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 高本汉

马悦然

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从事学术研究七十年，其研究领域涉及方言学、语言学、历史音韵学、语文学、考证学以及青铜器的年代学。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被认为是“在外国人研究中国音韵学的著作里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李之义译，)作者马悦然是瑞典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

我第一次见到高本汉是在1946年5月底的一天，当时我从鸟普萨拉来到斯德哥尔摩，我在那里紧张地准备拉丁文考试。作为学习中间的消遣，我读了英文、德文和法文版的《道德经》。我不明白，都是出自一个版本的三种译文为什么差别如此之大。我鼓足勇气，给高本汉教授打了一个电话，问他能不能在百忙之中赐教。高本汉说，要是我愿意可以到远东博物馆去拜访他，当时远东博物馆挤在斯维亚大街商学院的阁楼里。第二天他在办公室很客气地接待了我。对于我提的三种译本哪一种最可信的问题，他回答说:“三种译本同样糟糕！这部作品唯一正确的译文是我自己的，但是还没出版。”他同意借给我手抄的译本，但我必须保证一周以后还回。当我还回译文的时候，高本汉问我有没有学习中文的兴趣。我解释说，我最初的目标是将来当拉丁语和希腊语教师，最近对经典语言的学习兴趣越来越小，所以我很犹豫。“那先生为什么不学中文呢？”高本汉问我，当他跟年轻的大学生谈话时总是使用“先生”一词。当我结结巴巴地回答，这是我求之不得的时候，他说，欢迎我9月份来，那时候秋季学期的课程就开始了。

过了暑假，我没有回乌普萨拉而是去了斯德哥尔摩。当时是1946年秋天，实在无法找到一间学生宿舍。在最初几周里我在中央火车站大厅长椅上、在公园里和四路环行电车上度过很多夜晚，甚至在斯图列广场度过，那里有适合人躺着睡觉的长椅子。这些困难丝毫没有降低我得以在高本汉指导下学习中文的兴趣。

秋季开学第一节课，高本汉发给我们每个人几页《左传》，一部最具有文学性同时也是最难懂的中国经典作品。文章当然没有标点。当时我对古汉语唯一知道的是，中国文字是单音节的，文章中的每一个字只标出一个音节，读的顺序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我记得高本汉说的“中文不难，只是有点儿麻烦”这句话给了我很大安慰。)课是这样上的，老师先读一段课文，然后进行讲解。高本汉读每一段课文的时候，我就用手指敲桌子，计算音节数。当高本汉读完了13个音节时，我很快就算出了课文的字数，在13个字后面加上一个句号。(我的一位同学很久以后对我说，当高本汉读课文而我用手指敲桌子的时候，我的表现太随便。)高本汉给我们上课文讲解课，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语言史和目录学课是在远东博物馆他的办公室里上，这个博物馆于1947年搬到历史博物馆里。在两年的课程里，高本汉给我们讲解了很多篇古文，主要选自《左传》、《论语》、《孟子》、《礼记》，汉代哲学家王充的作品以及唐宋八大家的杂文等。我们还选读了高本汉在哥德堡学院教学用过的那部17世纪小说中的很多文章。(有一次高本汉说，他通读课文的高速度是对沙畹每学期讲不了几个句子的一种抗议。)现代汉语教学只局限于很快通读高本汉自己的作品《北京话中的普通话读音》。

我们有机会在1940年代后半叶跟随高本汉读书的人接触到了有别于我们过去经历过的一种学术性教育。

没有机会跟随高本汉读书的人很难想象，听他讲课是多么大的享受。他从来不迁就我们，不用填鸭式教学，从来不用考试来检查我们对他讲课理解的程度。他似乎完全相信他的学生会全力以赴地学习。我们也确实是那样做的。在讲解课文的时候，他会晓畅地解释复杂的语言历史、训诂问题，此外，他还能让我们对于古汉语的有趣的文化世界有所了解，经常是通过大量的汉字分析进行的。当我们听大师讲课的时候，我们这些初学者似乎自己也处在科研的前沿阵地。他还教会我们听翅膀拍动下的风声和感受寻求真理的快乐。

高本汉没有在任何系统性作品里综合过对古汉语文法学的分析。像古代中国的禅师一样，他选择了传授知识“从心到心”的方法。他在讲解古汉语课文的时候，使用了很不规范的瑞典语，包括很多取自法语、德语、英语、希腊文、拉丁文里的词汇、短语和结构以及更近似的斯莫兰和西部瑞典语中的方言、土语，比用纯理论介绍更清楚地说明古汉语的语法结构。

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来说，这些课文解释所给予我们的语法知识是很难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

1940和1950年代高本汉已经是当时最负盛名的中国古代青铜器鉴赏家。只是他似乎从来没有为他的学生讲过这方面的内容；他承担起向我们传授渊博的汉语知识而拒绝浪费时间。

高本汉和他的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似乎想让我们相信他不关心我们任何个人问题，然而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了他隐藏在严肃外表下面的关心和仁爱。他高深的学问、闪亮的智慧、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诙谐幽默，平易近人的谈吐和宽容大度的胸怀也给我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对他对学生的忠诚(他想掩饰但没有成功)，我们回报以我们从来不敢向他表达的崇拜。

注：

马悦然（Goran Malmqvist），1924年出生，瑞典汉学研究者，翻译家。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高本汉的学生。历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学教授和系主任，瑞典文学院院士和欧洲汉学协会会长。现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荣休讲座教授、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位终身评委之一。

最先将中国的古典名著《水浒传》、《西游记》译为瑞典文，并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诗经》、《论语》、《孟子》、《史记》、《礼记》《尚书》、《庄子》、《荀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他还翻译了辛弃疾的大部分诗词，组织编写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注和评介几乎遍及中国整个古代的各个时期和所有的文类。

另一种乡愁 ----- 马悦然

1946年，马悦然开始跟随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学中文。学了两年的古文后，获得美国“煤油大王”的奖学金来中国调查四川方言，在峨眉山古刹中精心研究成都方言的声调在句中的变化。其时，正是中国战乱的时候。他在1949年的日记中写道：

“11月10日，四川差不多全给包围起来了，谣传蒋介石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明年打起来，尽可能要保卫云南、海南和台湾。”

“12月13日，今天早晨激烈的枪声把我吵醒了，穿上衣服之后，我到花园里去听跳弹飞来飞去。”

“12月21日：今天跟闻宥教授学宋词。他自己的词填得非常好。从南方传来炮声。红军已经过了离成都只有四十公里远的新津。彭德怀的军队也离得越来越近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在动荡时局中潜心学习中国方言音韵的青年学子，成为世界知名的汉学家。他把中国西汉典籍《春秋繁露》翻译成英文。他让同胞和他一起分享《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的美妙篇章。他翻译的《水浒传》和《西游记》一版再版，到处流传。他的翻译和介绍让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许多杰出的中国作家和诗人引起世界注意。

《另一种乡愁》是马悦然用汉语写成的一本随笔集，身为瑞典人的马悦然用自己的第二母语———汉语，带领读者穿越不同的时空，领略一种同样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异国游子的拳拳乡思。

5月10日，身在瑞典南方的马悦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在他的随笔集中，记者看到抽着烟斗满头银发的马悦然悠然地斜坐在取名“石轩”的古朴的花园中，在灿烂的阳光的照耀下神情安详、宁静。

记者：在《另一种乡愁》中我看到你对中国深厚悠长的情感，我看到你早年在中国的经历，现在你已经是白发皓首的老人了，你生活在另一个国度。我想问，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是否已经成为你又一个精神栖息之地？

马悦然：自从1950年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就把中国当作我的第二个祖国。还没有去中国以前，我在瑞典跟高本汉学古代汉语和先秦文学。使我特别感动的作品是《左传》和《庄子》。《左传》优秀的文体和《庄子》的想象力、思想的深度和幽默感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在四川呆的那两年，1948年到1950年，我开始对中国早期的诗歌感兴趣，读了不少汉朝、南北朝、唐、宋诗人和词人的作品。中国伟大的诗人好像成了我的好朋友。我书房里藏的诗集特别多。虽然空间和时间的距离不允许我随时去找他们，但我可以请他们到我家里来：我愿意跟李白摆龙门阵或者跟稼轩居士干一杯酒，我可以到书房去找他们。自己没有的书还可以在我们“远东图书馆”里找到。因此，我不感觉寂寞。

记者：看你写中国的报国寺、峨眉山，写川江边的劳动号子和中国的方言，你的文字散发出一种温暖的柔情，你对中国文化的细微体察和珍爱令人心动。你对中国文化的感情是怎么来的？你为什么爱中国文学呢？

马悦然：我为什么爱好中国文学？这些问题不容易回答。我的同胞们八世纪穿着熊皮在树林里过着很野蛮的生活时，唐朝的诗人在创作绝句、律诗和古诗。从《诗经》到当代诗人的作品中国诗歌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国风》的抒情诗多么精彩啊，楚辞的比喻和丰富的想象多么美丽。汉朝的民歌和乐府，南北朝的山水诗，唐、宋伟大诗人的作品，元朝的散曲，都属于世界文学，也对西方文学影响很大。谁有机会阅读这些作品，谁都会爱上中国文学。

通过文学，读者会认识很多很多的非常可爱、非常值得佩服的人物。我自己爱上了《国风》中的“美妹”们和辣妹子。南北朝的《子夜歌》会引起我的情欲。我翻译《水浒传》的时候，恨不得上山去跟108个好汉打交道。翻译沈从文的《边城》时，我很想到作者的故乡去，跟那儿的很朴素、很正直、很爽快的居民在一起过一段日子。我希望有一天能实现一个大愿望：跟着我的朋友李锐到吕梁山去，跟《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中的人物见面。

记者：你在靠近接触中国文学的时候谁给你的帮助最大？

马悦然：我的妻子宁祖在的时候，对我的帮助很大。她爱好中国文学，她也知道我欣赏哪一类的文学作品。她当然比我读的快得多。她常常告诉我：这本书你非看不可，非常好！李锐的著作是她先发现的。

记者：你使中国文学在瑞典找到了知音。你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对中国文学的热忱使中国现代和当代优秀的作家突破了语言的限制进入世界文学的视野。沈从文是你最早译介的现代作家，沈从文之后，你又选择了北岛、李锐作为主要译介对象。能告诉我们你对他们关注的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

马悦然：我搞翻译工作的特点是不大愿意翻译个别的小说或者诗集，我情愿翻译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诗人的全集。北岛的诗我都翻译过，李锐的作品翻译过百分之八十。我对他们特别感兴趣的原因是他们都是开辟者，他们都开创、扩大了当代中国文学的视野。除了他们以外，大陆当然有很多优秀的作家。我在这里愿提到的是女作家残雪。我对她的著作很感兴趣。她是一个独创的、别出心裁的作家，不顾左右走她自己的路。她对卡夫卡的研究我认为是了不起的。

记者：你怎么看台湾的作家？与内地的作家相比，台湾作家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似乎更寂寞。

马悦然：除了诗歌以外，我对台湾的文学不太熟。我最欣赏的台湾诗人是纪弦、洛夫、痖弦、商禽、周梦蝶、郑愁予和夏宇。台湾和大陆的诗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台湾的诗人在相当的程度保留了五四运动的传统。

记者：语言障碍是中国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相互隔绝的原因吗？瑞典文学院的18名院士只有你一个人可以直接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其他人都要借助翻译，这种语言转换和转换中的障碍、误差甚至变质会成为主要障碍吗？

马悦然：瑞典学院一共包括18个院士。我是他们里头惟一会中文的院士。除了用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俄文写的文学作品以外，院士们需要依靠译文。幸好，最近几十年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成院士们所懂的外文。学院常常托有名的翻译家翻译个别作品，也请专家写报告，讨论某一个国家的最突出的作家。

记者：在世界上，随着国际间交流的紧密，无论是在文化或政治方面，诺贝尔文学奖可能对得奖人的选择会更加困难，最困难的地方在哪儿？

马悦然：通过译文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当然不理想。问题就是没有别的方法。无论译文多么精彩，还是远不如原文。一部非常好的作品，要是译得不好的话，就很糟糕，也很对不住原文的作者。瑞典学院中没有人懂芬兰文、匈牙利文、土耳其文、捷克文、斯洛伐克文、波兰文、罗马尼亚文，更不用说阿拉伯文，波斯文、日文、朝鲜文、越南文、泰文，印度各种语言和非洲的不同的语言。中国文学并不是惟一一种需要通过译文评价的文学。语言的障碍当然很严重。

20世纪的上半期，获奖的作家都来自欧洲各国。1960年代，奖偶然发给欧洲和美国以外的作家。我个人希望愿意搞翻译工作的人越来越多。问题是翻译工作的报酬太低，缺乏吸引力。

记者：作家的写作应该独立，包括对文学奖的态度，但诺贝尔文学奖诞生一百年来，它的深远的影响力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一种标高，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格局的真实境况是什么样的？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成员，你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和中国作家分享吗？

马悦然：有关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我想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现代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文类不拘）的一环，所占比重如何？”“什么样的特质和要素可能促进、或阻碍世界接受现代中国文学？”或者引用一个我已回答过多次却从未感到困惑的问题：“中国的作家要怎样写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此问题，我一贯的答案是：“他应该写他想写的题材，并且用他想要的创作方式！”

对能够阅读并欣赏中国文学的人而言，鲁迅、李吉力人、沈从文、李锐，和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显然是足以登上世界文坛的。问题是，在中国之外少有读者有能力欣赏这些作者的原作，因此得依赖翻译。我们得面对此一事实：全世界一流的现代中国文学翻译者并不多见。有译本也许不错，但它们也可能造成对原作冷血的谋杀。差劲的翻译或许肇因于译者功力不足，也可能源自译者对原作刻意地扭曲（最糟糕的例子之一是老舍《骆驼祥子》的英译本，描述主角堕落的最后一章被改写成了好莱坞式的快乐结局）。

要获得国际认同的方法之一是：中国作家扬弃母语，改以外国语书写，戴思杰用法文写成的优秀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还得提到选择以英文创作的哈金。问题是：这些作品是否算是中国小说？

一如语言学，文学也具有若干普遍特质。语言是其一，文体的分类（如小说、短篇故事、散文、戏剧和自由诗）是其二。英文的文类定义也适用于中文著作，这是毋庸置疑的。文学的主角——无论他们是中国人或非中国人——时常表现出共通的特质，像麦可·K这样的社会边缘人（出自库切《麦可·K的生命与时代》）也出现在卡夫卡、加缪、鲁迅、沈从文、李锐的作品里。文学的和意识形态的冲突——譬如批判性写实主义的拥护者和隐喻呈现法的服膺者之间的冲突——或许也可以在任何文学中找到。

影响，显然在文学的世界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这样东西真的存在的话）。李锐如果没有受到福克纳的影响，还会用原来的方式写《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吗？阅读李吉力人（1891－1962）的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1936－1937），我发现他刻意使用写实主义的手法，对女性角色回忆片断的呈现充满同情，这和莫泊桑的风格十分类似（李吉力人曾翻译过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以及另一些法国写实主义的小说）。但是，主题、风格、辞藻的类似不一定是因为受到影响。一如福克纳、沈从文的作品说明了文学的地域性和现代性是可以结合的。然而拿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沈从文的“湘西”相提并论是站不住脚的，诚如杰夫·金克利（JeffKinkley）所指出：福克纳本人是惟一对约克纳帕塔法县的风土地志有着深入了解的人，而湘西至今依然存在，即便从前住在那里的出色人物已不复存在。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与史语所的早年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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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nguistZ（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581955124/

想必很多人都不晓得，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arlgren Bernhard，1889—1978）不仅是马悦然（Gran Malmqvist）的老师，还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绕不开的人物，他继承了清代学者在古音研究方面的卓著成就，并利用新的方法和材料来研究古音。同时，他在语文学、文献学、青铜器年代学等领域也有巨大的贡献，是当之无愧的“汉学大师”。下面只谈高本汉先生在中国语文学、语言学方面的贡献，以及他与民国时期的知识界的来往，其他方面的问题，俟之来日。

高本汉的博士论文为《中国音韵学研究》（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1915—1926，以下简称《研究》），最初用法文发表。该书是中国语言学史上公认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高本汉不仅终生沉浸于汉学研究，矢志不渝，而且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充满敬意。1936年，他在《研究》的汉译本序言中说到：“中国民族史上的研究工作何等的大，一个西洋人再要想在这方面担任多大一部分工作，现在其实已经不是时候了。中国新兴的一班学者……既能充分的理解古书，身边又有中国图书的全部，他们当然可以研究到中国文化的一切方面；而一个西洋人就只能在这个大范围里选择一小部分，作深彻的研究，求适度的贡献而已。这样，他对于他所敬爱的一个国家，一种民族，一系文化，或者还可以效些许的努力。”

1915年5月21日，高本汉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哲学系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担任答辩委员的有该校伦德尔（Lundell J.A.）教授、德国汉学家康拉德（Conrady August）教授，高本汉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的第一至三卷，即“古代汉语”、“现代方言的描写语音学”、“历史上的研究”三部分，后来第四卷“方言字汇”于1926年出版。答辩过程中，康拉德只“提了几个小小的问题，并给予满意的评价”，并指出“当我给这篇论文评为具有开创性、内容扎实可靠和堪称榜样时，我想用不着说得太多。请允许给这篇论文最高分”。凭借此博士论文，高本汉于答辩当日被建议授予汉语副教授学位，并在1915年5月31日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参看：[瑞典]马悦然著、李之义译《我的老师高本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139页。）

俞大维先生在《怀念陈寅恪》一文中，曾经谈及陈寅恪先生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数度赴欧洲留学，通过对近代西方学术的接触与研习，从清代语文学向现代历史语言学的观念之转变，其中高本汉的著作对寅恪先生的影响甚巨，兹引如下：“寅恪先生由他念书起，到他第一次由德、法留学回国止；在这段时间内，他除研究一般欧洲文字以外，关于国学方面，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是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工。到了中、晚年，对他早年的观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两位大学者的影响：一、瑞典汉学大家高本汉先生。高氏对古人入声字的说法，与假借字的用法，给他极大的影响。二、海宁王国维先生。王氏对寅恪先生的影响是相得益彰的；对于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响；对梵文及西域文字，则王氏也受他的影响。”（参看：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57—58页）此外，陈寅恪与傅斯年二人当时同在德国柏林留学，也一起听课，专注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学习，共同学习梵文、藏文等（参看：王汎森《傅斯年与陈寅恪》，收入王汎森著、王晓冰译《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的个体生命》，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320页）。从傅斯年1926年写给罗家伦的信来看，傅先生同样也认真研读过高本汉的著作，作为学术撰著之准备（参看：《傅斯年全集》（第七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25页）。

1921年初，丁文江将高本汉所赠《研究》原书转送赵元任。1924年夏天，赵元任居留德国期间，曾数次赴瑞典哥特堡访问高本汉，当时高氏便跟赵元任谈到了翻译《研究》一事。1922年，赵元任在写给黎锦熙的讨论国音字母的信中提到，“瑞典人Bernhard Karlgren秋天到了北京，帮助Mr. Pettus组织华语学校的课程。这人对于音韵沿革似乎很有研究，你们有谁同他谈过没有？”可见，赵先生与高本汉一直保持着学术联系。1928年初，高本汉致信赵元任，又谈及译书的事情，希望赵元任能够主持翻译工作，并加以重编，增加其可读性。（参看：赵新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111、125、151页。）傅斯年在《研究》中文版的序言里提到：“以斯年所闻，友人中欲此书译本流传中土者，先后有赵元任先生、刘半农先生、胡适之先生；斯年虽于此学无所能，其愿此书之吸收于汉土，亦未敢后人也。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学研究所创办之初，即有意迻译此书，虽译书不在本所计划范围内，然为此书不可不作一例外。”尽管傅先生终身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历史学，但其研究方法和学术取向无疑受到了年轻时留学欧洲期间所学的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之影响（参看：《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64—69页），那么为何傅先生在史语所成立之后，旋即将高本汉学术著作的译介与出版提上议事日程，也就不难理解了。

1928年2月起，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等拟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倡议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开始拟名“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傅、顾、杨三人于当年5月5日致蔡元培、杨铨的信件中，共列五条，详细阐述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应具备的人员组成、拟聘研究员名单、近期研究计划、经费预算等。其中第三条提到：“此研究所不是一个国学院之类，理宜发达我过所能欧洲人所不能者，如文籍考订等，以归光荣于中央研究院，同时亦须竭力设法将欧洲人所能我国人今尚未能者而亦能之，然后国中之历史学及语言学与时俱进，故外国人之助力断不可少”（引者按：着重号为原信所加）。鉴于此，傅斯年等提出拟聘伯希和（Paul Pelliot）、米勒（F. W. K. Müller）、珂罗倔伦（Berhnard Karlgren）三人为外国通信研究员，第三位便是高本汉。第四条谈到研究所的近期研究计划，其中第6条为“南中方言研究”，原信谓：“此时斯年一面函商赵元任兄，请其仍于暑假后来广州，一面再函托伯希和及珂罗倔伦为择一语音学专家来此，以便训练出若干能分别方言并记录之人，斯年于此事最热心，深觉后来中国语学之成立赖此举也。”（按：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可见，当时文史、语学界对高本汉寄予厚望，并希望得其襄助。此信还提到外国专家的薪酬及其工作之费、助理人员之费这类细节问题。（参看：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3—96页。）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高本汉等三位外国通信员的名字也正式列在该所研究人员名录中。（参看：《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93页。）

在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倡议下，由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三位著名语言学家将《研究》合译为中文，于1940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26年，高本汉的《研究》第四卷出版不久，陈寅恪先生便也注意到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并积极推动该书在国内的译介。他在1928年给时任《燕京学报》主编的容庚写信说到：“清华研究院学生朱君芳圃译有日人评论高本汉中国音韵学一文，欲登载《燕京学报》，请弟介绍与尊处，弟以为高本汉之音韵学风靡一世，评论其书之文尚不多见，似宜介绍于中国学术界。”（参看：《陈寅恪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8页）1929年6月，寅恪先生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历史组）主任。

在此期间，除了赵元任先生，李方桂先生与高氏在学术上也有所切磋。如李先生从谐声字的角度讨论古韵分部的著名论文《切韵的来源》于1931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本1分发表，该文便是对高本汉的上古音研究的直接回应，李先生在该文第3页提到：“我把切韵时代以前失落的韵尾都写作*-g或者*-d，以别于-k、-t，高本汉在他的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 JRAS Oct. 1928，赵元任译文见本所集刊1.3，345—401页一篇文章里头，在上古时代拟了两种韵尾*-k’（去声字）、*-g（平上字），我觉得是很可疑的。”傅斯年于1932年12月16日致信蔡元培，汇报史语所语言组的学术研究成果时提到：“方桂先生于语音之外，突发表古韵之文，而引起高本汉之讨论。近一面写广东北江瑶山歌谣之音韵研究，一面著文答高君，高君对中国语学之地位，不久将转到方桂身上矣。”除了赵元任、李方桂，林语堂、王静如、魏建功、张世禄、陆侃如等学者都曾向国内学术界译介过高本汉的学术成果，胡适之还曾为高氏的《左传真伪考及其他》一书题写了书名，足见高氏在当时国内学界的影响甚巨。

傅斯年因翻译《研究》一事，曾致信蔡元培提议给高氏支津贴，表示对高氏学术成绩的肯定与崇敬。只是当时“经费一年比一年窘，故两年中未再发，高（本汉）已通知……”。另外，傅斯年还曾于1933年三次致电或写信给高本汉，向其说明作为外国通信员所受薪金之来源，也曾感谢高氏为史语所出版的《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撰写论文（高氏的论文题目为“Some Turkish transcriptions in the light of irregular aspirates in Mandarin”，后发表于该论文集311—322页），并告诉高本汉该论文集的相关编辑事宜。（《傅斯年遗札》第一卷，329、333、343—350页）

2016年9月17日修改稿

作者案：此文的大部分内容，亦可参看上海教育出版社主办《语言文字周报》2016年5月5日4版、4月12日4版。

私塾弟子高本汉

◎ 关万维

1948年初，中国学生汪家正留学斯德哥尔摩大学研修教育和心理学，出国前就计划好去拜访两位跟中国关系密切的瑞典人，第一个是在新疆和西北地区探险多次的斯文·赫定，另一位是现代中国音韵学的奠基者汉学家高本汉。因为赫定年事已高，联系不便；而高本汉年届花甲，正是最理想的学术年龄，离得也近，因此很快见到高本汉。

高本汉大学毕业后，得到瑞典政府的奖学金资助，前往中国求学。和他的欧洲学术前辈一样，高本汉把他的旅程重点放在西北，没有就读教会大学，却在山西师从当地的私塾先生，诵读《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等蒙学初阶读物。因为在山西求学，因此所学的中国话也是山西方言。高本汉的中国游历，基本上也是绕着山西，如甘肃、陕西和河南。对山西方言的深入考究调查，是高本汉研究中国音韵学的主要基础之一。1924年，赵元任第一次见到高本汉，高自我介绍时的中国话虽然还带有山西口音但尚是纯熟；几十年后，汪家正来访，他的山西方言已忘记得差不多了，因此他们用英语交谈。

高本汉1910年始到山西，5年后他的代表性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开始发表一些章节，并于同年取得博士学位。尔后在瑞典几所高校教授东亚语言文化，还就任过哥德堡大学校长。此时的高本汉对哥德堡大学校长的职务感到厌倦，到瑞典国立历史博物馆的远东古物馆任职，这个博物馆离汪家正住所很近，因此他们的见面就在高氏的博物馆办公室里。高氏办公室四壁书橱，藏书约3000余册，所有古籍中中文古籍占四分之三，包括《四部丛刊》、《十三经》、大量的甲骨文、金文图册，一部版本很好的《说文解字》，还有《康熙字典》等，还包括一些新出版的中文工具书如《辞源》、《辞海》、《辞通》。这些还不是高本汉汉语藏书的全部。

汪家正与高本汉的谈话时间不长，询问了解高本汉几个问题，如正在做什么研究？对中国当代学者的评价如何？在瑞典教授中文用的什么教材？最近是否可以买到中国书籍？高本汉回答正在研究《诗经》和《尚书》的注释的汇注比较，其实高本汉侧重于语音研究的《诗经注释》此时已经全部完成并发表。高本汉与中国同行如赵元任等学者很熟悉，经常有书信来往，钦佩胡适、章太炎、王国维、梁思永、董作宾、郭沫若、丁文江、翁文灏等中国学者，并对丁文江的早逝表示遗憾不已。而高本汉所用汉语教材是自己选编的，名为《汉文萃珍》和《中文基本读物》。高本汉只能阅读古文，对于现代汉语（所谓语体文）不大能理解，也不使用新式标点。其教材中所选用汉语例句，基本上是古籍中的，与当时中国日常有所脱节。因为汇率变化频繁，加上邮购不便，高本汉此时已经难以买到中文图书。

68年之后看这次简单的见面，其实普通不过。这样的见面也经常是被被访者的一件小事给中断了，比如汪家正此次来访，就是因为另一人的来访而中断的。虽然高本汉叮嘱汪家正以后可以经常来谈谈，但似乎汪家正并没有再前往，主要原因可能是汪所学专业与高本汉没有联系，没有太迫切的原因，也不便再次叩门。求学之路上，先进与后学之间的见面，也是学术传承的一部分内容。听前辈言，有时候语重心长，有时轻描淡写，但只要用心，多有所获。这样普普通通的见面，也可能因为某一方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而变得不太普通。一位异国求学的学子，拜会了已经声名显赫的学术大家，尤其是像高本汉这样对现代汉语音韵研究有奠基之功的学者，二者关系有点小微妙：汉语是汪家正的母语，但对汉语研究的贡献远不如高本汉；汉学是高本汉的专业，但汉文化的全息体验肯定不如汪家正。高本汉自称本来就是汉人故称“本汉”，表现对汉语文化的较大的亲近感，他甚至认为，没有一种学术的领域能比汉学更广。作为一位从私塾起步的汉学家，高本汉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接受或许因此获得一个醇正香浓的起点；从山西方言开始的汉语音韵研究，也撕破已有的知识平衡，给高本汉更多的益处，使得他深晓从北京话研究汉语音韵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