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火器发展——红夷大炮的前世今生（下）|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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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元年，沈阳和辽阳两大关外重镇相继被努尔哈赤攻陷，明廷震惊，新任辽东经略熊廷弼提出了“三方布置策”的策略。

“恢复辽左，需三方布置：广宁用骑步对垒于河上，以形式格之，以缀其全力。海上督舟师，乘虚入南卫，以风声下之，而动其人心，奴必反顾而亟归巢穴，则辽阳可复。”

于是朝廷新设登莱巡抚，统合东江（以皮岛为中心的大小近海岛屿）与登莱镇明军行政军事力量，以便自侧翼钳制后金。崇祯三年己巳之役后鉴于辽东局势恶化，徐光启的门生，火器专家孙元化被破格提拔为登莱巡抚。这样，中央有徐光启等人，地方有孙元化等人，一个完整的火器现代化行动架构出现了。截至崇祯四年六月，登莱监军道王征、副将张焘、葡人公沙的西劳等火器专家与一众葡籍炮师皆在从事铸炮工业和训练炮兵乃至更先进的合成化军队——车营的工作。

崇祯四年八月，大凌河之战开始。在尝试命令东江部队从后方袭扰侧击无果后，十月二十三日兵部命令孙元化由陆路发五千援兵，十一月十四日孔有德率一千兵马先行，整支五千人的部队携带有“中西大小铳炮一千零三十四门”。讽刺的是，十月二十八日大凌河之战以主将祖大寿的投降结束，据兵部统计，城中红夷大炮、将军炮等各型火炮3500门及配套的大量火药枪弹俱为后金所有。

十一月二十七日孔有德部吴桥兵变，攻陷登州，城中库存火器皆为叛军所有。崇祯五年正月官军于新城镇与叛军野战时，叛军便动用红夷大炮五门和将军炮三百余门，当时登莱军队的火器化程度可见一斑。崇祯六年四月十五日，孔有德及耿仲明率军民一万两千多人于鸭绿江口向后金投降，皇太极出郊十里来迎。至此，后金先是在大凌河之战中获得了大量火器硬件，又在吴桥兵变中获得了大量工匠软件，反观明朝，于登州的失陷中徐光启折损了数位助手门生，葡人也回返澳门，长技已然易手。

“孔、李（指孔有德部将李九成）枭獍素习，一反也；为登土人凌蔑积恨，二反也；不愿远戍宁远，三反也。”

这些来自明朝的人力物力，对后金来说可谓如虎添翼。其实早在皇太极登基的天聪元年（1627年，即天启七年，以下皆用后金和清朝年号）仿制红夷炮的工作便已开始，天聪五年春后金的第一门红夷大炮下线，上刻“天佑助威大将军天聪五年孟春吉旦造督造官额驸佟养性监造官游击丁启明备御祝世萌王天相窦守位铁匠刘计平”等字。可见，在铸炮工业上，征服王朝初期只能依靠识字率和工艺水平较高的汉人官员与工匠。

初生的王朝上层相当重视先进武器的运用，皇太极任命努尔哈赤的额驸、辽东人佟养性为炮队长官，为了加强佟的权威，特意向臣下声明若有人不从其指令是“非仅蔑养性也，是轻国体而玩法令也，必罹祸谴。”这只部队在天聪五年七月参加了大凌河之战，交战双方“火器齐发，声镇天地，铅子如雹，矢下如雨。”交战双方投入大量欧式重炮，展开那个时代意义上的现代的攻城作战。此后，后金（清朝）多次使用炮兵，使得原先以运动战野战见长的八旗部队，具有了一定的支援和攻城作战火力。

崇德七年，在整合了大量明军投降军民后，锦州成为清朝的火器制造基地，生产的一门门的先进铳炮，为清军入关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此处下线的一门“神威大将军”今藏北京故宫，它的参数如下：口径130毫米，全长2640毫米，20倍口径长。及至顺治朝，清廷已经效仿明朝建立起了成体系的中央到地方的火器火药制造制度，光北京储备的火药便有三十万斤之多。

红夷大炮作为一种早期欧式攻城炮参与了明清鼎革的全过程，无论是先被明廷作为救命稻草购买仿制，还是后被清朝征服者们用作攻城略地的利器，它使中华大地为发生在欧洲的军事革命所震动，撼动了看似稳固的中华天下体系和思想。因为红夷大炮先进武器的特殊身份，它同样传播了先进的思想，徐光启、孙元化等人著书立说，西学东渐之风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于青萍之末而起。

令人嗟叹的是，自此下溯三百年，虎门销烟之中那些千斤炮，似乎和红夷大炮并未有太大差别，三百年的时光，同样的，是一个老大帝国由盛转衰，不同的，是一个民族内在动力的逐渐相形见绌。覆巢之下同样有志士仁人救亡图存，这就是另一个更加精彩的故事了，至少，在历史的必然性的枷锁之下，我们中华民族精神从未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