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乃是1932至1934年，他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进校时选的西洋文学系，毕业时毕业证书上已是外国语言文学系了）读大三大四时所记的日记。正如他自己在出版自序中所言：“我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能够出版是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我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什么就记什么，一片天真，毫无谎言。”

日记我看了看，确实天真，确实没有谎言。

1932年9月3日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晚读《莫斯科印象记》。觉得苏俄真是天堂，但吾在中国洋八股先生手里，天堂是早不敢希望的，恐怕比地狱还……罢。”

这里的洋八股好理解。就是他自序中排出的他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读书时的那些中外籍教师们。

中国教师们，比如系主任王文显在他日记里是“不大会说中国话，只说英文”，“上课时照本宣科”，“没有什么学术著作”；吴宓，“反对白话文”，“西洋文学系中最有学问的教授”；杨丙辰，“没有什么学术论文，对待学生极好”；刘文典，“一个学期只讲江淹的《别赋》和《恨赋》两篇文章”。云云。

相形之下，外国教授们更差。温德（Winter），“美国人”，“没有写任何学术论文”；翟孟生（Jameson），“美国人”，“著有《欧洲文学史纲》一书，厚厚的一大本，既无新见解，错误又不少”；必莲（Bille），“女，美国人”，“不见任何研究成果”；华兰德（holland），“女，德国人”，“患有迫害狂，上课就骂学生。学生成绩好了，她便怒不可遏，因为抓不到辫子骂人”；艾克（Ecke），“德国人”，“研究中国明清家具，著有《中国宝塔》一书，他指导我写学士论文”；石坦安（von den Steinen），“德国人”，“没有著作”；吴可读（Pallard Urquert），“英国人”，“也没有任何著作”。云云。

季小所谓的洋八股，应该是针对这些中外籍特别是外籍教授。试看他在自序中，对这些外籍老师的总结：“以上就是西洋文学系外籍教师的简略情况。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不管是哪一国人，上课都讲英文；第二，他们都是男不娶，女不嫁；第三，除了翟孟生那一部书外，都没有任何著作，这在欧美大学中是无法想象的；在那里他们最高能得到助教，或者像德国的Lektor（外语讲师）。中国则一律教授之，此理殊不可解。文学院其他各系并不是这样子的，那里确有术业有专攻的，甚至大师级的教授。可偏偏就是这个西洋文学系，由于外国教授多而驰誉学坛，天下学子趋之若鹜。”

看样子，就是因为这些图有虚名的洋八股先生的存在，让季小觉得，民国形同地狱，相形之下，一边厢的苏联，在他想像中简直就是天堂了。

到底什么样的描述，可以把民国一个清华大学的作秀学子，引导得无限向往苏联？或者说，到底什么样的描述，才可以构成一个清华大学大三学生的天堂想像呢？

元芳，这个我们得顺藤摸瓜，按图索骥，破个案去。

《莫斯科印象记》，出版于1931年，作者胡愈之。按戈宝权的《重读胡愈之著的<莫斯科印象记>》，“胡愈之同志是我国老一辈的新闻，编辑、出版工作者，国际问题专家和翻译家，同时又是我国老一辈的世界语者和世界语运动的活动家。”这是盖棺定论了哈。

胡起初是《东方杂志》的编辑，1928年，作为一个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的愤怒小民豆，他在国内呆不下去了，遂选择到法国流亡。这时法国货币贬值，生活费用不贵，他靠为《东方杂志》写稿生活。后来法国货币涨价，难于生活，他就在1930年年底离开法国，经德国、波兰和苏联回国，在路经莫斯科时，得到苏联世界语者的协助，在莫斯科停留了一个星期，典型的走马观花，这走马观花还全是被安排的。至于看到的是不是真相，或者，他的描述与判断会不会误导国内读者，则不在考虑范围。总之，他回国后就着手写了《莫斯科印象记》。

书在1931年8月初版，到了1932年10月已印到第五版，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这所谓的广大读者，当然包括季羡林这样的青年学生，甚至也包括了戈宝权本人。

戈宝权你们知道吧，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苏联文学专家，普希金是他介绍到中国的，他翻译的高尔基的《海燕》，进了中国的中学语文教材……不由得感叹，怪不得古代有瓜蔓抄的刑狱。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事，真的是一揪一出溜，出溜打滑的。不说季羡林了，戈宝权受这本书的影响更甚，四年之后，也就是1935年，他干脆揣着这本书，作为《大公报》的记者和《新生周刊》与《世界知识》的特约通信员前往莫斯科，按胡愈之书中的路线与轨迹，重走了一遍。

还有戈宝权的叔父戈公振，1933年访苏，胡愈之也写信给他约稿，要求他“审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情形”，“将观感所得随时写寄，投登国内报刊，尤为读者之幸。”

确实是读者之幸。离天堂越来越近。总之，美好的天堂般的苏联社会主义及其对中国青年的勾引，跟这些前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虽然胡愈之在《莫斯科印象记》中丑话说在前头般地声明：“要是有人想从我这书中，找出一些观念，或者一些主义。他的失望一定是更大了。因为观念和主义是为了别种目的用的。我并没有为了同样的目的而写这本书。”但是，明明他里面处处是观念与主义哈。

在序的开头，他就撂出日本世界语者秋田雨雀参加十月革命十周纪念游俄归来后所写《青年苏维埃俄罗斯》里的一句话：“知道苏俄的将来的，便知道了全人类的将来。”我靠，这比美国是人类文明的灯塔还要煽情。

也确实是文高贼胆大。七天的被苏方安排的走马观花，他就敢在自序里宣称：“苏维埃革命，是以废除掠夺制度、奴隶制度为目的的。掠夺制度一旦废除以后，有手有脑的人，不必再为生活而忧虑，人不必依靠剥削别人或向人求乞而生存”。“说布尔希维主义是‘恨的宗教’的，分明是在说谎。试想国家、种族、阶级、身分的成见除去了以后，再有什么能阻碍人与人的相爱呢？自然，阶级斗争还在猛烈地继续着。但愈是在勇猛的火线里愈显出人类大众的同仇敌忾。”

你说这还不叫兜售主义与观念？

这里我想问的是：

第一，苏俄哪有将来？不及两个隋王朝的寿命。大话说的，也不怕闪了牙口。

第二，一旦进入某种制度，世界将是美好的人间。呸，南派北派的金字塔人头费传销制度吧。

第三，“恨的宗教”，属lang奶教育吧？布尔什维克的阶级斗争凶猛，他倒是知道的，但他认为，斗争愈猛，人类大众才愈能同仇敌忾……这简直是文革的前奏哈！

中国的历史何其诡异也，那个时代的人，若不向往苏联与苏联制度，简直不好意思在朋友圈混，就跟现在不向往美国及美国制度，一个情形吧。跟南派北派的中国当代传销比起来，季小作为大三学生向往苏联，可谓北派传销，现在一窝蜂拥向美国船头，这叫西派？怎么着，给它们起个江湖派名，北邪西毒咋样？

徐志摩这种前列腺顶到脑门上的家伙我一点不喜欢，但有一点，还是可以给他一个赞的。就是万众对苏联的向往中，独他能看出苏俄不是东西。当然还有也看出苏俄不是东西的，比如小蒋，但为了自己的民国大孽，还是走向那个方向了。这倒让我想起了《新选组》里的近藤勇，虽然自诩诚正忠勇，但既上了贼船，一帮船友为了自己的名利，也得逼着你贼兮兮下去。不然又如何？目的可以很高尚，但通往目的路上，高尚就丢了十万八千里。最后，永在路上就成了目的本身！

一个一脑门浆糊的公号读者，在后台跟我怼：苏联岂能与美国一个样？我呸。这些人的语文阅读与理解，是格斗老师训练的？苏联与美国可能不一样，但我的意思，一百年前很多中国人对苏联的向往与现在很多中国人对美国的向往，却是一样一样的。你们现在的这种向往，也许又要等折腾一百年才能看清吧。

哈哈。我不急，我就翻翻历史书，提醒你们以史为镜，照照自己的嘴脸，而已。别顶着一脑门猪油，还当黄花戴！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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