外套。曾被用于当军事集合点、疏散难民安置点和秋收库房的学校重新开学后，很快又因为没有暖气而放假。在一些城市，人们聚集在煤场外面，警察不得不出面保护运煤卡车，否则就会受到哄抢。当1月初水路运输因为冰冻而停顿后，运煤船无法进入柏林。随着气温降到15C，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觉得德国人很可怜，他看到“人们用婴儿车或者肩膀驮着一包煤回家……人人都在发牢骚，没有什么能比持续不断的严寒更能降低士气了”。

随着危机进一步发展，地方官员们开始突袭经过他们辖区的运煤列车，为自己的百姓抢煤。如格洛高（Glogau）市长授权可以从“车轮过热”的火车皮上卸货。副元首鲁道夫赫斯对这种自私自利的行为感到非常愤怒，提醒地方官员说，全国各要同甘共苦，配给制度才能正常运作。各个地方大体上服从了大局，部分原因在于战前采取的措施远比一战时有力，推行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为了重整军备、控制物价和分配物资。在以后的岁月中，人们经常批评配给制度（尤其是食物分配制度）过于集权化，缺乏弹性，不能照顾到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地方饮食传统就更不用提了。不过配给制度受到这类批评，也表明它算是取得了胜利。除了一些危机时刻，地方特殊主义没有压倒配给制度，至少到1945年初都是如此。

在以后的寒冬里，燃煤供应不足更是经常发生，学校不断给学生放“煤炭假”。不过由于人们的预期值每况愈下，这类事件不像起初那般重要了。战争导致的第一次燃煤危机又让人们触景生情，回想起对于上次战争的记忆和怨恨。纳粹当局和社会大众都担心历史会重演。在以前经常发生劳工运动的德国心脏地带，在多特蒙德、杜塞尔多夫、德累斯顿、比勒菲尔德和普劳恩等城市，“红色阵线”和“打倒希特勒”等共产主义口号又开始出现。在工作场所和信箱中，有人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传单，由于德国和斯大林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这种传单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在维也纳和林茨，有报告说又有人重新鼓吹奥地利独立和恢复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政治不满不仅显露在德国和奥地利街头，在布拉格也同样如此，1939年10月28日，大批民众云集在这个城市的盖世太保总部外示威。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帝国保护区”的其它地方，学生和知识分子举行沉默抗议和守夜活动。纳粹政权决心让非日尔曼国民知道什么是秩序，对这类活动予以严厉打击不过对于德国和奥地利“民族同志”的尖酸幽默和涂鸦没有采取政治行动。流亡在外的社会民主党人在之前的六年纳粹独裁统治时期一直希望德国发生革命，但到1939年10月末不得不承认，德国不可能发生反抗行动，他们的结论是：“只有发生饥荒，让德国人失去最后的耐心，更重要的是，西方列强要在西线取得胜利，并且占领德国的大部分领土，革命的时机才会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