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琨艳说躯壳是他的家、家说登琨艳是他的躯壳|庭院|登琨|荷花|设计师

我问即将步入五十的登琨艳，他和十年前的自己有什么不同？他说：“十年前我一心想逍遥自在，现在我则全心要在国际建筑舞台上一显身手。我看我同辈的建筑设计人，一个个不是退出舞台，就是失去了斗志与自信心，觉得很感慨。我和他们不一样，我要重新出发，我现在觉得自己是‘前有黄河、后有追兵’，不奋勇向前是不行的。”

但是他的力量与信心来自何处呢？他说：“我在过去十年对中国文化下的苦工，就是我再出发的新力量。譬如拿书法中可浓可淡、自由无拘的线条，和现在僵硬的电脑线条来作对比，优劣不是立见吗？把中国人文的思想精神带入空间里，一定可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

端庄中透着妖媚气

我和登琨艳约在民生社区一家不起眼的酒吧见面，他和我都点了台湾生啤酒，外面雨飘飘落着不停：我喝了口冰冷的啤酒，然后问登琨艳他认为家是什么？他愣着的定目回望我，好像不知道我问的是什么似的。

登琨艳——名设计师，2000年底满五十，单身，独居上海。

我继续问：“你为许多名人设计过家，那么你认为家对你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他想了一下，回答我说：“家是我的躯壳。”

我一直认为登琨艳是个标准没有家（或者不需要家）的人。在我认识他的二十年时光里，见他年轻时先是几乎完全以工作室为家，然后再成功设计了当年让台北文化人及商界同样注目的“现代启示录”与“旧情绵绵”后，就迁离台北、云游四海的以客旅为家了。

我在下雨的这个晚上再问起他关于这段来去事时，他的眼睛就亮了起来：“我当时花了一年时间去西方旅行，一年结束后还是觉得彷徨没有找到答案。然后我在中国住了下来，不做什么的就东看看西跑跑的，开始觉得心里磨练很久的设计训练与想法，好像终于遇见可以沟通的东西了。我觉得我可以和我看见的中国山水对话、也发觉自己被乡村充满生命力的民居深深感动，我看西方的东西时，常常觉得好得不得了，但就是无法起共鸣，和我在中国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决定要好好的在中国住上一段时间，我要思考中国文化中的人文传统，有没有可能以现代空间的手法来将之具象化。”

我在1999年夏天拜访了他在上海刚整理好的新“家”，以及也刚使用不久的工作室，在这两个作品中，我的确看到了与我旧日印象不大相同的登琨艳。

他的家是在繁华外滩日租界区一栋老建筑屋顶内的夹楼，从屋内一扇小圆窗看出去，整个黄浦江就在眼下蜿蜒漫流过去，河对岸是意欲雄霸东亚的浦东区，屋内空间极其简单优雅，与屋外的繁忙杂乱，对比立见。

苏州河畔的上海工作室，一样有着内外繁静的强烈对比，室内空间巨大沉静，工作桌据占空间一隅，华格纳华丽的歌剧音乐不断回荡其间，让人有恍然不知此地何地怔忡感觉。我问他何以如此，他说这是他应付世界的方法：“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乱多杂，我要保持我内在的简单干净，完全不受它的干扰。”

他的家的确有一种文人的端庄气质，像朵只可远远观赏的水莲花，散着若有若无的芳香，就是风急雨打的，也不折腰摆动的那种端庄。听我这么说，登琨艳却笑开怀的连说：“哪有！哪有！我才觉得里面有股妖媚气呢！”

登琨艳设计中的美感有时的确灼目逼人，闪烁着某种他所说的妖媚之美，这是不是与他想将人文气质具象化的原本意图相违背了呢？他解释说有些设计的个性与风格，是因为设计本身的条件产生出来，因人因地自然会不相同，譬如他1999年在北美馆设计的国家文艺奖展览会场，因着五个得奖人的特质，选用甘蔗、尖芒花、芭蕉、竹子和甘薯，当作主题来不知整个场地，既活泼又生动，而且把台湾本土文化的强韧活力，充分的藉由空间品质表现出来。

“我现在找到了一种很喜欢的材料，是中国建筑用了很久的青砖，质地坚硬耐用、色泽越用越好看呢！”他又显出勃勃的兴致了：“每一个设计师，到最后都要找到一个与自己合一的材料与语言来发挥，把材料与空间本身的美好好做出来，就是很不得了的成就了。”

登琨艳言谈处处显露出他对未来远景的自信心，这样的态度在一个潜沉了近十年的设计者身上出现，的确叫我侧目并思考了。

在我看来他最近的几个作品中，登琨艳的确已清楚的呈现出他的设计思考方向来，像他在自宅空间中的宁静与端庄、他设计室的庄严沉静与丰富光影变化，都很清楚的说明了他现阶段设计思考中的人文特质。

登琨艳说家是他的躯壳，我却忽然像玩文字游戏的小孩般来回组装起这句话了——登琨艳说躯壳是他的家、家说登琨艳是他的躯壳、躯壳说登琨艳是他的家......不管如何，愿他的心魂有日能安神定居入这个迷人的躯壳里，让家不再需要如是爱漂流了吧！

东家蝴蝶西家飞

也许是因为他曾经读过农专的背景，从登琨艳的作品中，我总是很快可以感受到人与环境间一种从容与平和的相处关系，这种特质在他处理室内空间与户外庭院的互动时尤其明显可见。

以登琨艳在民生社区的工作室为例，他在几坪大的临街前院种了棵大树、挖了一方池子，池里有荷花红色游鱼，小桥跨水进门侧，有几株绿芭蕉，地上是拼花石砖和间缝夹生的绿苔，叫人虽然身在台北东区，却恍然以为是明代文人的隐世后院了。

一个小小空间，能经营得如此宜人又丰富，真的叫人心生欢喜。

室内的工作空间，与曲折的院子相比就特别显得落落干净，地上与大墙面用的是素净的石砖，一大张白大理石长桌，横横立在空间中与庭院对望，好像昆曲牡丹亭中的柳梦梅与杜丽娘，隔着一片望得见却穿不过的清玻璃互诉情衷似的遥望着，而夏日妖娆盛开满池红荷花与冬日茎叶都衰败凋零的景致，也都自在地显得宜时宜情。

人在这样的空间里，不会忘了宇宙存在的自大，也不会有立在名山胜水前的渺小不堪，人与自然似乎在这里找到了中国古文人所向往的和谐了。

登琨艳的作品中室内与室外一直有寻求互动相呼应的痕迹，常可见许多有天窗采光分不出室内还是室外的中庭空间，例如现在的上海工作室。

他的另一个特质，是空间的尺度与比例非常合人性，不管是很大的空间或是窄小的方寸之地，他都能处理得叫人有自在的感觉，就像他的小花园，人很容易在其中找到尺度上与情感上能认同的东西，譬如人般模样的芭蕉树、记忆般熟悉的绿青苔，或是易生情感的砖石，空间在他的手中，是叫人松心宽性的温馨乐音，而非炫目哗人的魔术技巧。

登琨艳作品中仿佛有着某种江南小城镇的韵致，很多的趣味都是来自生活必须的微小细节中，看似平凡的生活，经过他巧思的安排就焕然成另个面貌。

但是登琨艳本土的亚热带风情，似乎也自然的融入其中，而能展现出他特有的“新江南”风味来，像一只轻快的蝴蝶在戏遍自家花草后，就自在逍遥的翻飞入邻家院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