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北大学生的性观念差异 |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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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拾遗”是706发起的一个新栏目，专注打捞曾经在旧的706平台或706朋友们在人人网等网站发布的文章。这一期的推送，选取两篇新闻分析文章：来自清华大学清新时报的《害羞的清华：无可安放的“性”》和中国青年报的《低调与火爆 北大性教育20年》，来展现清华北大学生在性教育和性观念上的差别。

01 清华学生

害羞的清华：无可安放的“性”

作者：姬潇依 于兆国

来源：清华大学清新时报

每周一下午，清华大学总有一些学生踩着自行车，骑出西门，一路沿着中关村北大街南下。他们的目的地是北京大学二教101。当他们到达时，101已然人声鼎沸，台阶上，教室后，都坐满了学生，还有人不少拿书包、笔记本占座。刚来的人常常要张望着找到一个空位子，赶紧迈开腿，跨过地上的书包、笔记本，绕到空座上。

他们都来听一门课，名字叫 “人类的性、生育与健康”。然而，这门通选课被更多人熟知的名字是“三宝课”。这门课，在北大已经开设了20年。

四年前，教育部下发了《普通高校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其中明确地将性心理和恋爱课程列为必修。

同一年，清华大学校医院门诊大厅旁走廊的墙壁上，安上了免费避孕药具自助发放机，用身份证刷卡，一次性取20个，每20天可以重新领取。

“性是脏的”

创办于1995年的三宝课，至今已经经历了三轮的授课教师更替，但火热程度丝毫不减。2014-2015秋季学期选课人数共计937人，500人的大教室里永远座无虚席，永远人满为患。以至于现在的主讲人姚锦仙不得不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出通告——“下周开始座位已经排好，旁听的同学可以先选择最后一排未安排的空座入座。”每年仍有不少的人因为没选上这门课而大呼遗憾。

几百米外的清华，“性”或者“亲密关系”，似乎还是一个谈起来会让人面红耳赤的事情。

2015年3月10日上午7点，清华大学心理协会微信号发出了一篇举办“模拟恋爱”的推送，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条推送迅速在朋友圈中刷屏，截止上午十点，浏览量已经超过两万。然而当天下午，点开这篇推送文章，五彩的标志、长篇的文字都不见了，只剩下白底屏幕上一行黑字“该内容已被发布者删除”。同时，所有报名的同学收到了活动取消的邮件。

清华“模拟恋爱”活动推文部分截图

2013年，清华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会同伴教育部举办了一场有关同性恋的讲座，邀请了社会上的一对同性恋人与同学聊了聊同性的爱情观。

然而这场讲座竟成为了相关话题讲座的绝唱。“后来有人向学校上报，说清华的学生怎么能有这种想法。之后，学校对我们部门的活动审查就很严格了。”同伴教育部的负责人协和医学院2013级本科生雷奇说。

清华大学有一门大家熟知的课程“大学生心理训练与潜能开发”。十六讲的课程设置中，其中有一节是有关恋爱和性心理的部分。赵丽珠是任课教师之一。

“每到这节课，同学们都会显得比较尴尬。”她如是说。

在这门课程的其他课堂里，从未出现过这节课这样尴尬而又带有些好奇的气氛。幻灯片上大大的“性”字，或者只是一个生理构造图片，就足以让不少人害羞的不敢抬起头。女同学们红着脸，塞上耳塞，低头用笔在纸上匆忙的写着字，似乎想要通过其他的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男生们则会玩味地看着这些“特别”的字眼，对他们来说，这本是一些开玩笑的词汇，如今放在课堂里，要严肃的讨论，还是头一遭。

心理咨询师王旭，也是这门课的授课者之一。他巧妙地避开了兴许会让同学们尴尬的公开发言，在把幻灯片依次讲完后，请同学们花一分钟时间，在小纸条上写出自己的困惑和疑问。

小纸条上承载的问题五花八门，比如：

“手淫好不好？一周几次比较合适？”

“我有处女情结怎么办？”

这一分钟里，有的女生在细细的纸条上，用娟秀的小字写了一长段：“在约会的时候，我的男朋友想要和我更进一步，想发生性关系，我该怎么做……”她反复解释着自己复杂矛盾的事情，却又透露出无助和迷惘。

课后，王旭也会仔细地研究这些小纸条上的词语，在他看来，这些语言都很有趣，反映出清华的学生对性的态度。

“手淫这个词本身是一个有偏向性的、带有一定否定色彩是的词汇，”王旭说，“所以收到这个问题，看到这个语言本身，也可以看出清华学生对性的罪恶感和羞耻感还是挺强的。”

在正规的学术文章中，应该使用的词汇是“自慰”，而不是“手淫”。类似的，还有“堕胎”与“流产”。

“你们觉得‘自慰’和‘手淫’这两个词给你带来怎样的感受？”王旭在课堂上抛出这个问题。

下面坐着的不少人，都恍然大悟。他们第一次发现，描述与性有关的实物，也是具有偏见的。

“他们都已经设定好了，觉得‘性’这件事情是脏的。”王旭说。

除了偏见，误解也深深植入在同学们的脑海中。雷奇的同学曾经认真地问他，“加入你们同伴教育部的男生，是不是都是弯的？”

直面，还是逃避

小晴（化名）的宿舍在四号楼，她们习惯于在熄了灯之后夜聊。而今晚的话题，似乎有些暧昧。四个人隔着床帘，互不相见，谈论的都是有关两性和亲密关系的话题。在黑暗里，“性”“怀孕”“婚前性行为”等词汇，似乎被蒙上了一层纱，变得更易于接近，更敢于说出口了。

男生们，或是一个人，或是几个人，也会聚在一起看色情影片——他们总有渠道能找到下载站点。

表面的平和，其实无法遮掩暗流的涌动。情人坡上有被人丢弃的用过的避孕套，东门外的快捷酒店门口停着喷有“清华大学”字样的自行车，校医院门诊大厅旁的免费避孕药具自助发放机，也时常面临断货。

同伴教育和心理咨询，是学校里较为主要的两个接触“性教育”的组织。面对“害羞的清华”，他们做出了不同的尝试。

雷奇所在的同伴教育部，日常主要有两大块内容——“小班教育”和“同语沙龙”。常常一个班级三十多个人，一起来上小班教育课。

上课的一开始，气氛十分尴尬，同班的同学坐在一起，也许是第一次共同面对这样的同伴知识。一个个相关的词汇被写在小牌子上，它们被举起来，又被放下，常常是几个要好的同学挨着坐在一起，窃窃私语，面红耳赤——牌子上的内容涉及性与避孕、艾滋病、性病还有亲密关系。

对于很多学生来说，这堂课更有冲击力的内容是“如何避孕”。许多人是第一次接触到避孕套，他们会尝试挤压包装袋，或是撕开来仔细研究。

尴尬的气息随着进一步的探讨逐渐消散，到了课程的最后，大家变得非常活跃，有时候甚至还会出现争论。

在一堂涉及到同性恋内容的课程上，不同人所持态度的差异显得尤为突出。

许多的男生激动地站起来，对这个话题表示了强烈的反感。然而女生们则显得更为平和，她们对于同性恋的问题持有更包容的态度。

“我们的目的不是去纠正那些反同同学的思想，而是帮助那些不了解LGBT（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的统称），不了解性或是在犹豫徘徊的人更了解这方面的知识。”雷奇说。

比起“小班教育”，“同语沙龙”似乎更适合那些渴望交流的同学单独报名。上学期，这样的活动共举办了两次。沙龙的氛围相对轻松，不同的人围坐在一起，对一个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这种同语沙龙参加的人不在少数——去年的一场沙龙，一共来了三十多个人，其中的十个同学还是从北京大学来的。

即便有些人不愿意参加小班教育或是同语沙龙，他们可以去寻求更为私密和有针对性的帮助。“来心理咨询中心寻求有关性心理方面帮助的同学，一直是占有一定比例的。”赵丽珠介绍道。

“至少愿意来探讨这件事情，说明他们对自己接纳的程度还是没有那么封闭。”在赵丽珠和王旭看来，这反应出他们有一种很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和处理他们的困惑。

性教育何去何从

新闻学院2012级本科生张诗妤在多伦多大学交换的时候，就曾经选修过一门“亚洲性别学”的课。她惊讶地发现，周围的同学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知识基础，“他们把性看成是生活中极普通的一件事，可以在课堂上自由地讨论。”在国外的许多地方，性教育从小学就已经开始。

在中国国内，性教育呈现出不同的情形。

北京大学的“三宝课”，每学年开设两次，总人数是1874人，用一整个学期从校设课程中全面地学习有关性的各种知识。

清华大学的“大学生心理训练与潜能开发”课程，每学期四个老师任教，每人两个课时，每课本科生容量是100人，加起来一共800人。课程中有关性心理和性教育的比例只占十分之一。

然而，“大学生心理训练与潜能开发”的定位是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并不承担普及性知识的任务。如今的清华，却没有一门专门的课程担负起这种责任，因此，每学年这九十分钟的性教育，变得弥足珍贵。

教授这门课的另一位教师刘丹，曾在课后收到学生的一封邮件：

“当老师讲到爱情与性这节课的时候，整个一节课九十分钟我全都是低着头，而且脸羞得通红的上完这节课的。但是这是我听得最仔细，最认真的一节课，我一个字都没拉下。”

“清华里对性的需求还是很多的，”雷奇说。但是相应的教育和指导，似乎显得十分不充分——“心理中心只是个别咨询，或者是小范围的课程，”赵丽珠等老师，虽然经常接手有关性心理的案例，但是毕竟普及率不够高。

在这样一个“害羞的”学校，性教育何去何从？

比起北京大学的“三宝课”，从学校层面向下对同学进行性教育，清华大学的性教育与性启蒙，似乎是自下而上的。

同伴教育的课程，往往以素质拓展的形式设置，而且往往面临着艰难的审批过程，主题必须反复修改才能通过审核。

在“大学生心理训练与潜能开发”的课堂上，同学们更多地在小组讨论中理解和掌握了性知识，而非单纯地从老师的讲授中得来。

“从我们上课和咨询整体来看，近几年关于性方面，尤其是自慰、流产的情况咨询，量变得少了。”王旭说。

在他们看来，清华的性教育空间永远都是存在的，“任何时候，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无论是个人、清华还是社会，性教育的发展空间永远存在，而且是不断变化的。”

2015年3月9日，广州大学学生的朋友圈显得格外活跃，一条关于学校新开课程“文化研究与性别再现”招募助教的信息被广泛转发。这门课程将会邀请许多不同的讲者来到广州大学的课堂，也将会引发有关性别课题的跨学科交流。

这条来自“小红花会之广大性别课程”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同时也被转发到了清华大学同学的朋友圈中。

02 北大学生

低调与火爆 北大性教育20年

作者：诸葛亚寒 杨雨晨

来源：中国青年报

同样是谈及“性”话题，北大和清华这两个“邻居”学校的学生却有着不同的反应。

“三宝课”——这门开课近20年的全校通选课让北大学生公开谈论“性”话题早已不再“难堪”。

可“隔壁”清华的学生却有些羞涩。清华大学学生媒体《清新时报》特稿《害羞的清华：无可安放的“性”》一文这样写道，“几百米外的清华，‘性’或者‘亲密关系’，似乎还是一个谈起来会让人面红耳赤的事情。”

事实上，大学生在“性”话题上的不同反应，不仅存在于这两个“邻居”之间。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是，多数大学生在遇到性问题时常常是“家庭不讲、学校不教、讳莫如深”，只能自己“无师自通”地暗中摸索。像“三宝课”这样在大学里登上“大雅之堂”的性教育课程，实属寥若晨星。这与社会舆论认为的，现在的95后泡在网上长大，对性知识了若指掌反差甚大。

那么，北大性教育课到底讲了些什么？它的持续火爆，反映了当代大学生什么样的心态和对性的认知状态？就此一系列问题，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进北大，探访了北大“三宝课”的主讲老师。

▋ 性的问题，压制无用，教育为上

在性观念日益开放的今天，大学生的性知识到底从何而来？

“三宝课”2006年所做的课堂调查结果显示， 学生性知识来自书本的为68%，网络54%，影视50%，同学38%，中学教育11%，父母17.6%(这一调查题目为多选)。

去年所做的调查结果与之相比无明显变化，只是网络来源超过书本占比65%，跃居首位。而在清华大学《清新时报》今年所做的调查中，来自网络的比例更是高达83.4%。

那么谁最应该承担性教育的主要责任呢？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在2010年通过民意中国网进行调查，“学校”(81.8%)在调查结果中排在第一位。

然而，与此矛盾的是，2012年“中国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研讨会”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青年获取性知识的渠道当中，仅有20%来自学校。

在这仅有的20%中，专门开设的性教育课程更是少见，而北大“三宝课”就是其中之一。

在北大，学生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学了三宝课，受益半辈子”、“三宝课是选修课中的必修课”。 学生口中的“三宝课”名叫《人类的性、生育与健康》，是北京大学开设的一门全校通选课。“三宝课”这个“昵称”来源自歌曲《吉祥三宝》中所唱到的“爸爸、妈妈和我”。

这门开始于1996年的性教育课程，经历了从陈守良教授、程红教授到姚锦仙副教授三代教师的承袭。历经近20年，“三宝课”累计在册的北大本科生选课人数已过万，至今热度不减，课堂容量从最初每年150人增加到目前每年的1500多人，仍“供不应求”。

1996年陈守良先生开课时，“三宝课”就盛况空前——教室爆满，台阶上、走道上都挤满了人。虽然当时有些学生不好意思选这门课，但当听课的学生回去以后，就会被其他学生追问课上都讲了什么，于是一个听课学生往往带动一个宿舍或一个群体开始关注性教育和性健康。

“三宝课”之所以能成为北大最受欢迎的通选课之一，在姚锦仙看来，这是因为课程所讲述的知识贴近大学生生活，不仅重学术，也重实用；不仅突出性与健康的联系，也注重对性态度、性观念和性健康意识的培养；不仅能引导大学生进行健康的性行为，而且对同学们未来的生活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就像一门人生必修课一样，有很多知识是健康、幸福的生活所必备的。”

可是，当跳出北大去看，更多的大学校园里，性教育的内容仅仅停留在心理知识层面，大学生也常常谈“性”色变、存在强烈的羞耻感，与此同时，性困惑、性无知，甚至对性的很多错误认识，又使他们焦虑不安，甚至因此而犯下一些不该犯的错误，往往终身处在阴影中。

如《清新时报》所描述的那样，在清华一堂心理学课程上，当谈及有关恋爱和性心理部分时，“幻灯片上大大的‘性’字，或者只是一个生理构造图片，就足以让不少人害羞得不敢抬起头。女同学们红着脸，塞上耳塞，低头用笔在纸上匆忙地写着字，似乎想要通过其他的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男生们则会玩味地看着这些‘特别’的字眼。”

授课老师也会巧妙地避开兴许会让同学们尴尬的公开发言，让学生在小纸条上写出自己的困惑和疑问。于是，小纸条上承载的问题五花八门，比如，“手淫好不好？一周几次比较合适？”“有约会的时候，我的男朋友想要和我更进一步，想发生性关系，我该怎么做？”

而这些内容，在北大“三宝课”上“应有尽有”：让男生和女生都了解自己的生殖系统解剖结构、女生的经期问题、男性女性的性反应周期、避孕及人工流产、处女情结问题以及女生如何拒绝不合理的要求、如何正确对待青春期的性困惑、什么是性幻想，等等。

去年，“三宝课”针对北大学生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仍有大概17%的女生在月经初潮时不知所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约31%的男生在首次遗精时不知道这是正常生理现象，很茫然。“有些家长认为性知识不需要教，孩子长大了自然就会知道，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姚锦仙说。

姚锦仙指出，性知识和对待性的态度是需要后天学习获得的。对于性的问题，压制无用，教育为上，需要因势利导。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引导，一些青年就会在好奇心驱使下进行性冒险，其苦果只能自己吞咽，有些人的人生也会因此而改变。

“三宝课”上，姚锦仙把性比喻成树上的果子，如果在不成熟的情况下把它摘下来，它的味道是苦涩的；但当它成熟了之后，你再把它摘下来，就会很甘甜很美好。

“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成熟的？就是当你知道性能带给你什么的时候。它会带给你美好的东西，但它也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包括性传播疾病、意外怀孕、人工流产等。”姚锦仙说。

▋ 知道生命的来之不易 开始懂得爱护自己的母亲

1996年，陈守良先生开设“三宝课”时是有些阻力的，学校专门为此开会讨论。当时就有人问陈先生说：“你不怕把你的名声搞臭了？”陈先生回答：“我不怕！”

2007年，当姚锦仙开始参与讲授“三宝课”时，也曾有人劝她不要接手这门课。但“看到青年由于在性方面的无知而出问题”，姚锦仙没有退缩。因为，向大学生普及性教育是一种社会责任。

作为自然科学类选修课，“三宝课”主要从生物学角度来讲述大学生需要关注和了解的基本性知识。一方面是关于性医学、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知识；另一方面是与性健康相关的常识以及对性的看法、观念和认识，其中也包括女孩子学会如何保护自己、男孩子学会如何承担责任。

开课近20年来，授课的3位老师也不断思考，如何才能让“三宝课”满足学生不断变化的需求并长久持续下去。

不论是面对媒体或是在与学生的交流方面，“三宝课”都延续低调且保守的传统，回避有争议的和敏感的话题。这样的做法，在姚锦仙看来，是性教育普及课程顺利开展的前提，“我们希望这门课能一直良好地发展，不要有不好的因素来影响它，因为开好这样的课其实是不容易的。”二是关于“性”的很多问题至今仍有争议，“性不仅涉及自然科学，还涉及人文科学，尺度的把握很重要。”

但随着整个社会对“性”话题的包容度越来越高，“三宝课”的教学方式也在缓慢改变。在2007年“三宝课”逐渐开始利用网络与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起初是公共邮箱答疑，到使用BBS作为课程信息和交流平台，再到现在开通了微信公众账号“姚锦仙”，“三宝课”一直追随着学生的脚步。“因为我们也需要了解学生的观念变化，了解他们需要什么，关心什么，有什么问题，处于什么状况，而网络能够提供很好的窗口和平台。”姚锦仙说。

“三宝课”学生也常写信给任课老师，有同学告诉她们自己摆正了对性的看法，“虽然性是很自然、很美好的，但也存在很多潜在风险，应该和真正爱的人分享它，做到洁身自好。”也有同学因此更加了解母亲，“知道如何爱护自己的母亲，知道生命的来之不易和生命的宝贵，懂得不为一时冲动而抱憾一生，为自己负责。”

姚锦仙说，“鼓励我们把这门课程继续教下去，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去做好这件事的动力，是那种成就感！你确确实实看到自己的辛勤付出，能够帮助到那么多青年，让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幸福而阳光地生活，让他们不会因性无知而犯不必要的错，避免抱憾终生的事。”

不仅如此，2011年，姚锦仙还开始尝试让同学们结合专业或个人兴趣来撰写形式不限的课堂作业。

“北大学生学什么专业的都有，而且我们国内整体的性学研究还是相对较少、比较保守，和国外相比还存在很多空白。学生们可以把作业当作是课堂拓展，尤其对大一大二的学生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调查报告、文献综述、微电影、情景剧……每到期末，“三宝课”的学生都会为课堂作业忙碌着。这种多样化、互动的教学形式大大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写出了不少高质量、严肃而生动有趣的优秀报告。

另一些让三宝课老师们很“自豪”的收获是，据校医院的医生反馈，一些男生上过课后会去校医院做包皮环切手术；也会有同学告诉他们，回家后陪母亲去医院做了检查，避免了如宫颈癌等很多健康隐患。

“未来某一天，如果你的孩子问你：爸爸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你会怎么回答？”姚锦仙在课堂上把问题抛给学生。

“垃圾堆里捡来的”“胳肢窝里生出来的”“快递员送来的”……大多数人小时候都得到过类似的回答，父母们总是会尴尬地用各种答案来搪塞。姚锦仙对学生说，“想想这个问题，就会感到性教育的必要性和难度”。

曾有一组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的学生在做“三宝”作业时，自主去调查北大学生是否会正确使用避孕套。他们带着避孕套和香蕉挨个宿舍敲门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大多数同学都不会正确使用避孕套，但有两类人会正确使用：上过“三宝课”的学生和外国留学生。

▋ 北大学生中性知识来源于父母的仅占15%

近些年，每当性教育话题被媒体和社会关注，总会被冠以一些抓人眼球的词汇；个别“三宝课”的学生作业也会因为“大尺度”内容而被拿出来议论。姚锦仙说，这些内容是学生延伸研究中的少数，但也是不可或缺的内容。

而一个现象是，当姚锦仙将北京大学官方微信关于“三宝课”的报道转发到微信朋友圈，想了解亲朋好友以及学生、同事们对此的反应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大部分人对于性教育都表现出了积极开明的态度，这超出了她的预期。

也有朋友在转发时会发人深省地加上一句“请父母们关注大学的孩子们，他们的教育体系是健康的”。姚锦仙认为，这无疑透露出社会对于性教育的态度日趋积极和开明，但仍存在缺乏足够的正确认识的问题，“整体来看，社会仍需要一个更宽容、更科学、更健康的眼光来看待性教育。毕竟性是从古至今任何人不能、也不可能回避的问题。”

“三宝课”在北大得到学生认可和欢迎之后，陈守良先生曾将这门课的教材送到包括清华在内的其他高校，推荐他们开设这门课。可遗憾的是，没能成功。对于北大的这种“领先”，陈先生“很骄傲也很遗憾”。

中国性学会理事长徐天明曾说，中国的性盲比文盲还多。目前，女大学生已成为人流的“主力军”。中国每年人工流产有约1300万人次，位居世界第一，25岁以下女性占了一半。

前不久，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调查报告显示，在有婚前性行为的女性青少年中，超过20%的人曾非意愿妊娠，其中高达91%的非意愿妊娠诉诸流产。

4月10日，国家卫计委公布的针对中国15岁到24岁的青年群体艾滋病疫情调查数据称，去年青年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占青年感染人群总数的16.58%。相关负责人认为，青年学生染艾者尽管构成比例不大，但是增幅较大——2008年这一比例仅是5.77%。此外，在患艾滋病的青年学生中男男性行为传播的比例由2008年的58.5%上升到2014年的81.6%。

2011年，教育部曾下发《普通高校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文中明确规定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设为公共必修课，其中包括性心理和恋爱心理等方面的内容。

但让人担忧的是，大部分学校要么不讲，要么设为选修课，要么用生理知识代替性教育。正常而健康的性教育在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中的严重不足甚至缺失，使得年轻人受到越来越多的性伤害，严重影响着年轻人的身心健康、家庭幸福和社会安定。因此性教育的普及可以说迫在眉睫。

“三宝课”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北大学生中性知识来源于父母的仅占15%。由于长期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家长在孩子面前对性也是避而不谈，即便是高级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姚锦仙曾经就收到过自己北大同事的来信，认为“三宝课”弥补了孩子在家庭性教育方面的缺失。“其实每个家长都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问题，确实需要和孩子讲，尤其是女孩子。但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在面对家庭性教育时也有不少困惑。”

对于“三宝课”这类的性教育课程，也有人质疑，“将性拿到台面上来讲，会不会给孩子造成鼓励他们去做的错觉？”姚锦仙对此表示理解，但她了解的结果恰恰相反，性教育做得好的地方，如欧洲许多国家，他们的青少年意外怀孕、人流比率是较低的。“你告诉孩子们什么是正确的，如何保护好自己，孩子们受到的性伤害才会降低，如果你不去做，反倒会出现很多问题。”

谈及“三宝课”的下一个目标，姚锦仙和陈守良、程红的愿望一样，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学生性教育，更多地把这门课推广出去。曾经就有一位北大的社会学博士，在毕业后去了北京另一所高校开设了类似的课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姚锦仙说。

今年3月，由姚锦仙和程红编写的“三宝课”的新教材《健康的性》已经出版，“在做性教育的时候，哪些该告诉学生，怎么样告诉学生，尺度如何把握，确实也是我们这近20年积累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在姚锦仙看来，有了教材作为蓝本，至少别的高校在想要开设这门课时可以作为参考，了解“三宝课”讲了些什么，讲到何种程度。

而怎么让其他学校和整个社会重视这个问题，怎样能够把这方面的教育做起来，姚锦仙认为，这对全社会来说都是更需要做、更迫切的问题，也是很具挑战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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