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青年》：从欲救亡先启蒙到救亡压倒启蒙。开创一代先河的《新青年》走过了叱诧风云的7年历程。这样一本集合着当时最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杂志；带着启蒙、民主、科学、和乌托邦，“《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

《新青年》从另外一个角度担负起了救亡图存的大旗。在致力于思想启蒙的北京同仁不再为其供稿的时候，周氏兄弟的坚持让当时的人们也找到了一丝慰藉。陈独秀开创的杂志风云，或许在后人的眼中，只是一种难以企及的追寻。

2. 《语丝》：相忘于江湖的同仁再次聚首，延续着自己力求思想启蒙的追求。将副刊做成超越新闻版而闪耀光芒的孙伏园，因为坚守独立与自主，终究从其辉煌的阵地——《晨报副刊》离开。1924年11月2日的东安市场开成豆食店，聚首的那一批志气同仁，是怀着怎样的理想和心情，启动了《语丝》的序幕？

“用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同样近7年的时间，同样的爱护与关注，不管是林语堂、周作人与鲁迅激烈的论战，还是俞平伯与郑振铎君子争论；不管是彼此矛盾以至顾颉刚、钱玄同的抵抗，还是政治、同仁、商业的纠缠；我们看到的是，在这样一个亲切之名杂志的背后，包容着多少自由的论争，和最后如送战友般的结束，期间渗透着一种直面内心和现实的呐喊与彷徨。美丽故事的开始标志着灵魂斗争的倒计。但终究是一片绚烂天地。

3. 《新月》：从鼓噪的钟声中，脱颖而出的清新飘逸。从创刊号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的编者名字，我们就隐约感觉到了这本杂志的气质。“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高举着右手的女子，唯美与爱恋的纠缠或如浓汤，或如蝉翼般地向你袭来。

坚守纯粹文学的纯灵，在当时激烈的年代，带来了无数的非议。不管观点是否正确，就从鲁迅与其创作者点名道姓的论争，也使得我们现在看来饶有趣味；一批阴柔的知识分子的骨气。与社会的磕磕碰碰，是时代的必然；被当局最终查封的结局，以及主创办刊观点的冲突，这一轮新月最终落沉。但是我们从最后叶公超的坚守，还能体会到那一份杂志人的感动。突然消失的《新月》，终究留下了淡淡的光痕。

4. 《生活》：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生活》周刊”，如此辉煌一举，传阅九州，《生活》缔造了一个传奇，而其缔造者邹韬奋自己缔造了自己的传奇。

“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初期不尽人意的现状，在走韬奋不懈的奋斗和精明的经营里逐渐举起了《生活》的大旗。一如地独出心裁，一如地把握读者，《生活》周刊在新闻界里，缔造了品质和销量的神话。贴近民众的责任感，使得《生活》更加展现出一种独立的姿态和为民说话的使命。“让无力者有力”， “依最近趋势，材料内容尤以时事为中心，希望用新闻学的眼光，为中国造成一种言论公正、评述精当的周刊”。

对社会弊端的批判，对抗日救国的宣传、对无力人民的关怀，《生活》周刊的责任和理性树立起一种杂志的榜样，在《生活》最后一期——1933年第八卷50期上，胡愈之执笔《最后的几句话》：“统治者的利剑可以断绝民众文字上的联系，而不能断绝精神意识上的联系。人类的全部历史记载着，民众的利益永远战胜了一切”。

5. 《独立评论》：独立精神，笔墨报国，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知识分子独立论政，文人书生文字介入。在“九一八”事变后，以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等为首的知识分子，率先以《独立评论》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姿态，呼喊自我观点。

在《独立评论》的创刊号上，胡适为文到：“我们叫这个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人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这样的态度和宗旨，当然又会被民国政府当局压制。在杂志受到一波又一波来自民国政府的打压下，《独立评论》毅然决然，不甘屈服。而且《独立评论》的独立思考，很多意见和政策也被国民党当局采纳；最后，随着北平沦陷，《独立评论》被迫停刊。

6. 《观察》：引用《杂志民国：刊物里的时代风云》作者对此杂志的叙述——“自由主义的啼血悲歌”。“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当著名报人储安平在抗战胜利后的动荡岁月里，铁肩担道义的时候，这本以“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立场纵横驰骋”的周刊，似乎就是一个明知前路艰难万千，却依然矢志不渝的勇士。

学富五车，本可宽裕一生的储安平，为了其一生的理想和新闻事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1946年筹办《观察》周刊时，这样一位纯粹坚毅的新闻人，抱着一种稍许天真的执着：“中国知识阶级大部分都是自由思想分子，有这么一大群自由思想的学人，他们，想要说话，需要说话，国内却没有这样一个能让他们说话的公共平台。这些学人大多数能超然于党政争之外，只要一本新刊确是说话公平，水准优高，内容充实，自然就可以获得众多作者和读者的青睐”。

在1946年9月1日，《观察》周刊创刊号上，我们看到一派大好气象：王芸生、傅斯年、冯友兰、费孝通、钱锺书、杨绛、萧公权、刘大杰、马寅初、宗白华、梁实秋、伍启元、柳无忌等这些名字，一本小刊物，创刊始，就聚合了国内当时第一流的学者专家六十多位，不可不谓之壮观。

《观察》周刊如一缕清风，罄人心声。不同观点和意见在这里自由争锋，如三国风云，如百家争鸣，独立和包容，自由和超然，在这里得到了最为彻底的彰显。

在国民党撤销民盟等行径上，《观察》掷地有声地加以批驳，却因此陷入经营困难，但是储安平一如既往地坚持，并劝说当局要容忍，并表明自己的良苦用心：“我们的目的乃在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主义的种子，因为我们认为替国家培养这种种子，就是替国家培养元气”。

7. 《良友》画报：“良友遍天下”，自创刊之日起，就风靡全国，每期销量均以数万计，甚至在国外也销量不菲。这种大地域、大读者群的辉煌，在《杂志民国：刊物里的时代风云》里说，连美国《生活》都难以企及。除却《良友》画报的贴近民众和我们对其的一般印象，其实，《良友》并非单纯消遣之读物，如《杂志民国》一书作者所言：“出版业可以保国育民，印刷业可以强国富民，《良友》要实行这些救国良方，改变外国人眼里小脚女人和长辫子男人的东亚病夫形象，要普及教育，发扬文化，构成一个现代启蒙的价值体系”。

自郑伯奇接管后，《良友》在编辑思路上，开始散发着革命气息。甚至在抗战爆发后，《良友》刊出了《到延安去》。在“八一三”事变后战事爆发的双重影响下，《良友》于1937年被迫停刊。随后迁往香港，继续重新发行；随后，《良友》元老马国亮辞职，画报开始走向没落；虽然在39年，《良友》在上海继续复刊，但由于依然宣传抗日于41年被查封；42年日本欲借助其影响力再次同意复刊，但《良友》不屈从迁至桂林，最终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后来由于创办人伍联德以海外版名义重新出版，其后又由其子继承父业，到改为网络版，《良友》虽然余音未去，但是，他所带来的民国时期的珍贵回忆，已经只能飘散在历史的碎片里。

8. 《东方杂志》：作为创刊于1904年，被誉为“杂志中的杂志”的《东方杂志》，是旧中国生命最长的一份杂志，绵延创办达44年之久。这使得《东方杂志》犹如一个历史记录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近代史。

关于《东方杂志》其核心人物是张元济。作为曾受光绪赏识的维新党人，26岁高中进士的张元济，因为参与变法被革职，随后他来到上海，致力于学术传播和思想教育。他引进西学，组织翻译了一批外国学术著作，如林纾的《茶花女》、严复的《天演论》；还进入商务书馆，创办《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声明煊赫的杂志。

“本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东方杂志》利用发扬东方文化和精髓，与西方对抗的姿态。《东方杂志》不仅广泛传播东方文化，还关注时事，但是，张元济，有一种所谓商人的精明，执掌商务印书馆的同时，他对现实和政治的了解是高于一般人的；以至于《东方杂志》既能表在其刊物思想，又不过于激进，在风云变幻中宠辱不惊，历程长远。

在孟森、以及后来的杜亚泉接手下，《东方杂志》转变了以往无所不包的“大杂烩”风格，而更加关注时事变化，和学理的探讨研究，这使得《东方杂志》达到了其辉煌。

杂志里的民国时代，那些飘散在历史中的碎片，那些浸透着文化和思想，饱满着精神和气质的风骨，令人向往不堪却又难以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