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走上对外侵略扩张道路。1894年7月,日本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1900年6月，又伙同英、俄、法、德、美、意、奥，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1年9月7日，八国以及荷兰、比利时、西班牙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将北京东交民巷划为外国使馆区，规定中国军队不得驻扎，“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道无断绝之虞。驻守之处，系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据此，列强取得在华驻兵权，日本将其侵华军队改编为“清国驻屯军”。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改称“中国驻屯军”。因常驻华北，司令部位于天津，又称“华北驻屯军”、“天津驻屯军”、“天津军”。
日本不断向华北增兵
日本的中国驻屯军由军部直接领导，1936年前，其地位略低于关东军。驻屯军组织大体分为两部分，即驻屯军司令部和驻屯军部队。驻屯军司令部是日本军部在华北的现地代表，也是七七事变前日本侵略华北的现地最高军事机关和指挥部。司令部设司令官1人，参谋长1人，高级参谋和副官若干，下设作战、情报、经济等3个课室和参谋部、经理部、军医部等8个部门。驻屯军司令官由日本军部直接任命，职级一般为中将和少将。臭名昭著的军国主义分子和侵华重要人物，例如南次郎、梅津美治郎、多田骏、田代皖一郎、香月清司等，均曾担任司令官。
驻屯军部队的人数、编制经常变动，总体来讲，人数和编制不断增加，兵种日趋齐全。《辛丑条约》签订后，驻屯军在天津海光寺和北京东交民巷设立兵营。根据1901年10月日本政府公布的清国驻屯军编制，总兵力达1650人。此后，驻屯军兵力时有增减，1924年为737人。鉴于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1925年起，日本逐渐增加驻屯军的人数，1927年增至1347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随后，又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策划制造“华北事变”，其驻屯军人数迅速增加。1935年5月，达到2000人。1936年1月，日本军部将驻屯军司令官职位由少将级提升为中将级，驻屯军司令部仿照台湾司令部进行扩充。同年4月，广田弘毅内阁发布第6号军令，将驻屯军司令官由军部任命改为天皇直接委任（称为“亲补职”），增加三倍兵力，同时将驻屯军一年交替制改为永驻制，从各地抽调士兵改为一般征兵制。经过此次整编，中国驻屯军成为一支兵种齐全、具有较强战斗力的正规军队和野战兵团。同年6月，驻屯军兵力达到5774人，配备有1个军司令部、1个步兵旅团司令部、2个步兵联队，以及战车、骑兵、炮兵、工兵等。此外，中国驻屯军还节制日本驻华北航空大队、各地守备队以及近20个特务机关。七七事变前，日本公布的中国驻屯军总数为8400人，上海《申报》经过调查，认为其实际人数达到1.4万人。
对华北进行经济掠夺
随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将侵略重心转向华北，中国驻屯军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组织、策划并直接参与了日本的华北经济调查，直接谋划和出台侵略华北的方针、政策和计划，武力反对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和现银南运，成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前各种侵华势力的聚集点和大本营。
1933年11月，关东军与满铁起草《对华经济调查机关设立案》，着手对华北进行全面经济调查，为全面侵华战争做准备。1934年2月，中国驻屯军成为调查的现地指挥，在满铁、关东军等势力的参与下，先后组成驻屯军甲、乙、丙三个嘱托班，对华北的工业、矿山、交通等重要资源进行调查，以辅助军事侵略。调查历时3年多，最终形成调查报告100多册，成为此后日本全面侵华和掠夺资源的重要参考。
在此基础上，中国驻屯军直接制定了侵夺华北经济的方针、政策和计划，1935年6月制定《中日经济提携计划修正案》。此后，又制定了《随着华北新政权产生的经济开发指导案》《华北产业开发指导纲领案》等，内容涉及煤炭、钢铁、盐、棉、矿山、电业等重要部门，并作为“驻屯军司令部开发华北的最高指导方针”。1936年8月，日本政府出台了《第二次华北处理要纲》， 成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前掠夺华北经济的系统方针。
除直接参与和制定侵略华北的经济政策外，驻屯军还直接干预中国的币制改革，阻止国民政府的白银南运计划。1935年国民政布币制改革后，日本军政当局纷纷发表反对声明，并策划所谓“华北自主货币制度”，发行独立货币，在华北“自治防共”的幌子下，扶植汉奸傀儡政府，妄图使华北脱离国民政府管辖。1936年1月，日本陆军省出台《华北币制改革指导要领》，后成为日本对华北金融政策的基础性文件。与此同时，在驻屯军的支持下，华北日系银行所存白银亦未上交国民政府，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这些白银成为华北日伪银行的准备金。在驻屯军的武力支持下，冀东走私异常猖狂，给中国的经济和关税造成巨大损失。
第二任司令官奈良武次
充当侵华盗首角色
在华北，中国驻屯军代表日本军部的势力，在日本蓄意制造的历次华北政治事件中，均充当了盗首和武力后盾的角色。
1928年4月，日本第二次出兵山东，驻屯军的3个步兵中队调往济南，参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驻屯军与关东军遥相呼应，11月8日制造“天津事变”，策动末代皇帝溥仪离开天津前往东北，进而配合关东军炮制“满洲国”。
日本策划“华北自治”时，中国驻屯军更是直接或间接配合关东军的军事行动，以武力为后盾，制造各种事端，辅助日本军方侵略和政治预谋。1933年1月，驻屯军悍然占领山海关，制造“山海关事件”。中国长城抗战期间和关东军制造“张北事件”时，驻屯军或直接出兵，或制造舆论，或以武力相威胁，迫使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秦土协定》等，打开侵略华北的大门。
为加快侵华步伐，1936年6月，驻屯军在天津李明庄及北京南苑、密云强行占地，修建机场。10月17日，逼迫宋哲元签订《中日华北航空协定》，加剧了日本对华北航空权的侵占。驻屯军修建机场和组建航空公司，配合了日本攫取华北航空权的侵略活动。七七事变后，这些机场成为日本轰炸天津等华北城市的基地。
此外，驻屯军还以拉拢、欺骗和威吓等手段，对宋哲元、阎锡山、商震、韩复榘等华北实力派展开“工作”、“秘密接触”，以促成“华北自治”。1935年8月，日本陆军省提出《关于对北支政策》，妄图将华北五省变成“自治”色彩浓厚的亲日满地带。为配合日本这一图谋，驻屯军与华北的日本特务机关密切联系，策划了“香河暴乱”等多起争端。
随着日本侵华步伐加快，驻屯军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提高，1936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出台《华北处理纲要》，指定驻屯军司令官负责处理华北各项事务，确立驻屯军总管华北政治、经济的指导和统帅地位。可以说，到1936年，驻屯军在华北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均占据了优势地位。这种地位和权力的提高，一方面是日本国内法西斯化、军部抬头的直接后果，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军力成为日本在华北扩张的主要后盾和依靠。
1937年7月7日夜间，驻扎丰台的中国驻屯军发动卢沟桥事变。随后，日本组建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设在北京，中国驻屯军随之编入华北方面军系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可见，1901—1937年，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扮演了侵华急先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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