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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弥，1964年出生，苏州人。1994年开始小说创作。著有长篇小说《美哉少年》《风流图卷》。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成长如蜕》《粉红手册》《钱币的正反两面》《天鹅绒》《桃花渡》《恨枇杷》《市民们》等。

叶弥的初心与佛心

1997年，叶弥发表了中篇小说《成长如蜕》，那年她33岁。她一上手，就显示出与同辈作家所不同的小说意识、精神取向和美学气度。她生于1960年代中期，但她的写作形态和路数，既不与“60后”作家相近，也与所谓“70后”风格迥异。即使从“性别”视角看，她小说叙事的体貌和格局，也呈现出卓尔不群的独特性：女性作家的细腻和轻柔，男性作家的宽广和力度，有机地、复合地融会于她大气、洒脱的叙述之中。重要的是，她此后二十年的写作，愈益坚实、丰厚，她对小说艺术的理解力、感受力和表现力，使得她成为始终保持写作高度的当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

叶弥最早的一批中篇小说，几乎都与“成长”有关。叶弥似乎与生俱来具有小说家的天分，她早期的这批小说，《成长如蜕》《耶稣的圣光》《两世悲伤》《粉红夜》等，根本看不出“少作”的痕迹，她自身的写作，从生长期到成熟期，几乎看不出经历了怎样激烈的蜕变过程。其文风格调、文字的气韵、叙述的视角，自然而朴素，不肆张扬，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种种潮流若即若离，我行我素。若将其划定在女性主义讨论范畴，显然是粗糙和草率的；如果简单地将叶弥的大量小说仅仅归结为“成长小说”，也同样是一种有局限的界定。我认为，难以被“归类”，是一个成熟小说家的标志。从叙事美学的层面考虑，她的小说中似有一种清雅、古典的味道，朴拙而不事技巧，俗世的沧桑之美中还透逸出轻灵。这样的叙述，其中是暗含哪一脉流风遗韵，至今我还未能真正地梳理明白。很久以来，我都在想，这其中，一定有某种秘不示人的“玄机”，只是她不会在文本的字里行间轻易地袒露出来。因为，叶弥丝毫不屑那种异样情调的浅淡，在素雅之色中，她对自己的内心总是怀有丰厚的期许。（张学昕）

讲故事的叶弥

提及侠之大者，人们容易想到金庸。有一家媒体采访金庸时，老人说，我不是侠。他解释说，只有那些救人于水火的人才能算是侠。他欣赏自己笔下侠之大者，认为只有这些人才能称之为侠。

中国本就是一个狭义著称的国家，易中天在《中国的女人和男人》一书中特意提到了国人的侠义。他讲到司马迁《史记》一书中的《刺客列传》，讲到了专诸之刺王僚，豫让之刺赵襄子，荆轲刺秦王，聂政之刺侠累。中国的侠义之气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再到后来，因为国仇家恨，人民不断地沦为亡国奴，到其后，瓦岗寨，梁上泊，七侠五义。文学批评家陈平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一书里，一语道破了文与武的关联。从金庸追溯至明代思想家顾炎武，一代代文人无不与侠义相接。金庸小说《鹿鼎记》也将顾炎武等人描述为古之侠者。可见，中国文字中无不带有侠义情怀，这种精神已经成为华夏儿女存在的标志之一。

叶弥的小说《天鹅绒》也是侠之一种，虽然被姜文改编为电影《太阳照常升起》，并冠以性与爱的外衣，但是原著小说中，叶弥却着重讲述了两个人物之间的侠义。文章中的侠义并不是堂而皇之的，也并非所谓民族大义。这里的侠义不是取向高雅的，与以往的侠义有着本质的不同。

叶弥要说的“侠”是世俗的，她只是说“唐雨林、司马、我父亲，三个人是棒打不散的赌友。这三个人在赌场上是好汉，好汉们各有特点：司马是智者，我父亲是仁者，唐雨林是侠者”。叶弥随意插入的一段评价意不在于赌博，而是他们赌之外的处事方式。人类的一切思想都在不同的举动中表现，叶弥的评价也透漏给我们，文章中作为重点人物的唐雨林是一个“侠”者，这也就为后文的结果做了铺垫。

下放知青唐雨林带着妻子姚妹妹来到乡下，恰逢小队长李东方的母亲发疯，自杀，唐雨林靠着自己的火枪打了野味宴请李东方，两家人的关系开始慢慢向前推进。李东方建议唐雨林去训教一群不听话的孩子，但是这样的结果是妻子姚妹妹被逐渐冷落。有天夜里，唐雨林半夜回到家里，在屋外听到姚妹妹呻吟着说：“我家老唐说我的皮肤像天鹅绒。”第二句话是李东方说的：“我要做你的草纸。”显然，唐雨林带了绿帽子。

唐雨林没有冲进去杀掉李东方，也没有立马杀掉妻子，文章甚至看不出唐雨林要杀妻子的苗头。人物都是复杂的，很难说清楚作者要安排这样结局的缘由。在李东方面对唐雨林的枪眼时，李东方没有怨言，但是令我们大为惊讶的是，面对死亡，李东方提出来的疑惑竟是“什么是天鹅绒”？“天鹅绒是一种布料，有点像草地，有点像面粉。”但是李东方不满这个答案，他的眼神是疑惑的、不解的。

唐雨林可以选择开枪，但他没有。唐雨林自己也在想“这确实是一个阴谋，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阴谋。这个阴谋里有着让人不可忽略的东西，你无法让人带着真正的遗憾死去”，就因为这个念头，唐雨林跑到了苏州、北京，寻找真正的天鹅绒布料，为的是让李东方死得瞑目。

最终，唐雨林还是没有找到一块天鹅绒的布料。李东方说，你不用找了，我知道天鹅绒就是姚妹妹皮肤的感觉。

枪响了。

其实，两个人心里都装着侠义。李东方第一次面对枪口的时候，表现的是对天鹅绒的好奇，完全是对未知的美好的事物的一种好奇。他没有想到姚妹妹的结果是怎样，也没有考虑自己的生死，他的想法只有一个——“什么是天鹅绒”。这也就是在唐雨林离开期间，李东方为什么没有选择逃跑的原因。而唐雨林呢？第一次将枪口对准李东方的时候，也可以开枪，但是为了找到李东方想要的答案，他选择了等待。“这个杀人事件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如果李东方拒不明白天鹅绒这样东西，唐雨林会不会让李东方的生命一直寄存在他的枪口上？”“答案是会的。所有人都这样说，唐雨林是一个侠骨柔肠的男人。他如果想杀李东方，早就下手了，何必等到一定的时候。”

那就是说，李东方找死。叶弥在文章末尾引用英国王子与情妇之间的通话，“我想做你的卫生棉条”说，“一个疯女人的儿子，一个至死都不知道天鹅绒为何物的乡下人，竟然说出了与英国王子相仿的情话。我想做你用的草纸。”

于是，叶弥说：“我们对生命一视同仁。” （菜根 ）

以叶弥短小说为例

《香炉山》

《香炉山》像一阙月光曲，舒缓、安谧：一个女人一个晚上出门去香炉山看月亮。不过，底下暗潮涌动：小镇刚出了桩命案，一个男人把同居女友杀了。小镇的夜晚，不太平。主人公“我”在寻找月亮的路上，迷路了，偶遇一男子，在他的带领下，上了香炉山。小说讲的就是这么个事，显然作者的兴趣不在情节的曲折追求上，而将笔墨置于人物心理氛围的营造。“我”是个对陌生人戒备心极严的女人，淡漠人情世故，将自己层层包裹起来。路上偶遇的男人则是个热情的乡村青年，他的母亲得了病，养了一只名为“增寿”的鸡，为母亲禳灾去病，有个叫“燕姐姐”的女友——这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他对眼下的状况是不满意的，一心想去外面闯荡，干一番事业，因为燕姐姐的缘故，将他束缚，理想不得实现。他对“我”怀有一种情愫，因为“我”城里人的身份，是他理想难践后的情感外放投射，是海市蜃楼、理想主义的。而“我”的心却因这趟寻月之旅敞开冰山一角，男人的热情，将对陌生人的淡漠渐次融化。“……我得承认，这个世界确实有一些使人心旷神怡的东西，哪怕只是想一想它们，也会得到有力的安慰。”小说最美的地方在于一个传言，男人告诉“我”，香炉山上有“神灯”，他有幸见过一次：“小小的一个火苗，边上一圈光晕，从山下什么地方晃晃悠悠升起来，快到半山腰时，不见了。当时看到有六盏吧，一模一样的，我觉得有仙女在暗里提着它们，上了山，就把它们吹了。”一篇成功的小说永远是有一个寓意深远的意象的，它可以不是实体，只是美学上的概念，但它肯定有所指。这种指向无需太过直白，比如“神灯”，它到底意味什么呢？什么都不是，甚至和全文没有任何关联，单独抽离出来，不会影响文本的叙述。不过有了这个东西，小说就升华到了美妙的境界。“神灯”到底存不存在？两位主人公在山上到最后都没见到，不碍事，它扎根于心里，让人忘不掉，够了。（赵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