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化

孙元化早在天启年间就写过《防守京城揭》《铳台图说》等介绍西方火器知识的文章。崇祯元年他与公沙·的西劳的葡萄牙炮兵队交流后，崇祯三年初，跟随孙承宗出镇山海关，又吸取了孙承宗车营的大量成熟设计，并开始潜心研究火器守城战法，撰写了《论台铳事宜书》《改造火器呈》等文。孙元化以“安辑关外八城”“斩获八百有奇”的战功加山东按察副使，两个月后再被同样支持使用火器的兵部尚书梁廷栋给推荐为登莱巡抚，除了要管理登州、莱州和东江镇外，还有光复辽南四卫的责任。于是孙一跃成为明末天主教徒和西洋火器技术专家中兵权最重的一个。

崇祯三年即1630年，明军借助火炮收复滦州，孙元化自称“臣依西法制护炮器物，全付参将黄龙，授意用法，分以教师，卒用复滦”。第二年，按照韩云等人记述，公沙·的西劳等葡萄牙雇佣炮兵在皮岛附近的麻线馆，取得大捷，击毙敌人七百多人。但这一战经过分析，“计用神器十九次”，不可能获得那么出色的杀伤效果。

但就在孙元化依靠葡萄牙雇佣军和先进火器苦苦支撑皮岛局面时，皮岛内部的变乱仍十分频繁。而在登州麾下的孔有德、李九成等人心中的疙瘩也并没有解开。崇祯四年八月，关外重镇大凌河被后金军围困。黄龙派出张焘、公沙·的西劳驾船至营口三岔河，但半途公沙·的西劳等人遭遇海难，行李和火炮丢失。最终决定“力乞回澳”。而孙元化也决定就此撤出东江镇。但黄龙坚决反对，张焘只有奉命带舟师1300人先撤，公沙·的西劳所部与张焘部一起回到登州。

明代的火铳兵，手持三眼铳

大凌河之围不能不救，孙元化决定将他认定“辽人可用”的孔有德等人调往大凌河。但孔部不愿回去接受黄龙指挥。虽然是九月就接到命令，直至十一月仍在吴桥等地磨洋工（十月大凌河守军已经出降）。孔有德、李九成部是募兵，或者说是雇佣兵出身，群众纪律一直很差，加之经常欠粮欠饷，因此沿路少不了抢劫度日。谁曾想在吴桥碰上了登莱地区新城名门王家的庄园，孔从德部抢了一只鸡，却被王家逼迫将犯事士兵贯耳游街。士兵不满彻底爆发，终于酿成吴桥兵变。

实际上，新城王象春是东林党人，在地方上素有众望。王家与孔有德、李九成客军的冲突，实际上代表了登莱地区与东江镇围绕利益和钱粮的长期对立和矛盾。加上明廷对于毛文龙一案始终没有进行妥善处置，士兵满心怨愤，破坏力极为可怕。加上地方驻军承平已久，根本无力对抗东江皮岛的虎狼之师，登莱巡抚孙元化和山东巡抚余大成都主张招抚。由于叛军拥有一定火器，因此从闰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一路攻城略地，至十二月二十日已经打到登州城下。

本来登州守军极为有限，结果拥有较强火器使用能力的张焘部也是东江镇出身，面对之前的兄弟，大半数士兵倒戈。加上此时皮岛内部再起波澜，黄龙为了攀咬孙元化手下的耿仲明，抓了耿仲明的亲信李梅。这一下耿仲明也决议要反，从城内打开登州东门。由于孙元化所部大多出于皮岛，因此他此时已经将令不能出府衙。结果反倒是作为雇佣兵的葡萄牙炮兵队，忠于职守，公沙·的西劳作为统领，亲自向城下投掷装满炸药的铁锅，被叛军用弓箭射中阵亡。炮手弗朗·亚兰达和其他11名葡萄牙雇佣兵也力战而死，陆若汉却带着3名葡萄牙人和11名傔伴缒墙而出，总算捡回一条性命。

尚可喜画像

是年四月，明廷兵部尚书熊明遇上疏请求追赠公沙·的西劳为参将，副统领鲁伟略为游击，炮手亚兰达为守备，其余追赠把总。幸存雇佣兵由陆若汉送回澳门。

而孙元化、张焘、王征等几位天主教徒炮兵专家，在登州被俘后并没有遭到杀害，反而被叛军作为和平使者送回北京。可惜朝中守旧派趁机攻击西洋火炮，阻止招抚。最终孙元化和张焘被弃市、王征被贬官。首辅周延儒、兵部尚书熊明遇等支持军事改革的重臣也大多因此去职。而登州叛军，却凭借火器知识，打死山东巡抚，虏获数千名士兵，十万两饷银和数百门各型火炮。这支部队降清之后，首先参与了天聪七年七月十日的旅顺口大战，并终于在此役中将与东江皮岛将领矛盾深重的明军总兵黄龙杀死。很快，孔有德、耿仲明部就开始向清军原有的乌镇超哈传授由葡萄牙炮手带来的全套西式火炮训练和使用方法，其中用于攻城重炮的铳规使用方法，当时在明军中无其他部队掌握。随后，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等人统领葡萄牙人训练的汉人炮兵，成为清军1636年攻打朝鲜和皮岛的生力军。到1640年松锦决战时，明军竟然判断清军战场上有红夷炮50门之多。由此可见登州兵变中由葡萄牙训练的最强炮兵部队叛变，对明与后金的军事实力对比，确实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