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对于三家分晋的介绍很简单，三家大夫晋升为诸侯之后，把晋国的地一分就完了。但是比对各种资料则会发现其中迷雾重重——不仅《史记》与《竹书纪年》等资料的说法有所出入，就连《史记》本身的不同篇章也记录了不同的说法。

这事如果追溯源头，应该从春秋末期的晋出公时代说起。晋出公十七年（公元前458年），知伯瑶联合赵魏韩三家驱逐了范氏、中行氏，将两卿的土地瓜分。此事引起了晋出公极大的恐慌，于是调集手下的兵力向四卿发起挑战，结果反被四卿驱逐。《史记》上说晋出公死在逃亡齐国的路上。于是知伯瑶出面，改立晋昭公（晋出公的曾祖父）的另一个曾孙骄为晋公。晋公骄的谥号有两种说法，一为哀公，一为懿公。但是《竹书纪年》的说法又有不同：晋出公没有死在逃亡路上，其纪年一直延续到二十三年。我们考虑到后来赵魏韩三家灭掉了知伯瑶，可能晋公骄也同时被废，所以死后谥号也出现不同的说法。晋出公又被迎回晋国，纪年沿用。到了晋出公二十三年（公元前452年），晋出公大概又不老实了，再度想挑战赵魏韩三家的统治，结果又一次遭到驱逐。这次晋出公的落脚点是楚国，就再也没有回来。因此，赵魏韩三家又另立了晋昭公之孙，是为晋敬公。

晋敬公是晋昭公之孙，而晋公骄是晋昭公曾孙，两人差了一辈，而且两人谥号也不同。晋公骄是知伯扶植上台的，被废之后应该不会再立。《史记》中的纪年是从晋出公十七年后接晋公骄的纪年，而《竹书纪年》则是晋出公二十三年后接晋敬公的纪年，晋君在战国初年的在位时间开始混乱。由此造成的连锁反应是，连带赵魏韩三家早期君主的纪年，也一并变得混乱不堪。现代学者取《竹书纪年》的说法，使得从晋出公以下的敬公、幽公、烈公的纪年与《史记》的记载达到协调。

问题没有结束，晋烈公在位二十六年病逝后，公元前390年新继位的晋公记载又产生新的分歧。《史记·晋世家》说新一任晋公为晋孝公颀，在位十七年，去世后继位的是晋静公（靖公）俱酒。晋静公在位第二年，赵魏韩三家分晋，晋公降为家人，晋君君统灭亡。而《竹书纪年》则说继任晋烈公的是晋桓公。晋桓公二十年（公元前370年），韩、赵两君将晋桓公迁移至屯留（今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县）。这个时间点与《史记》所说的晋静公被降为家人的时间仅相差一年。但是晋孝公、晋静公、晋桓公到底是几个人？各自在位多少年？已经有点扯不清了。

更大的混乱在后面。《史记·赵世家》的说法又颠覆了前面两种记载，《赵世家》上说，赵成侯（邯郸侯种）十六年（公元前359年），与韩分晋，封晋君端氏（今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端氏村）。十年后，也就是赵肃侯（邯郸侯语）元年（公元前349年），夺晋端氏，徙处屯留。从晋桓公二十年到赵肃侯元年，相距近二十年，都提到说屯留是晋公最后的归宿，这到底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到底被安置在屯留的晋公有几个？笔者倾向于认为，晋公迁居屯留之事仅有一件，赵肃侯元年发生的事情应该提前到二十年前。但这并不能解决前面提到的晋公到底是谁的问题。

但此后的史书则在这个混乱基础上继续添乱，《吕氏春秋》中的一段记载，提到晋出公的后裔声氏曾经被立为晋公，但后来被软禁在铜鞮（今山西省长治市沁县）。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晋出公可能被驱逐过两次，众卿先后立晋公骄和晋敬公为君。但这两人都是晋昭公的后裔，并非晋出公的后裔，此后的晋公应该出自晋敬公。那么，这个晋出公的后裔声氏又是什么时候被立为晋公的呢？又是一大谜团。笔者猜想在三家分晋的过程中，可能树立了不止一个晋公，赵魏韩一度以不同的晋公作为自己的纪年，但后来又将他们一一抛弃，这是导致一系列混乱的根源。铜鞮、端氏、屯留，作为晋公们最后的落脚点，可能还伴随着三家土地纷争。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在魏文侯、武侯时代尚不明显，但到了梁侯罃时代，已经是积重难返。三晋之间的复杂关系，非暴力无法调和。

在魏赵两国阴晋之会后没多久，梁侯罃开始做了一件在当时具有突破性的举动——称王。回顾之前的历史，“王”这个称号发端于商朝，字形本意来源于斩首大钺，与古罗马的“法西斯”有异曲同工之妙。西周建立后，“王”字所具有的世俗权威性逐渐抬升，虽然在西周也有一些势力敢于称王，但没有形成较严重的政治议题。周王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开始使用“天子”或“天王”的称号，以示高人一等，其实也是为了避免与挑战者兵戎相见。但是西周末年到东周初年，楚国国君称王演变成一个旷日持久的政治纠纷。如此一来，在中原列国诸侯的心目中，“王”代表着不可逾越的政治禁区，谁敢踏入这个禁区，就意味着此君主是人人得而诛之的讨伐对象。现在，梁侯罃打算试试这个禁区的水到底有多深了。

《战国策·齐策》里，苏秦在游说齐闵王的时候提到了梁侯称王的问题，他将梁侯罃称王的原因归结为卫鞅游说的结果，但具体说辞多有疑点。卫鞅本是魏国逃亡分子，他如何能体面地来到魏国，对梁侯罃采取冠冕堂皇的欺诈？显然不合情理。而且，此时秦国是打着周天子的旗号与魏国对峙，如果卫鞅出面鼓吹梁侯罃称王，那么秦国的立场将如何摆正？因此笔者认为，苏秦的说辞中涉及梁侯称王的细节并不可信。

我们可以大致梳理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周天子继续站在秦国一边，时不时地给秦国一些赏赐，表明对秦国的重视。楚、齐、燕等国虽然没有具体记载他们对周天子的态度，但可以想见，他们和魏国一样，对周天子的权威已经十分冷漠。而韩国曾经夺取过东周国的城邑，和周天子的关系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中山国正在反抗魏国的统治，需要周天子的支持，但对这一时期的影响不大。

▲苏秦

从以上局势分析来看，梁侯罃依然保有强烈的政治野心，希望将魏国打造为中原地区的政治核心，彻底摆脱西周以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政治格局。他一直为此奋斗着，但却在桂陵之战被齐国逼成和局。如今，秦国被他击败，他原本丢失的信心再度被找了回来。梁侯罃不禁想，或许自己应该把步子迈得再大一点？宣布称王，才能真正让别国臣服？我们现在可以大胆地嘲笑梁侯罃幼稚的政治思维，但在那个年代，他应该是很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他的称王应该是来源于自身的野心，与卫鞅没有直接关系。

梁侯罃在公元前344年，真的摆起了天子的谱，在魏都大梁郊外的逢泽举行了盛大的会盟仪式。与会诸侯和会盟的细节已经无从知晓，但从事后的情况来看，似乎反应平平，既没有引起强烈的支持，也没有激起强烈的反对。在一片心事重重的气氛中，这一页历史就被这么轻描淡写翻过去了。

逢泽之会的次年，梁侯罃将卫臣子南劲立为卫侯。卫侯遫不知是自然死亡还是被魏国强行废黜，总之死后谥号为“成”，是为卫成侯。子南劲是卫成侯的六世祖卫灵公之子公子郢的后裔，与卫成侯的关系已经很远。梁侯罃之所以干涉卫侯的废立事务，一方面显然是报复桂陵之战时期卫国的叛逆行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世人展现自己称王的决心。

即使如此，列国还是和过去一样，反响平淡。梁侯罃也意识到自己再怎么号召，这也不过是自娱自乐的独角戏，没人愿意配合。于是，他在原有的调子上往后退了一大步——从自己称王退到重新尊奉周天子的立场上。

此外，他还在周天子居城洛阳附近的九里苑举行了另一场会盟，史称“九里（臼里）之盟”。这次会盟的议题从如何恢复周天子的权威，变成了如何将周天子这面旗帜从秦国手中夺回来。但这样的政治游戏实在是太过拙劣，就连韩国也不接受会盟结果。有个叫房喜（一作彭喜）的人专门提醒郑侯武，不要听信梁侯罃的一派胡言，大国是讨厌周天子的存在的，只有小国欢迎周天子。韩国和其他大国都不听从周天子的指挥，只有魏国和小国支持周天子，怎么可能树立起周天子的权威？大概魏国和韩国的政治矛盾就是从这次会盟开始尖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