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这位老奶奶，

她的名字是Eva Mozes Kor,出生于1934年，今年83岁。

她还有个孪生的姐妹，叫Miriam,

这对双胞胎排行老三老四，上面还有两个姐姐，Edit和Aliz,

小时候，她们和父母Alexander和Jaffa ，两个姐姐生活在罗马尼亚中部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一个小村庄，他们是这个村庄里唯一的犹太家庭

一家人相亲相爱，生活很宁静也很快乐...

然而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

1940年，Eva和 Miriam 6岁的时候，一个匈牙利纳粹护卫队占领了他们的小村子，发现了这一家犹太人...

1944年5月，Eva, Miriam和家人们与千千万万的犹太人一起，

被原本运送牛马的车厢拉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个被死亡笼罩的地方。

当她们和父母，兄弟姐妹从车厢上下来时，看到的是密密麻麻的人群，

大家的脸上都写满了痛苦惧怕，互相推搡着，

像牛马一样被纳粹分成两组：

活下来，或者死。

一些狼狗在旁边疯狂地叫着，Eva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她也不知自己身在哪里，为什么来这里，

当她回头打量这个地方...

原本在一起的父亲和两个姐姐不见了，

不知道是被人群挤到了其他地方，还是被人带走了，

这一别，

Eva便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Eva和Miriam很害怕，

她们紧紧的扯着妈妈，生怕走丢了，

人群中一个纳粹军官看到了她们母女三个，

突然指着她们，兴奋的大喊着：

“双胞胎！那里有对双胞胎！”

妈妈Jaffa问：“这是好事情，对吗？”

那个人回答：“是的”

妈妈仿佛看到了活的希望，于是小声地说，“太好了”

这时，

另一个纳粹军官走了过来，他将妈妈Jaffa拽到了一旁，仔细打量这对双胞胎，将她们拖到了另一边，

妈妈哭喊着，Eva和Miriam也哭喊着，

Jaffa被一帮人狠狠的拖开，离她们姐妹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Eva记忆中妈妈的画面，

就是她被拖走的时候伸出的双手，她的瘦弱的双臂在空气里用力挥舞，

想要抓住什么，却只有绝望...

Eva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和妈妈的分别，竟是永别。

她们撕心裂肺的叫喊着，

妈妈却被拖的越来越远，再没有出现...

30分钟，

只用了短短的30分钟，Eva，Miriam和家人们永远分开了，

未来有什么，Eva和Miriam不知道，

生，或者死，无法预测，

她们所知的是，从此，她们只剩下了彼此。

在这地狱般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相依为命...

她们被带去的地方，不是毒气室，而是纳粹的人体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负责人是称为“死亡天使”的纳粹党卫队军官和奥斯维辛集中营医生：约瑟夫 . 门格勒（Josef Mengele）

而他所做的人体实验，样本是Eva和Miriam这样的双胞胎，

1943年至1944年，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共有将近1500对双胞胎走进了这个实验室，

而走出来的，不到200人。

门格勒实行的双胞胎遗传实验，目的是了解双胞胎遗传的相似性和差异，以及测试人体能否被非自然的方式控制，

在这个实验室里，

他给双胞胎注射药品，活体解剖，甚至尝试将双胞胎缝在一起创造连体婴。

Eva和 Miriam走进双胞胎人体实验室的那一天，她们不知道，

父母和两个姐姐已经走进了毒气室，

她们和很多双胞胎一起被送上了一个传送器，她们被迫脱去衣服，剪掉头发，衣服上被标上记号...送到了一个简陋的房间里，

她们和其他的双胞胎一起，被叫做：“门格勒双胞胎”

而另一边，集中营的烟囱中冒出了滚滚浓烟...

Eva后来回忆说，

她们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6点钟接受点名，之后要接受门格勒的检查，

早餐后，便开始了实验，

门格勒在她们身上进行了两种实验：

每周一，周三和周五，她们将脱光衣服站到一个房间，

门格勒会仔细的检查她们身体的每个部分，比较她们的不同之处，并仔细记录下来，整个过程甚至长达8小时...

而周二，周四和周六，她们被带到血液实验室中进行抽血，

“他们会紧绑我的两个手臂，从我的左臂上抽出大量的血，有的时候，因为抽血太多，我会昏厥过去...

这之后，他们会向我的右臂注射一些药品，每次至少5针，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清楚”

“有一次注射完后，我生了一场大病，病的非常严重，发着高烧，

我的四肢都肿胀了，非常非常疼，我不停的发抖...我的身上有很多巨大的红斑”

“生病后，我再一次走进了血液实验室，他们没有再抽我的血，却测量了我的体温，然后将我送到了医院...”

“那个医院在另一个集中营，那里的人，脸上都是死亡，没有任何生气”

“第二天，门格勒和其他四个医生过来看了我一眼，没有给我做任何检查，只是看了我的体温表，

门格勒说，很遗憾，她还挺小的...只能再活两周了”

后来的两周里，

Eva唯一清晰的记忆就是从她的破旧的“病房”爬到另一边的水龙头去喝水，

有的时候爬到一半，她就失去了意识，

但是Eva说，当时她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不要死在那里，要再见到Miriam，和她一起活下去...

两周后，Eva没有死，

她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三周后，她的体温恢复了正常，

她被重新送回了门格勒的实验室。

当她再次见到Miriam的时候，

Miriam很反常，她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呆呆的向上放空，

Eva问她，我离开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

Miriam说，我不能说，我也不想说。

1945年1月的某一天，

Eva走出房外，发现德国人好像都消失了，

她和Miriam被苏联军队解救了，她们活了下来...

后来，她们辗转到了以色列，并参了军。

1960年，Eva和一个美国人结了婚，她随丈夫Michael一起移民到了美国，Miriam也结了婚，一直在以色列生活。

当Miriam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她被检查出严重的肾脏感染，

而任何的抗生素对她来说都没有任何用处;

1963年，Miriam有了第二个孩子，这次的肾脏感染更加严重，医生检查后惊讶的发现，她的肾脏的大小和10岁的孩子差不多，

这意味着纳粹的那些惨无人道的实验对她的肾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当她生了第三个孩子后，肾脏的感染愈发严重，最后停止了工作，

Eva知道后，将自己的左肾捐献出来，给了Miriam.

Eva说，

“我有两个肾脏，但只有一个妹妹，所以做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并不难...”

但是后来，Miriam的膀胱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医生希望她们能找到当时在集中营的实验文件，从而知道她们到底被注射了什么，

但是这些文件都失踪了，到现在也没有找到。

1985年的一天，Miriam终于说出了Eva在医院的那两周，她所遭受的一切，

最开始她被24小时盯着，两周后确定Eva活着，他们对Miriam注射了大量的药物，这些药物让她的身体承受不住，所以当时精神恍惚，病的非常厉害...

1993年6月，Miriam去世.

几个月后，Eva被一位波士顿的教授邀请去做一个关于大屠杀的演讲，并且问她有没有可能带一位纳粹的医生过来。

对于这个要求，她很震惊，但她仍然仔细的思考了这个问题，

她想到Miriam去世之前，她们曾经参与过一个关于 “门格勒双胞胎”的纪录片，当时有位纳粹医生 Dr. Munch也参与了，Eva给他打了个电话，邀请他一起去波士顿，

这位医生拒绝了，但是同意在他德国的家里见一见Eva

1993年8月，他们见面了，Eva问，

“你曾经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你以前是不是也路过毒气室？你进去过吗？”

Dr. Munch回答，

“是的，我从毒气室墙壁的小孔里，看到毒气从上面下来，里面所有的人都痛苦挣扎着死去...那是一场噩梦，每一天，我都生活在这场噩梦中”

1995年，Eva和Munch医生一起回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Eva问医生，是否能够签署一份文件，证明这个集中营确实存在，

大屠杀是铁一般的事实，Munch医生立刻同意了。

Eva后来在美国开了一个大屠杀纪念馆，她要将这段历史留下来，给后人看，她说，如果将来有一天，有人说这段历史不存在，

我就将Munch医生签字的这份文件扔到他们的面前，

告诉他们，这些血腥的历史都是真的！

与Munch医生见面10个月后的一个早晨，

Eva醒来，她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也许我也可以给Dr. Munch写封宽恕信，

“我想原谅这个医生，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原谅门格勒，原谅纳粹做的一切。宽恕是一种力量，没有人可以将它强加给我，也没有人能将它凭空夺去”

这是我的决定，只是我的决定。

不久后，Eva带着家人和 Dr. Munch的家人见了面，他们郑重的在这封宽恕信上签了字，

那一刻，很多东西改变了，

Eva说，“做为受害者，我一直认为我没有能力改变任何事，但是这封宽恕信，让我明白，我还可以有力量掌控自己的人生，我感到一块石头从我身上卸下，我自由了...”

虽然很多大屠杀幸存者谴责她的做法，但Eva有着自己的看法，她说，

纳粹让我失去了父母兄弟姐妹，

失去了原本美好的家庭，

失去了Miriam,

宽恕是什么？

它不是一句话，一封信，

而是面对过去的一种态度，

“对我来说，

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是我们可以宽恕，

不是宽恕他们做的错事，而是带着伤痕，宽恕自己，继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