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的冬天，此时的宣统皇帝早已在隆裕太后的懿旨下宣布逊位，大清是真的亡了。然而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却在这严冬里穿越北疆的荒漠戈壁，行程达一百二十余天，在迷路时只能靠伏在地上分辨马粪来辨识道路，一心只为北上库伦，请求援助，匡扶大清。而他的对手孙文此时功成名就，身兼铁路督办之职，醉心于大好河山，在观赏钱塘江大潮时，留下了一句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位老人就是题词中的逆流之人，清末九位封疆大吏之一，时任陕甘总督的升允。

在清末疆臣中，升允属于为数不多的治世之才，行事也比较特别。慈禧七十大寿之时，满朝文武无不积极谄媚，庆亲王奕劻更是暗示各省准备献礼祝寿，文武大臣都慷慨解囊，只有升允一毛不拔，不仅不掏钱，还上书请求停止这种劳民伤财的行为。而升允治下的陕甘两省，是清末最保守、最稳定的的地区，但是武昌起义之后的“陕西举义”，对清廷的影响却颇为强烈。作为屏护中原的要地，首府西安驻扎了四千余人的八旗军。

经过一天的血战，举义的新军攻入城内，旗兵主将文瑞率部进行巷战，三千余人战死，仍然负隅顽抗，大势已去的文瑞投井自尽，余部一千余人进行反攻，悉数被歼灭。但是打下西安的新军却立即陷入同室操戈的局面，一时间竟然选出了粮饷、兵马、军令等六个都督，都认为自己劳苦功高，而得到风声的升允连忙逃回甘肃厉兵秣马。是年的除夕夜，升允亲率二十营的甘军出征陕西，措手不及的陕西新军在当天就丢掉了礼泉。

坐镇西安的新军参谋雷恒炎以为是升允不知道易帜的消息，自告奋勇地前往通知，在甘军营中面见升允，还未来得及开口，就听见升允一声令下的“斩”字。其后升允率领甘军势如破竹，连下二十余城，恶战一直持续到元宵节，袁世凯麾下的北洋军精锐紧急驰援陕西，而甘军上下也都知道了宣统逊位的大势已去，升允变成了山穷水尽的孑然孤臣，此时陕西新军请来两位士林儒生前来劝降，升允环顾四周，映入眼帘的是衣衫褴褛、弹尽援绝的甘军将士。

最后在残军戍废垒，瘦马卧空壕的的凄婉中，升允痛哭流涕，一边哭一边痛骂袁项城欺君犯上：“我已无君可事，唯有一死以报圣恩。”站在民国初年的时代潮头，升允作为清廷最后一位疆臣，在重兵围剿下率军退回甘肃，为了能在西安城内安置两宫，电请袁世凯请授陕西都督却果断被拒，其后是为清朝复辟的四处奔波。十九年后，这个在慈禧大寿时一毛不拔的孤臣，这个在庚子大乱中为慈禧做马夫的孤臣，永远的告别了他的皇权与国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