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蒋梦麟在五四政争漩涡中|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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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一件大事，这场运动虽然因政治而发生，但其结果却主要体现在教育上，这就像1898年中国政治变革的主题为新教育发生，并归结为创办京师大学堂一样，1919年的五四运动因北大而起，最后也归结为北大的重建。北大由此上了一个台阶，进一步巩固了其龙头老大的地位，而在这一系列变动中，蔡元培、黄炎培、胡适、蒋梦麟等都是格外重要的人物，都在不同程度发挥过作用，本文重点探究蒋梦麟与五四运动的关系。

启蒙导师

1917年6月，蒋梦麟结束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涯，以《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为题顺利获得博士学位，为著名教育哲学家杜威在中国的主要传人。

在国内，蒋梦麟也有非同寻常的人脉资源。1915年，随农商部代表团赴美考察的黄炎培获得蒋梦麟全程热情照顾，这为蒋梦麟回国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黄炎培利用自己的关系，将蒋梦麟安排至当时经营状况相当不错的文化机构商务印书馆，一再叮嘱商务主持人张元济、高梦旦尽量照顾。（《张元济全集》卷六，108页）

蒋梦麟

与此同时，黄炎培又让蒋梦麟在自己主持的江苏教育会、职业教育社兼办社务。江苏教育会为南方新教育重镇，因蒋梦麟加盟事业又有许多新的规划，1917年发起创设中华职业教育社，致力于职业教育的改良与推广，直至现在，职教社都是一个重要的教育组织，尽管其结构、诉求，与黄炎培、蒋梦麟时代很不同了。

蒋梦麟是北大最年轻的明星教授胡适的同门师兄弟，因而教育学出身的蒋梦麟在新教育界也拥有相当分量。1919年初，在黄炎培倡导支持下，以江苏教育会为主并联合北大、南京高师等单位创办的《新教育》正式发刊，这对于现代教育理念的传播，尤其是杜威教育哲学的推广贡献巨大。

在蒋梦麟主持下，《新教育》竭力宣传杜威的教育思想、民主理念，认同孟子的性善主义，以为教育只是让儿童的本性得到正常发抒，让人类本有的善良因教育而得以呈现、发展。

蒋梦麟认为，依据新教育原理，中国儿童应该从不合乎现代需要的刻板的行为规范中解放出来。现代教育应该诱导儿童自行思想，协助他们根据自身需要而不是根据大人需要解决自己的问题。现代教育应该致力于启发儿童对自然的兴趣。根据儿童心理学，蒋梦麟强调，只能把儿童看作儿童，而不是大人，不能单拿知识去填充，更不能动辄就是书本，儿童需要娱乐，需要游戏，需要自然的本真，教育决不只是知识的传授过程，而是创造条件，引导儿童在心智、身体和团体活动各个方面获得成长。

《新教育》的思想理念非常契合国内正在流行的新文化新思想，因而《新教育》也就与新文化的中心北京大学有着一种知识上的亲近、认同、合作，蒋梦麟在《新教育》发刊不久，去北大兼任了一个教育学的教授。

蒋梦麟的兴趣在《新教育》的传播，其目的就是在此新时代中，“发健全进化之言论，播正当确凿之学说。当此世界鼎沸、思想革命之际，欲使国民知世界之大事，共同进行，一洗向日泄泄沓沓之习惯。以教育为方法，养成健全之个人，使国人能思、能言、能行，能担重大之责任。创造进化的社会，使国人能发达自由之精神，享受平等之机会。俾平民主义在亚东放奇光异彩，永久照耀世界而无疆。”（《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435页）

就职业选择而言，蒋梦麟极端享受《新教育》时代的生活，他以留美博士的身份，时常在一些公开场合演讲。他那时的言论，大概都在强调西洋文化优长之处及其根源，并拿来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批评中国文化的不足。大意是西洋文化起源于希腊，重理智、重个性、重美感。中国思想重应用、重礼教、重行为。蒋梦麟在演讲中常常提到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并提到科学发展是从希腊重理智演化来的。中国科学不发达，是因为太重应用。中国现在要讲工业，根本点就要从科学入手。蒋梦麟的这一套理论受到一部分中国人的欢迎，当然也就为另一部分人所不欣赏。那时有一张报纸画了一幅插画，一个戴博士方帽，面庞瘦削的人，满口吐出来的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两个西洋名字在空中荡漾，以此讽刺蒋梦麟言必称希腊，言必称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一个富有意义的人生》，《西潮·新潮》，317页）

这种讽刺似乎对蒋梦麟也有刺激，蒋梦麟有一警醒，有一觉悟，他开始意识到言必称希腊这条路可能走不通，因为中国人的理智，中国人对西方的认知似乎都还不够。所以蒋梦麟渐渐改变演讲策略，强调中国要富强，就要先发展工业化，而发展工业化，就必须讲究工程学，因为工程学对于工业发展太重要了。而工程学也不是平地起高楼，而是要根据科学。工程学只是应用科学，是要以理论科学或自然科学作基础的。蒋梦麟这样的解释，不再出现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那几个希腊哲学家的名字，但其效果似乎比原来还要好。因为这更符合中国文化“重实用”的原则和传统。

无意介入

蒋梦麟对新思想的宣传，只是一种言论的，并没有诉诸于行动，但是也必须承认，蒋梦麟以及那时新文化人对新思想的宣传，极大地激活了青年学生国家前途的关切。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其背后固然有政治家的操控、把握，但由此并不能否认青年学生天真、纯真的爱国热情，并不好一概视为政治家“运动学生”。

当北京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时，蒋梦麟并没有介入，他正在上海与同门胡适、陶行知等一起迎接恩师杜威到中国讲学。为了营造一个良好气氛，蒋梦麟、胡适等人分别写了一批文章，张扬杜威的哲学理念、教育思想。蒋梦麟的两篇题为《杜威之人生哲学》、《杜威之道德教育》，另有专文介绍杜威的《伦理学》。

杜威夫妇及学生胡适,蒋梦麟,陶知行参观申报馆合影留念

4月30日午后，杜威夫妇带着他们的女儿一起乘船抵达上海。蒋梦麟、胡适、陶行知等前往码头迎接，并将他们护送至沧州别墅住下。此后数天，他们几人陪同杜威全家在上海参观游览，并陪同在江苏教育会等处正式开讲。他们并没有及时获知北京发生的学潮。

5月5日一大早，借住在蒋梦麟家的胡适正在吃早饭，突然有几位记者不请而至，向胡适、蒋梦麟报告北京的情形：

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三亲日要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遭学生围殴。曹汝霖住宅被焚，数千人于大队宪警监视下拘留于北京大学第三院。群众领袖被捕，下落不明。

这个消息震动了上海。当天下午，江苏教育会、上海商会等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将曹、陆、章撤职，释放被捕学生。此后，全上海都在焦急等待政府的答复，然而杳无音讯。于是上海全市学生罢课，走上街头发表演说。

此后几天，罢课、罢市风潮从几个中心城市向全国蔓延，上海及其附近的一些城市随之瘫痪，成千上万的人聚集街头打探消息。在这次风潮中，蒋梦麟最初并没有因为突发事件改变自己的行程，5月5日，他如约陪同杜威夫妇前往杭州演讲、游览。12日返回上海，并陪同杜威拜访孙中山。当晚，他们在一起共进晚餐，相谈甚欢，似乎没有格外关注北京的学潮、各地的罢课、罢市。

18日，杜威全家离开上海前往南京。南京是陶行知的地盘，一切安排似乎都由陶行知负责。29日，杜威全家抵达天津，胡适从北京赶来迎接，然后陪同前往北京。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蒋梦麟并没有格外关注北京的学潮，更没有想到这件事会与自己有关系，甚至完全改变了自己后来的命运。

蒋梦麟与北京学潮发生关系主要是因为蔡元培引起的。蔡元培为蒋梦麟在绍兴中西学堂的恩师，两人政治理念、学术理念大致相同，因而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致力于改革，北大迅即成为新文化的中心，北大学生也是此次学潮的中坚力量。因此之故，学潮发生后，蔡元培一方面竭尽全力营救被捕学生，另一方面悄然准备辞职。

蔡元培

经各方面通融，5月7日上午十时许，被捕学生获得释放。蔡元培与北大师生一起齐集红楼外列队欢迎。大家见面，格外激动，许多人哭泣不已。过些时候，待各校同学离开，师生情绪平缓后，蔡元培召集北大同学到操场训话说：诸君今天于身体上、精神上必然有些困乏，自然当略为休息，况且今天又是国耻纪念日，何必就匆匆上课呢？诸君或者疑我不谅人情，实则此次举动，我居间有无数的苦衷，所以不得不望诸君稍为原谅，坚持上课，自己略微受些委屈，并且希望诸君以后遇事能够坚持冷静的态度。（《民国日报》1919年5月10日）蔡元培讲话时略显伤感，稍后他给大总统徐世昌、教育总长傅增湘留下一封辞职信，并留下一封措辞含混的启事：

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5月9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北大日刊》1919年5月10日）

这个启事在北大师生中引起了震撼，特别是“杀君马者道旁儿”，甚至被曲解为指责学生误事。

为平息纷争，蔡元培于离京途中致函北大学生，表示自己深信各位的行为完全出于爱国热忱，并无他意。蔡某也是国民一分子，岂有不满意于诸君之理？惟在官言官，在商言商，在校言校，鄙人作为国立大学校长，理所当然必须在事件平息后引咎辞职。这是从职责所在，道义担当方面着眼，是蔡某惟一选择。我之所以不在事件发生第二天提出辞呈者，主要是因为还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地位，为之尽力。（《告北大同学诸君》，《蔡元培全集》卷三，296页）

其实，知识界对5月4日政治运动所可能产生的后遗症，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只是有的人说出来，有的人没有说出来而已。按照蒋梦麟的说法，5月4日政治运动是一场很不幸的运动，知识界尤其是学生被这个轻而易举的胜利弄得迷失了方向，以为此后的政治主动权一定都会在学生手里，动辄就要运用手中的权力，游行、示威、抗议，简直成了当时的家常便饭。北京大学的纪律、秩序，可以预见此后将不易维持，因为学生很可能因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蔡元培对学生没有一点怨言，恐怕也不合乎实际。

蔡元培是民国早期最具洁癖的政治家，他之所以主动辞职也不排除研究知道政府会在事件平息后换人。他不愿意政府炒他的鱿鱼，因而他先手炒了政府的鱿鱼。这也是一个很有逻辑的解释。

政府有心换人，蔡元培主动辞职，这原本是一个不错的动作，无奈此时北京知识界与政府缺少互信。10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决定各校推派代表至天津挽留蔡元培，并联合上书教育部，呼吁教育部接受北大学生要求，表示此次学生行动纯属全体公意，与各校校长绝不相关，尤非北京大学校长一人所能够代任其咎。且蔡元培校长德高望重，海内宗风，自其入长大学，招致贤哲，成绩斐然，不特亲立门墙者咸受熏陶，即其他学校学子亦得常亲教泽，全国舆论尤极推崇。他们请求教育部俯顺众情，挽留蔡元培。

傅增湘

同一天（10日），北大教职员推举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等教授前往教育部谒见总长傅增湘。傅增湘表示他个人诚恳挽留蔡校长，至于总统、总理的意见，傅增湘也坦率表示并不清楚。

政府的暧昧态度引发南北各界的不满，各界的愤怒进而引发政府内部的紧张，教育总长傅增湘仿蔡元培辞职出京，次长袁希涛循例代理部务。袁希涛字观澜，江苏宝山人，是地方成长起来的教育家，与黄炎培、蒋梦麟均曾共事，也是很好的朋友。12日，袁希涛致电江苏教育会副会长沈恩孚，介绍蔡校长离京后政府的应对尤其是大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挽留蔡校长的诚意，请沈恩孚向蔡校长表达这个意思，并请沈转告张元济、蒋梦麟。袁希涛知道蔡校长已经南下，不在上海，就在杭州，张元济、蒋梦麟等均与蔡校长关系密切，他们的意见也往往容易被蔡元培接受。这是五四运动发生后，蒋梦麟正式介入这场纷争的开始，并渐渐成为主角。

再陷僵局

5月17日，蔡元培在一片挽留声中悄然抵达上海，入住法租界天主堂密采里旅馆。18日上午，蔡元培召集蒋梦麟、黄炎培、沈恩孚等人商量，决定给徐世昌、钱能训、傅增湘发一份电报：

奉大总统指令慰留，不胜愧悚。学生举动，逾越常轨，元培当任其咎。政府果曲谅学生爱国愚诚，宽其既往，以慰舆情；元培亦何敢不勉任维持，共图补救？谨陈下悃，伫候明示。

从电文看，蔡元培大致接受了政府的挽留，至于如何行动，且看政府。政府收到这份电报后迅即回电。国务院回电：

来电诵悉。我公槪任维持，热诚至佩。群望所属，同跂德音。此次学生举动，逾越常轨，深堪惋惜。政府办理此事，本属持平，外间谣传，并非事实。前车来轸，群论纷庞。伫盼行旌，迅资整理。院号印。

教育部复电：

来电敬悉。倾谒首揆，述及学生前事，政府并无苛责之意，深望我公早日回京，主持校务，以慰众望，曷胜盼祷。希涛号印。（《北大日刊》1919年5月23日）

从双方电文看，学生运动引发的危机应该可以平复了，蔡校长应该可以很快返回北大，继续履职。5月22日，黄炎培、蒋梦麟联名致函胡适，通报他们与蔡校长一起讨论的情形，表示若不另生枝节，北大可望恢复原状。不过，黄炎培、蒋梦麟也在信中透露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

一、南方知识界担心事件完全平息后，北大仍有被解散的可能性。假如出现这种情况，首先要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杜威一年期的讲学计划如何继续。南方的预案是，真的发生这种情形，将由上海教育界同仁接手，集资礼聘杜威继续履约。

二、南方最希望北大不要被解散。但无论如何，经此教训，蒋梦麟认为都应该集中精力办好南京大学，有计划地将包括北大在内的北方新派学者转移至南方，将北大留给旧派，任他们去讲老话，十年二十年后再比优劣。这应该是蒋梦麟的想法，而黄炎培则不愿将北大拱手相让，表示“北方亦要占据，且逆料旧派无组织之能力”。看过此信稿的沈恩孚也认为，“此时未打败仗，万无退回老巢之理。”

三、蒋梦麟信中表示，如果北大不幸散了，那么教育界同仁当在南方组织机关，办编译局及大学一二年级，卷土重来。（《黄炎培蒋梦麟致胡适函》，《胡适往来书信选》上，47页）

从这些规划看，蒋梦麟此时并没有介入的意思，他还是在朋友的身份两边帮忙，既帮助蔡元培应对，也帮助北大、政府劝说蔡元培回任。

然而，就在一切仿佛决定的时候，蔡元培突然变卦。5月26日，他决定不回北大了：

北京国务总理、教育总长钧鉴：号电敬悉。卧病故乡，未能北上。元培。宥。（《晨报》1919年5月28日）

蔡元培为什么突然反悔呢？其实在蒋梦麟24日写给胡适的信中就有一点意思。蒋梦麟一方面劝胡适等人委曲求全，保全北大，另一方面怀疑北大最终还是保不住：“如你看来大学有不能保存之势，也要早些写信给我。我们可以早些儿预备你们来上海。”（《蒋梦麟致胡适》，《胡适密藏书信及函稿》卷三十九，419页）究竟是蔡元培的犹豫影响了蒋梦麟，还是蒋梦麟的担心影响了蔡元培，总之，已经答应复职的蔡元培决定不再北上，他不想回去不久依然将面临北大撤销或其被免职的尴尬。

或许蔡元培的敏感是对的，政府在外界压力下表示过挽留，但政府高层鉴于学潮不断，罢课不断，游行不断的事实，也想来个根本解决，与其迁就外界压力召回蔡元培，让教育界继续不得安宁，不如快刀斩乱麻，准蔡元培辞职，另找听话的大学校长，示范天下，稳定秩序。蔡元培的开明民主，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等主张，在政府高层看来，就是一切不安宁的根源。政府执意去蔡是基于这一点，而学术界、教育界执意要求挽留蔡元培，实际上也是基于这一点。这一微妙的心理较劲，当时许多人都看到了。汤尔和就不主张蔡元培北上复职，他理由是：“来而不了，有损于公；来而即了，更增世忌。”（《蔡元培年谱长编》中，212页）与其两面不讨好，不如暂且退隐。

蔡元培不愿就此复职北上的消息传出后，引发新一轮抗议。6月2日，北大学生张国焘等在市区讲演时被逮捕。第二天，北京各校学生游行示威，政府出动警察进行镇压，又有四百余人被捕。6月4日，军警又拘捕学生七百余人。北大成了一个庞大的“临时监狱”。6月5日，北京学生五千余人向警察厅自请入狱，北京教育界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学潮还引发了社会混乱，这一天，上海市民开始罢市，标志着学潮有向社会蔓延的趋势。

尽管如此，政府并不打算对学生让步。6月5日，内阁会议决定批准蔡元培辞职，并决定由胡仁源继任。

胡仁源

胡仁源为蔡元培在南洋公学的老学生，后留学英国，习工科，富有哲学思维，文笔工雅，甚得蔡元培器重。由胡仁源接替蔡元培出长北大，理论上说是一步好棋，无奈政府内部操作这件事情的人太蠢太急切，他们一方面运动北大部分学生欢迎胡仁源，一面发表所谓“燃犀录”，捏造故事，丑诋蔡元培及沈尹默、理科学长夏元瑮等人，于是激起北大学生公愤，公言拒胡，并查明少数迎胡同学而制裁之。（《自写年谱》，《蔡元培全集》卷三，299页）

北大师生由此更坚定了挽留蔡元培的信心，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社会各界呼吁，而蔡元培也适时于6月15日再发不肯回任的宣言：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哪里压呈，哪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作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而小到法科暂行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恨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吗？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痛苦。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去吗？

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上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划）。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净了。难道还要我再去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吗？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蔡元培全集》卷三，299页）

这篇措辞激烈的宣言在亲友劝说下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而是由其堂弟代拟了一个启事交给各报：

孑民家兄回里后，胃病增剧，神经非常衰弱，医生切嘱屏绝外缘，现正紧要关头，不许见客，不许传阅函电。辱承亲友存问，深以不能接见为歉。特用代为声明，凡我至亲好友，务请勿劳驾，勿惠函电，俾得静养。种种不情，诸希亮察。（《申报》1919年6月17日）

蔡元培不愿再回去了，学潮、政潮会就此结束吗？

一个聪明的替代方案

政府期待尽快平息学潮并不是坏事，也不存在将矛头对着蔡元培的问题。只是政府方面智慧太弱，先以马其昶，再以胡仁源，最后还是回到蔡元培辞职后的情形，由北大工科学长温宗禹代理校务。

实际上，政府要想打破这个僵局并不难。知识界不是一直呼吁蔡元培复职吗？蔡元培不是因为身体不好需要静养吗？那么为避免冲突，政府如从蔡元培方面选择替补者，事情或许就那么简单。比如蔡元培离校时委托的工科学长温宗禹，再比如从北大评议会、教授会中选择一个与蔡元培有比较密切关系的新派人物如胡适，应能很快平息风潮。然而政府不愿再任他人，乃循北大师生之请，以挽留蔡元培为第一选择。6月17日，派教育部徐鸿宝秘书专程前往杭州面商迎接。

政府此时希望蔡元培北上复职是真诚的，但在法律上还存在一层障碍。教育部6月17日训令中调胡仁源到教育部任职，但大总统徐世昌先前发布的任命胡仁源为北大校长的命令并没有撤销。而且，在蔡元培的党派意识中，总觉得安福系那帮人与他过不去，时刻准备“倒蔡”，因此蔡元培确实不想复职。20日，蔡元培复电国务院、教育部，表达了这层意思。

蔡元培有自己的考虑，有法律依据，但这种坚持并没有坚持多久。6月24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康宝忠、马叙伦致电蔡元培：

号电闻部已代复，仍坚挽留，勿再辞。君默、幼渔祃日南谒，当能接洽。（《蔡元培年谱长编》中，218页）

康宝忠

康宝忠即康心孚，陕西城固人，生在四川，为章太炎的大弟子，也是章门学派此时在北大的掌门人，此时为北大教职员干事会干事、北京教职员联合会总务干事、主席，最先在北大讲授社会学，因而被誉为中国第一位社会学家。

马叔伦

马叙伦字夷初，浙江余杭人，北大哲学系教授，是政治上最热心的人物之一。五四运动起，马叙伦被推为北大教职员会书记，后又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书记。他与康宝忠一起多次与政府代表谈判，对于内情知道较多。

君默即沈尹默，原名君默，浙江湖州人，与蔡元培关系密切。

幼渔即马裕藻，字幼渔，浙江鄞县人，章太炎大弟子，精通文字学、音韵学，其弟马衡、马鉴、马准、马廉均为北大教授，被誉之为“一门五马”，与周树人、周作人“二周”，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的“三沈”，及钱玄同合称为“一钱、二周、三沈、五马”，他们在北大时，真是北大黄金岁月，也是经典组合。马裕藻为人忠厚，有长者风范，任北大国文系主任达十四年，被称为“好好先生”。他与蔡元培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基于这些关系，政府委派沈尹默、马裕藻于“祃日南谒”，必将带来重大转机。

“祃日”为22日电报韵目代码，也就是说，当康宝忠、马叙伦6月24日致电蔡元培的时候，沈尹默、马裕藻已到了杭州或正在路上了。据蔡元培记载，他于6月26日进城，晤学生代表狄福鼎、李吴桢，又晤沈尹默。28日，又进城，晤马幼渔即马裕藻、徐森玉即徐鸿宝，又晤李吴桢、狄福鼎。

徐森玉即徐鸿宝，为教育部秘书，是教育部派来专门迎接蔡元培的。沈尹默、马裕藻为北大、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合会的代表。狄福鼎江苏昆山人，李吴桢也是江苏人，他们两人此时都是北大学生，在五四运动中比较活跃，所以被推为南下请求蔡元培北上复职的代表。他们在与蔡元培见面时，反复劝说蔡元培打消辞职念头，尽快回京复职。

在各方劝说下，蔡元培心情大为好转，准备回京复职，所以蒋梦麟在6月28日复胡适信中，明确告诉北方朋友，他24日刚从杭州见过蔡元培回上海，那时蔡元培似乎对是否回京复职可能还有犹豫，但在各方不断劝说下，蔡元培终于来了信，表示有回校的意思。照蒋梦麟看来，蔡元培终究是要回北大的，所以蔡元培对胡适等一班朋友在他离开北大那些天里辛苦维持心存感激，同时也劝胡适等人不要着急。言下之意，回北大复职的大原则可以定下来了，但怎样复职似乎还没有想好。（《胡适往来书信选》上，59页）

蔡元培是一个勇于负责的人，他之所以放弃辞职想法，也与胡适来信指责有关。胡适信批蔡元培一走了之太不负责任：一是一大批朋友先前看在蔡元培份上制定有五年十年计划，现在忽然一抛，太不负责；二是蔡元培主持北大时曾邀请杜威来讲学，现在蔡元培不辞而别，让留在北大的朋友很尴尬。（《蒋梦麟致胡适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卷三十九，429页）

胡适的指责并不涉及私德，所以蔡元培看后并不生气。他除了为自己辩解外，也不能不考虑到胡适等一班朋友的感受，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这大概也是蔡元培决定复职的原因之一。

现在有足够证据表明蔡元培决定复职在6月28日。但对于怎样复职、何时复职，蔡元培还没有考虑清楚，至少到目前为止，蔡元培复职还没有蒋梦麟什么事。

汤尔和

6月29日，“小诸葛”汤尔和抵达杭州。汤尔和与蔡元培关系密切，他的主意往往被蔡元培接受。晨八时许，汤尔和乘船往杨庄拜谒蔡元培，历述蔡元培5月9日离开北大后的情形，为蔡元培支招，言此后出处之策。蔡元培对汤尔和有言必听，这使汤尔和格外高兴、自负，以为“在云山隐约之中，推襟送抱，亦一乐也”，其自喜可想。（《汤尔和日记摘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223页）

30日，蔡元培从杨庄进城往晤汤尔和、沈尹默；又与马裕藻、徐森玉、童亦韩等晤谈；并见了学生狄福鼎、李吴桢两人。

连续多日讨论特别是汤尔和到来，大致趋势已不会有多少改变。然而当此时也有一些干扰或者说是善意的劝阻。7月3日，与蔡元培关系密切的张元济致信蔡元培堂弟蔡元康，劝蔡元培不要回京复职。其理由有三：

一、政权必归安福系，其专横无理，可以想见；

二、所谓旧学家必依附攀援，大张旗鼓，恐难免文字之祸；

三、学生气焰过盛，内容纷纠，甚难裁制，纳之轨范。

在张元济看来，蔡元培出而有补于世，固所甚盼，惟恐现非其时。为大局、友朋计，张元济反对蔡元培复职。（《致蔡元康》，《张元济全集》卷三，479页）

张元济的提醒非常重要，特别是对安福系的判断，正切中时局要害。7月4日，安福系众议院议员克希克图发表《恢复民国元年大学学制意见书》，试图从法律上摧毁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民国日报》1919年7月5日、7日）

胡适对克希克图的意见书给予及时严厉的批评，以为这个意见很不通，公然破坏蔡元培过去两年多在北大的改革，“使蔡校长难堪，使他无北来的余地。”（《论大学学制》，《民国日报》1919年7月9日）傅斯年说得更清楚：

克希克图原不是要讨论什么学制不学制，因为安福系不是个有心教育的东西，克希克图不是个懂得学制的人，况且他的这个意见书又不成理由，造了许多谣言，动人听闻，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阻止蔡元培北上复职。因为对人的关系，克希克图牵连到制度，为了阻止蔡元培复职，竟然不惜把几年来惨淡经营的大学制根本推翻，不惜使这硕果仅存的国立大学成个落花流水的现象，这居心真不可问了。（《安福部要破坏大学了》，《晨报》1919年7月20日）

张元济的劝说引起了蔡元培的思考，克希克图做法激起蔡元培非回北大不可的信心。在蔡元培看来，这不是两年心血问题，而是关涉中国教育前途大问题。到这时，蔡元培复职已没有什么悬念了。用汤尔和的话说，至少在7月10日，蔡元培回京复职“大约不致中变”。他的证据是7月9日蔡元培复傅岳棻电：

宥电敬悉。元培才力短浅，重以宿疾，迭经辞职。乃辱叠电慰留，并由徐秘书面达盛意，感歉之余，宁敢固执初见？谨当暂任维持，共图补救。惟月来旧恙屡发，迭经医家劝告，谓系胃疡前兆，尚须严重摄生。倘允俯鉴区区，宽以时日，一经就愈，即当束装北上。（《申报》1919年7月13日）

傅岳棻此时代理教育部部务。蔡元培的态度已经很明白，只是出于面子，还得拿身体说事，否则与先前的理由不好对接。

当天，蔡元培还致电全国学生联合会、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京大学学生干事部，讲了大概一致的理由，就是身体突然有点问题，但各方雅意、重责，也使自己不容坚持先前辞职息肩的初意。他答应大家回京复职，不过他在这里要求学生“亦能推爱仆之心，有所觉悟；否则，教育前途必生障碍。非特仆难辞咎，诸君亦与有责焉。”（《民国日报》1919年7月10日）希望学生不要因运动胜利而飘飘然，不再愿意接受纪律约束。

学生很快领悟了蔡元培的意思。第二天，全国学生联合会、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分别复电，表示“此后自当严循轨道，力学报国，藉答我公至意”（《民国日报》1919年7月11日）；“蒙以诚恳之辞促其觉悟”；“此后当益自策励，求学救国，万不至逾越轨范，以贻先生忧。”（《晨报》1919年7月11日）

凡此，均为汤尔和所说蔡元培北上复职不致中途再变的理由。但从当时实际情况看，蔡元培虽答应放弃辞职，但一来他的身体情况确实不允许立即赶回北京；二来他先前信誓旦旦表示决不回北大，因此也必须给他留下一个回旋时机、面子。所以，汤尔和在说服了蔡元培放弃辞职，同意回京复职后，便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即蔡元培答应回北大，但并不需要他立即去，而是派遣蒋梦麟暂时赶去代理。蒋梦麟是蔡元培最信任的一位弟子，由蒋梦麟代理，应可以代表蔡元培的意思；而蔡元培暂不北上，在面子上更显得庄重。

于是，汤尔和在同一天（7月10日）又与蒋梦麟谈及“遣代”问题。由于是第一次提及由蒋梦麟代表蔡元培去管理北大，蒋梦麟似乎并无足够思想准备，或者说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会与自己有关，且这样密切，所以他在开始觉得汤尔和开玩笑，稍后即以上海工作太忙而拒绝。

上海工作对蒋梦麟来说确实太忙，但最重要的还是蒋梦麟并不想现在去北大。试想不久前蒋梦麟还对胡适说如果北大不幸解散后怎么办？在北方教育界眼里，南方教育界，尤其是江苏教育会的黄炎培、蒋梦麟等似乎始终对北大不怀好意。现在因蔡元培辞职引起风波，结果由蒋梦麟去掌管北大，这不是使那些谣言成了真的事实了吗？所以，蒋梦麟惟一的选择是婉拒。

整个6月，蒋梦麟往返于杭州、上海间，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蔡元培辞职会和自己有关。那时，蒋梦麟也算是上海滩大人物，在风潮中起到一定作用。6月6日，上海商学工报界假总商会开会，时有南京路某商店代表到会报告工部局干涉罢市事，会议遂推蒋梦麟、虞洽卿等五人前往英美领事馆疏通。13日，蒋梦麟致信胡适，述说这一段时间的忙乱、不堪：

“学潮已告一段落。以后不知道什么样。上海因工人相继罢工，危险极了，几乎闹大乱子。我吃了不少苦，倦极了。昨晚警报来，谓学生被巡捕打死了几个。使我悲痛了一晚。次早方才知道流弹打死的系商人，非学生，我才放心。否则又要放出大花筒来。我实在担不起第二遭的乱子。罢了罢了。快快关门读书罢。你给东荪的信中，谓我打电与你，劝学生上课。我实在记不清楚有这些话。恐怕有人托名打电。这会闹学的事，我虽吃了一番苦，倒得了不少经验。看见中国人不少的好性质，也看见不少的中国人臭脾气。中国，中国，你若要翻身，还要做大大儿的一番苦工呀！你还要来上海吗？有许多的话，只好从口头上说的。”（《蒋梦麟致胡适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卷三十九，463页）

学潮、政潮、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这一系列事变引起了蒋梦麟极大震撼，他当时决心抱定宗旨，“信仰惟学可以为人，惟学足以救国，毁誉成败等浮云耳”。（蒋梦麟致罗家伦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卷三十九，464页）所以，蒋梦麟不可能离开上海，离开《新教育》，离开江苏省教育会，他期待以思想家、名世。他在此时发表的一篇文章对北方的学生运动大加赞扬，以为这个运动必将像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那样推动中国历史进步，欧洲文艺复兴是要求人类本性权利，后来引发自然界新观念和研究新方法。

五四学生运动，就是这解放的起点。改变你做人的态度，造成中国的文运复兴；解放感情，解放思想，要求人类本性的权利。这样做去，我心目中见那活泼的青年，具丰富的红血轮，优美和快乐的感情，敏捷锋利的思想，勇往直前，把中国萎靡不振的社会，糊糊涂涂的思想，畏畏缩缩的感情，都一一扫除。凡此等等，若非从基本上改变生活的态度做起，东补烂壁，西糊破窗，愈补愈烂，愈糊愈破。怎样得了？（《改变人生的态度》，《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28页）

从这段文字不难体会，此时的蒋梦麟还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情怀，他不愿离开上海，不愿离开启蒙的责任，更不愿做那么世俗的事务，因而他的婉拒在情理之中。

蒋梦麟的理由实在不过硬，所以当汤尔和劝他半年留京，半年在沪，可兼顾而不至偏废时，这些理由也就不成立。蒋梦麟开始考虑汤尔和建议的合理性、可行性。

从蔡元培的立场看，蒋梦麟是可以信赖的学生，在教育界也有丰厚的人脉资源，黄炎培、江苏教育会等皆是。因此，蔡元培很容易接受汤尔和这个建议。另外一层，汤尔和此时为医专校长，是北京国立各专门以上学校校长联合会代表，此一时期，他与马叙伦联手，掌控北京教育界，是五四运动中重要也是非常善于生事的人。

马叙伦与蔡元培有着很好的互动关系，也是敢于负责任的人，但马叙伦比较容易冲动，更善于弄权。马叙伦与蔡元培身边的沈尹默有点不和。因此当汤尔和于7月10日向蔡元培第一次提及由蒋梦麟“遣代”问题，沈尹默提前并不知道，根本就被蒙在鼓里。直至三天后即7月13日，这件事情完全决定，已没有丝毫更改可能性时，汤尔和才将这一方案向沈尹默转述，然而双方观察不同，“所见略有不合”，汤尔和自信自己的观察较沈尹默更周密，况且自己的方案已被蔡元培采纳，所以尽管沈尹默对他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言辞，但汤尔和“亦不必辩”。对于沈尹默未来出处，汤尔和劝其出洋，并发誓将来一定帮沈尹默完成出洋这件事，“将来当为力图”。（《汤尔和日记摘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284页）但不管怎么说，同在杭州，同在蔡元培身边的沈尹默竟眼看着被汤尔和耍了，其心中的郁闷不难想见。

对于身边幕僚或学生的矛盾与利益冲突，蔡元培或许是清楚的，或许根本不清楚，甚至他也无意弄清楚。蔡元培接受汤尔和的方案后，即约请蒋梦麟从上海到杭州面谈。13日，蒋梦麟到杭州。14日，蒋梦麟冒雨陪同蔡元培游花坞，蔡元培大概就在这个时候讲了这个方案。

那时，蒋梦麟在杭州、上海之间来回走动，几天前当汤尔和刚刚想出这个主意后就与蒋梦麟谈过，蒋梦麟说了自己的难处，又都被汤尔和一一化解，所以这一次蔡元培直接出面谈，蒋梦麟应该一点都不会感到吃惊，他们所谈只是具体细节，以及到北大后应该怎样应付等问题。这一次，蔡元培谈得似乎很高兴，他在当天连写六首七绝记录游兴和观感。（《偕蒋梦麟游花坞》，《蔡元培全集》卷三，309页）

当晚，蒋梦麟、汤尔和与蔡元培共进晚餐。至此，蒋梦麟“遣代”问题终于说定，蔡元培决请蒋梦麟作为他的代表，替他回校办事。

方案大致决定后，就是具体细节，也就是蒋梦麟怎样才能名正言顺代表蔡元培的手续问题，这使不善于或者说很烦那些程式主义的蔡元培苦于手续繁重，但对善于料理行政的汤尔和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

7月15日，汤尔和、蒋梦麟再至杨庄与蔡元培谈细节。16日，他们两人又来，继续谈。对于蔡元培的疑惑与顾虑，汤尔和津津乐道一一疏解。蔡元培闻言恍然，遂定议。

接着，蔡元培与蒋梦麟谈话，具体规划蒋梦麟北上后的步骤以及如何处理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蔡元培对蒋梦麟说：“大学生皆有自治能力者，君可为我代表到校，执行校务，一切印信，皆交君带去，责任仍由我负之。”蒋梦麟稍经思考，提出两点要求请蔡元培同意：

一、只代表蔡元培个人，而非代表北京大学校长；

二、仅为蔡之督印者。

对于蒋梦麟的两点要求，蔡元培没有不同意的道理，并告以三点注意事项：

一、各界代表之至杭者日必数起，迄未答谢，请代表致谢各界；

二、代表蔡说明有回北大之决心；

三、大学责任，蔡愿意继续完全担负。

蔡元培又告蒋梦麟：“自今以后，须负极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

谈话毕，蒋梦麟当天返回上海，他还要抓紧料理江苏教育会事务，因为汤尔和约他六天后一起北上就职。（《胡适来往书信选》中，284页）

蔡元培之所以选择蒋梦麟代他前往主持大学事务，除汤尔和竭力推荐，据说还有如下三点：

一、蒋梦麟是蔡元培的学生和同乡；

二、蒋梦麟当时在北京大学有职务，他与北大多位教授在上海办《新教育》月刊，而《新教育》的方针是蔡元培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任内提出来的；

三、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对蒋梦麟非常欣赏，这也似乎是蔡元培将北大校务委托给蒋梦麟的原因之一。

不管怎么说，因蔡元培辞职而引发的风波终因蒋梦麟“遣代”而结束，蒋梦麟或许有他自己所说的“情势所迫，只好勉强同意担负起这副重担”的原因，但总体上说，这一方案的提出实际上得益于汤尔和，汤尔和不仅实际上操控整个局面，而且是他劝说各方接受这一方案；不仅化解了各方矛盾，解决了各方一直胶着的问题，而且对蒋梦麟个人来说，也至关重要。

胡适后来公平评价汤尔和的这一功绩，以为汤尔和“先生是当日操纵北京学潮的主要人物，他自命能运筹帷幄，故处处作策士，而自以此为乐事”；“尔和爱护蔡先生，自是诚意；其推崇梦麟，似也是处于诚心。尔和自是好事者，然八年（1919）夏秋之间，他于北大是有功的。他拔出梦麟，亦有造于梦麟，不然，他（蒋梦麟）也许被黄任之（黄炎培）诸人完全毁了。”

胡适曾当面告诉汤尔和：“五四之后，留蔡之事，先生用力最勤，而梦麟兄之来北大尤为先生第一大功。倘梦兄不北来，他也许要被任之兄一班人毁了。故梦兄北来之举，先生实大有造于他，亦大有功于北大。”（《胡适之汤尔和》，《胡适来往书信选》中，285页）

蒋梦麟由此进入北大，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汤尔和有功，也并非唯一。马叙伦后来就曾回忆：

“蒋梦麟先生在北大毫无根瓣，拿什么资格来替蔡先生代办校长的职务？北大里原有几位怕江苏教育会来抢北大的，便放了空气。可是，蒋梦麟先生已经到了北京。假定不让他来做代表，连蔡先生也不回来了，仍旧妨碍了大局，又是我在里面疏通疏通。幸而蒋梦麟先生很识相，在某晚出席教职员会上很谦虚地说：‘蔡先生派他来代捺捺印子的，一切请各位主持。’因此，大家也没有怎样他，只得在评议会上通过了聘他做教授，担任总务长，从此蔡先生离开学校的时候，蒋梦麟先生就代理校长了。”（《我在六十岁以前》，71页）由此，北大渐渐地由蔡元培时代向蒋梦麟时代过渡。而蒋梦麟之所以有这样的历史机遇，又不能不追溯到五四政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