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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攻击政治化背景下

“新型网络政治广告”潜在危害分析

李维杰，穆琳

作者简介

李维杰

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博士，副研究员。

穆琳

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博士，助理研究员。

摘要

“新型网络政治广告”是“政治广告”与“互联网广告”交叉形成的新技术新应用，能够依据受众认知特征制定投送的信息内容并实施精准投放，进而有效干预受众决策和判断。因“新型网络政治广告”可作为政治化网络攻击手段，对“新型网络政治广告”的分析要在网络空间安全框架下展开。随着网络化社会的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我国会面临“新型网络政治广告”在境内和境外造成双重威胁的压力，可对我国政治安全与海外利益造成现实危害。在此情况下，应从多个方面着手准备应对：从个人数据安全角度对相关行为进行限定；成立“国外政治宣传反制中心”；治理“网络水军”等等。

关键词：网络空间；网络攻击；政治化；新型网络政治广告

2017年3月，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ce）怀疑行为数据分析公司“剑桥分析”非法使用个人隐私数据，开始调查相关情况。多个消息源表明，2“剑桥分析”整合民众土地所有权、汽车信息、购物习惯等个人数据与社交网络开源数据，能够基于性格模型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预测选民性格特征和认知规律，精准投放差异化的个性化信息，影响选民投票决策。2016年2月，“剑桥分析”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称，“剑桥分析”支持了英国脱欧团队的社交媒体宣传活动，对目标选民实施了精准信息推送服务。

在此之前，尼克斯2016年9月在美国康科迪亚峰会上发表演讲，介绍“剑桥分析”如何使用行为科学、数据分析和精准广告投放等影响美国2016年大选。“‘剑桥分析’助特朗普胜选”是技术手段打造政治武器的典型案例，真实性有多大、我国是否面临此类危害、该如何应对等，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与研究。

一、政治广告与互联网广告

“‘剑桥分析’助特朗普胜选”是西方政治广告在网络化条件下利用交叉学科优势演化出的新形态；或者，“剑桥分析”将政治广告与互联网广告融合而成的“政治武器”。

（一）政治广告

“政治广告”是资本主义政党采用的宣传手段之一，可从传播学角度对其进行限定，认为政治广告是一种传播过程：候选人或政党买下或选择机会，透过媒体传播能够影响选民认知、态度、行为的政治信息。政治广告肇始于美国，其演进具有明显时代特色和科技特征：18世纪末，广告开始介入政治竞选，政治候选人利用报纸广告与宣传单宣传政见以赢得选民支持；1928年，民主党、共和党开始利用广播进行政治宣传，电子媒体正式为政治广告所用；1952年，电视政治广告开始成为候选人对选民宣传的最主要工具；2000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在政治广告中崭露头角，逐渐成为各类政治力量关注对象。

政治广告是美国政治选战中最为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候选人向选民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研究表明，政治广告中的信息是选民做投票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美国，由于政治广告受到来自“第一修正案”的保护，选民即便受到政治广告信息误导也无法向联邦法院申诉；而且政治广告在自我规范与外界机构监督完备性等方面均存在天然不足，导致政治广告严谨方面一直被外界所批评。这其中最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广告具有较强针对性和攻击性。因此，整体而言，政治广告无需对其他管理机构负责；具体而言，政治人物通过政治广告攻击、批评对手是政治广告中的常见内容。

政治广告重要主题是政策主张和个人形象。从对政治广告的内容分析来看，政策主张和个人形象广告所占比例最多；对2000年美国大选年电视政治广告的研究发现，约有63%的广告内容提及候选人的政策主张，37%的广告内容提及候选人的个人形象；涉及政策主张的广告更能成为选举中影响选民投票的决定因素。在候选人使用负面广告时，政策主张和个人形象也是其抨击对手的主要内容。

当前，美国政治广告投入中所占比重较大的是电视广告和互联网广告。电视是候选人投放广告的最主要媒体，同时也是选战的主要战场。据统计，2016年美国政治广告总金额达102.1亿美元，其中电视政治广告方面的花费为71.6亿美元，所占比重为70%，而互联网政治广告费为10亿美元，所占比重为9.8%。但普遍认为互联网政治广告将逐渐取代电视政治广告的地位和作用。互联网政治广告的重要性已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显现，特朗普赢得大选即是例证：根据iSpot.tv的数据显示，10月18日到10月30日竞选广告开支方面，希拉里的广告支出超出特朗普210万美元，其全国广告投放播出量几乎是川普的2.5倍；4媒体分析机构media Quant测算，若将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被提到的次数换算成金钱，其个人及竞选团队得到的免费广告效益到11月8日后接近50亿美元。

（二）互联网广告

依据我国2016年9月1日实施的《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互联网广告是指通过网站、网页、互联网应用程序等互联网媒介，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或者其他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告。实践中，互联网广告包括三种形态：1.搜索引擎网络广告：广告主根据产品或服务的内容、特点等，确定相关关键词，并撰写广告内容；当用户搜索到广告主投放的关键词时，相应广告就会展示。2.展示型网络广告：发布在综合门户网站、行业门户网站等网站上的图片、动画、视频等形式的广告。3.社交网络广告：依据用户的个人数据、关系链以及内容数据6预测用户偏好，进而根据用户喜好有针对性地向用户投放广告，比如：信息推荐、产品推荐、服务推荐等。

随着网络化社会建设持续推进，互联网广告的影响持力续增强。在此背景下，“计算广告学”于2008年被提出，让互联网广告向精准化方向发展。计算广告学是为了实现用户、广告和语境三者最佳匹配，由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统计学以及微观经济学和广告创意学等多门学科共同交叉融合而成，受此影响互联网广告行业在三个方面发生改变：广告售卖由传递合约方式转为实时竞价、网页定向投放由基于内容定向转为基于受众定向、广告目的由品牌展示转为直接市场营销。

当前，在计算广告学等相关技术支持下，互联网广告关注重点之一是“精准广告投放”。精准广告投放核心是定向技术，即“找到更为合适的受众”，主要有两种：基于浏览网页内容的定向，基于用户行为特征的定向，分析如下：

1.基于浏览网页内容的定向，是基于内容的精准广告投放平台的核心依据：用户浏览网页时如果停留时间相对较长，表明对网页内容兴趣度较高。基于内容的精准广告投放系统利用上述假设，通过分析网页内容，提取页面关键字词，然后在广告数据库中检索该关键词，进而对用户投放广告，比如：用户在浏览丙肝知识的网页时，提取“丙肝”等关键字向其投放“丙肝干扰素”、“索非布韦”、“丙肝药物代购”等产品广告等。

2.基于用户行为特征的定向，通过挖掘受众访问网站行为特征投放个性化的广告：当用户上网时，如果用户注册过，则根据用户的登录信息得到用户的基本信息；如果用户没有注册，则根据其他方法来识别用户，然后记录用户的上网行为并从中提取到用户的特征信息；最后对用户的特征信息进行分类，选择一个最合适的广告投放给用户。其中用户特征主要是指与个人相关的用户静态属性和访问网站时的用户动态属性。用户静态属性主要来自用户的注册信息，包括用户名、姓名、性别、生日、职业、邮箱、收入及兴趣等信息；用户动态属性主要包含用户的网页浏览信息、访问网站的类别、访问的时间段、访问网页地址及点击次数等信息。静态属性、动态属性均属于用户个人数据。

当前，谷歌和脸书是全球最大互联网广告提供商，各自收入的89%、96.9%均来自广告业务。市场研究公司eMarketer数据显示，2017年谷歌、脸书广告业务收入分别可能达到726.9亿美元、337.6亿美元，总和相当于全球广告客户在数字广告上总支出的46.4%。而根据全球最大的品牌资产数据库BrandZ的报告，我国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在2017年将赚得358.2亿美元的广告收入，成为谷歌和脸书在全球的主要竞争对手。

一、政治广告与互联网广告

美国政治力量利用新技术新应用从事政治活动一直是常态，比如：1996年使用个人网站，1998年使用电子邮件，2000年使用在线筹款，2003年使用博客，2004年使用在线家庭聚会，2004年使用社交媒体，2006年使用视频网络。这些时间节点与个人网站、电子邮件、社交网络等兴起时间存在高度重合。从这个角度看，“剑桥分析”可认为是一家新型的网络政治广告公司。作为一个新对象，“剑桥分析”代表了网络空间政治化的具体实践。在全球已进入动荡的多事之秋背景下，“剑桥分析”这类能够借助网络操纵政治活动的组织，能够给全球政治带来不确定性，甚至可能给相关国家带来动荡和不稳定。

（一）“剑桥分析”

“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是英国战略传播实验室（Strategic Communication Laboratories，SCL）于2014年在美国注册的子公司。“战略传播实验室”是一家专门提供基础心理模型的营销策略公司，曾介入乌克兰、尼日尼亚等国家选举，影响东欧和阿富汗民众对北约的态度。“剑桥分析”以大数据和心理画像（Psychological profiling）等技术手段提供信息精准投放策略为主要业务。“剑桥分析”从全球范围内购买数据，包括土地登记、汽车销售、购物、积分卡、俱乐部会员资格等，结合大数据和心理、行为分析模型预测个人政治倾向、认知规律等，实现广告精准投放以求从潜意识里影响个人想法和决策。

“剑桥分析”首席执行官是亚历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多年从事金融分析工作，曾先后亲身经历全球40多场选战。2016年9月，尼克斯在康科迪亚峰会发表演讲《大数据和心理测量学在竞选中的作用》（The Power of Big Data and Psychographics in the Electoral Process），以助选泰德克鲁兹作为案例，介绍“剑桥分析”如何利用技术手段掌控、影响选情。尼克斯指出，泰德克鲁兹依靠“剑桥分析”帮助，支持率从最早的5%上升至35%。尼克斯所提到的“技术手段”分别是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数据分析（Data Analytics）、精准广告投放（Addressable Ad Tech），具体如下：

1.对于行为科学，“剑桥分析”依据所拥有的精准OCEAN模型对美国互联网用户进行性格、认知规律预测，然后有针对性地调整对不同个体投放的信息，如尼克斯在演讲所讲的策略：关于禁枪议题，如果受众性格表现为理性且容易疑虑，则对受众使用偏向令人担忧的数据，用引人深入思考的信息对受众施加影响；如果受众性格表现为保守且偏重传统，则向受众提供枪支学习在家庭中代代相传的温馨故事，以保证高效地对不同个体施加影响和干预。

2.对于数据分析，在网络化社会条件下，选民能够获得丰富信息，传统统一宣传的效果非常有限，而“剑桥分析”通过分析选民数据特征，为每位选民制定不同的宣传策略，例如：“剑桥分析”在爱荷华州收集传统的地理、人口分类学信息、心理测量学信息和个性方面的描述等数据，精确分析大量民众的政治倾向和参政意愿、人群整体的OCEAN分析和对不同议题的关注度，再依据行为科学等技术为每位选民制定宣传策略。

3.对于精确广告投放，“剑桥分析”的目标是保证选民收到高度定制的信息，“剑桥分析”在“行为科学”、“数据分析”等支持下，根据受众的浏览器记录信息定制受众看到的在线广告，同时根据受众的兴趣爱好向受众投送不同的实体广告邮件，这一方面降低了投送信息的费用，另一方面极大提高了信息投送的效率。

（二）“新型网络政治广告”

此前，希拉里、奥巴马等人的竞选团队均雇佣了行为分析公司辅助选举，但影响力没有“剑桥分析”大。“剑桥分析”成功关键在于能够利用研发的“新型网络政治广告”有效地对政治选举实施干预。这里所说的“新型网络政治广告”，并非是“政治广告”与“互联网广告”的简单组合：除借用互联网广告的“形”完成政治广告的任务外，还借助行为学、数据科学等学科的优势注入新的“质”，能够有效地影响和干预选民的判断，具体如下：

1.本质上，“新型网络政治广告”属于政治广告在网络化条件下的自然延伸。政治广告的演进表现出了明显时代特色和科技特征，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的新技术新应用多被政治广告所利用，作为载体以新形态向民众传递政治理念或者影响。具体到实际，政治广告发展至“新型网络政治广告”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网民数量大，在人口基数中的渗透率高，成为政治力量关注和争取的目标对象群体。截至2016年7月1日，美国网民数量占总人口的88.5%，英国网民数量占总人口的92.6%。面对如此庞大群体，任何政治力量都不会忽视。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媒体属性有利于政治广告更好传播。对比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互联网的媒体属性优势非常明显，比如：突破时间空间限制、受众基数大、双向和实时沟通等，都非常有利于政治广告的传播。

2.形式上，“新型网络政治广告”受到行为学和数据科学支持。上文提及的“OCEAN模型”源自上世纪80年代心理学家开发的基于五个人格特征评估个体性格的模型。“五个人格特征”又被称为“大五”（Big Five），包括开放性（Openness，对新经验的开放程度）、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完美主义程度）、外向性（Extraversion，社交活跃程度）、随和性（Agreeableness，体贴和合作程度）和情绪稳定性（Neuroticism，焦躁不安程度）。不同人在五个特征上有不同表现，进而在认知规律方面也表现出不同特点。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利用公开的社交网络数据测度用户性格特征进而预测行为模式，成为心理学一个研究和关注的重点。现有研究表明，利用网民社交网络数据可以准确地预测网民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随着数据科学的发展，计算范围和计算效率得到较大发展，使准确而快速地计算网民性格特征和行为模式成为可能。

3.意义上，“新型网络政治广告”突破了政治广告的传统价值，在“精准性”和“政治武器”等方面表现明显。“新型网络政治广告”的“精准性”表现在两方面：利用计算广告学等学科技术，能够实现政治广告的精准投放，保证政治广告准确地投放到目标群体；利用行为科学、心理学、数据科学等学科技术，能够根据受众认知特征和规律调整政治广告内容，使政治广告的影响效果更明显。所谓“政治武器”，是指“新型网络政治广告”在作用上，能够作为一种政治博弈或政治较量手段，有效地降低或者抵消对手影响。对比之下，传统政治广告更多是候选人或者政党观点、形象或者理念的传播，谋求信息内容影响民众；而“新型网络政治广告”依据民众认知规律有针对性地干扰和影响民众价值判断，谋求政治目标实现。因此，“新型网络政治广告”具有明显对抗性质，能够更有效地降低政治对手的影响，扩大己方在民众中的支持率。

三、“新型网络网政治广告”危害分析

不能简单地认为“新型网络政治广告”就是计算广告学应用方向的发展。以“剑桥分析”为例，其“新型网络政治广告”技术和系统能在政治势力的支持和指挥下对现实社会造成重大影响。公开资料表明，“剑桥分析”与英美部分政治力量关系密切。“剑桥分析”最大投资人是美国对冲基金重要影响人物罗伯特默瑟尔（Robert Mercer）。默瑟尔热衷于政治，是美国共和党重要支持者，与“新保守主义”鹰派人物约翰博尔顿私交颇深，也是特朗普参选美国总统的重要推手。在默瑟尔的推荐下，特朗普竞选团队第二次改组时启用斯蒂芬班农、凯莉安康威，成功扭转大选初期劣势。尼克斯在作《大数据和心理测量学在竞选中的力量》演讲时，亲口承认希拉里或者特朗普中的一位选择了“剑桥分析”。资料显示，斯蒂芬班农曾是“剑桥分析”的董事会成员；特朗普竞选团队曾付给“剑桥分析”约1500万美元酬劳，表明“剑桥分析”在影响大选方面具有实际效果。另外，默瑟尔与英国独立党前领袖奈杰尔法拉奇是“世交”，曾义务帮助后者进行脱欧宣传。

除需在技术框架下分析“新型网络政治广告”特征外，还应在“基于网络的对外干预”视角下审视“新型网络政治广告”的危害。在国际社会中，对外干预是指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内部事务或对外政策的主动干涉，实施手段包括心理战、经济手段、政治手段、秘密行动、准军事干预、军事威胁或入侵等。近年来，随着网络空间成为继海、陆、空、天之后的第五空间，以网络为依托实施对外干预已成为一种全新的斗争模式，即所谓的“基于网络的对外干预”，当前最突出表现是“网络政治干预”。

近年来，国际网络攻击政治化趋势明显，有组织、有计划的网络攻击及相关泄密活动，能在特定时期对重点目标国家或区域的政情走向、社会心理产生影响甚至干扰。在这种背景下，网络政治干预可认为是网络攻击政治化的具体实践。所谓网络政治干预是指依托网络攻击等手段获取政治对手内部信息，有计划地通过媒体、社交网络等网络平台散播相关内容等引导舆情社情，进而影响社会心理、选举进程等重要政治活动，最终达到政治干预的目的。当前，网络政治干预已成为国家间政治斗争、战略博弈的重要选项。而“新型网络政治广告”背后的技术手段和运作模式，都可以有力支撑“网络政治干预”：“新型网络政治广告”能够让“网络政治干预”效果更快、更有效、更直接地显现；“网络政治干预”能够让“新型网络政治广告”精准、全面、高效地达成目的。

结合实际案例分析，“新型网络政治广告”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监管存在空白，政府无法可依，干扰政治力量发展。“新型网络政治广告”从本质上讲，只是为用户推荐信息内容，而所推荐的信息内容又不具有商业价值；像“剑桥分析”这类企业，完全可以以服务商的姿态存在：受雇佣为民众提供信息推荐服务。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难以有效对“新型网络政治广告”实施监管。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对“剑桥分析”的调查也只是怀疑其非法使用隐私数据，而非对政治选举的干扰等。这能够造成政治力量非均衡性发展，破坏现有政治生态，形成不稳定因素。
作为政治武器，干扰社会心态，侵害政治意识形态。由于能够有效、精准、广泛地将干扰信息有针对性地投送到目标个体，“新型网络政治广告”能够影响和干预选民判断。社交媒体等网络新媒体可以传播传统媒体容不下的观点，网民在线沟通能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在“新型网络政治广告”的干预和引导下，批判意识的涌现、新的政治观点的建构等都能成为现实，这就能够造成对社会心态的有效干扰。严重者，甚至可能侵害政治意识形态，导致反传统或现状政治力量突现。
配合舆论炒作，影响经济发展，危害社会发展形势。舆论炒作或者舆论造势，一直与政治活动紧密相关：一方面，政治活动需要舆论造势支持，在民众中形成影响力以达到目标；另一方面，舆论炒作或者舆论造势能够激发政治活动的产生，冲击现有政治生态。“新型网络政治广告”能够有效配合舆论炒作，将信息内容精准投送到目标手中，让舆论炒作更大范围地覆盖人群。过多的舆论炒作会激发过多的政治活动，侵占社会注意等公众资源，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并最终危害社会发展形势。

当前，全球多个国家政府已着手准备应对“新型网络政治广告”及相关对象的危害，比如：2016年12月，德国为防假新闻影响2017年9月德国大选，组建了一个有超过500人的假新闻防御中心，重点向易受假新闻影响的群体提供“思想政治强化教育”，要求政府官员在使用社交网络时保持谨慎，勿因随意转发新闻成为他国宣传工具的帮凶；2017年2月，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带领法国国防委员会开始研究如何针对“俄罗斯网络政治干预”采取有效防护措施。上述作法和经验可作为我国应对“新型网络政治广告”的参考。具体到实际，结合当前情况和发展趋势，我国还需要在三个方面做好谋划，包括：

（1）从个人数据安全角度对相关行为进行限定。“新型网络政治广告”基于用户数据对用户认知规律进行画像，然后依据用户认知特征实施有针对性地干扰信息推送。因此，用户个人数据的收集和使用是“新型网络政治广告”的基础。在大数据背景下，个人数据的范围不断扩大，而个人数据法律保护面临诸多困境，以数据主体对数据控制权的削弱甚至淡化最为突出：数据控制权是指数据主体有权决定其个人信息在何时、何地及以何种方式被收集、处理及利用；数据控制权的削弱表现为数据主体在接收信息上的不对称，即不了解自己的数据何时、何地、被何人、以何种方式被处理，牵扯到“数据保护的‘匿名化’失效”、“透明度原则受到冲击”等。目前，我国没有制定专门性的个人数据保护法，个人数据滥用的风险较高，这为“新型网络政治广告”提供了发展空间和机会。对此，一方面需跟踪数据保护国际动向，认识我国立法滞后性，尽快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个人数据法律保护模式；另一方面，应尽快对个人数据进行分级分类，规范个人数据使用范围，明确个人数据使用准则，避免个人数据滥用。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数据产业”发展，而且有利于国家监管“新型网络政治广告”，防范新型危害。

（2）成立“国外政治宣传反制中心”。“新型网络政治广告”关键步骤之一就是将“目标信息内容投送到目标对象”。具体到政治博弈、政治竞争等领域，这里所谓的“目标信息内容”很有可能就是“政治谣言”、“政治流言”等信息内容。这类内容已经引发美国重视：2016年12月23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根据该法，美国国防部将在2017年获得额外预算，专门建立一个反宣传中心，对抗外国对美国的宣传，在联邦政府各个部门反制政治宣传；提案者波特曼称此举的目的是提升美国和盟国的整体防卫战略，反制来自其它国家的政治宣传与谣言。3我国当前面临境内和境外两个战场的反国外政治宣传的压力。境内反制国外政治宣传，重点是维护我国政权安全，防止颜色革命在我国的落地、侵害意识形态安全等；境外反制国外政治宣传，重点是维护我国海外利益，防范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遭遇政治、舆论攻击等。

（3）治理“网络水军”。网络水军是指潜伏在网络中大量“灌水”的人员，可定义为受雇于网络营销公司，以发帖回帖为主要手段，为雇主进行网络舆论造势的互联网从业人员。此外，还有网络营销公司利用程序模仿人的上网行为，承担网络水军的工作，这类程序被称为是“网络水军机器人”。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已出现众多专门受雇于电影制片商的网络“水军”，扰乱电影市场正常秩序。网络水军能够制造舆论热点、控制舆论议题、营造虚假民意，这些技巧能有力配合“新型网络政治广告”，为“新型网络政治广告”提供基础的信息内容，放大网民的认知错位和对政策的抵触，并最终影响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金融时报》称，有关美国大选的所有推特帖子中20%来自网络水军。对网络水军的治理，需要社会各方的互动，比如：企业与行业的自律、媒体的监督及政府的引导与监管；刑法措施与其他法律措施保驾护航等等。

四、总结

“新型网络政治广告”是“政治广告”与“互联网广告”交叉形成的新技术新应用，利用互联网广告的“形”完成政治广告的任务，同时借助行为学、数据科学等学科的优势对其注入新的“质”：依据受众认知特征制定投送的信息内容，有效地干扰用户的决策和判断。对“新型网络政治广告”的认识要在网络空间安全框架下展开。过去，一国对目标国实施对外干预，需要组织动用大量的资源；而在网络化社会条件下，基于网络手段的对外干预却方便得多。主要原因在于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的持续渗透：一方面，随着网民比例的持续增长，现实世界的对象自然延伸至网络空间，网络空间发展成为人类重要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随着网络与现实联系的逐渐紧密，网络空间能够直接影响现实世界。重视网络利用网络已成为全球共识。同时，必须警惕他国利用网络侵害国家主权、危害国家安全、伤害国家利益的行为。这其中就包括基于网络手段的对外干预。

基于网络手段对他国实施干预的成功案例，在中东、东欧甚至我国港台地区都有发生。基于网络手段的对外干预代表了国际社会网络攻击政治化的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新型网络政治广告”可作为网络攻击政治化的手段之一。对比之下，“新型网络政治广告”对西方国家的危害仅限于传统政治生态的改变或者破坏，而“新型网络政治广告”对我国的危害更为广泛，涉及政治安全、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国家利益等。因此，应该对“新型网络政治广告”给以重视和关注。

以“剑桥分析”为代表，“新型网络政治广告”表现出了有效的政治影响和干预能力。当前，网络政治干预已成为国家间政治斗争、战略博弈的重要选项。这一背景下，“新型网络政治广告”背后技术手段和运作模式，可有力支撑“网络政治干预”：一方面，“新型网络政治广告”作为“网络政治干预”的放大器，能够让“网络政治干预”效果更快、更有效、更直接地显现；另一方面，“网络政治干预”作为“新型网络政治广告”的助推器，能够让“新型网络政治广告”精准、全面、高效地实现目标。“新型网络政治广告”的危害在全球多个国家已经显现，打破政治力量平衡，破坏政治生态。

“新型网络政治广告”尽管在我国大陆地区的危害还没有明显显现，但在我国港台地区已经露头。随着网络化社会的持续推进，以及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会面临境内和境外双重的“新型网络政治广告”威胁，可对我国的政权安全、海外利益、意识形态安全等造成现实危害。在此情况下，我国应从三个方面着手准备应对，分别是：从个人数据安全角度对相关行为进行限定；成立“国外政治宣传反制中心”；治理“网络水军”等等。

《汕头大学学报·网络空间研究》，2017年第9期，第109-114页。李维杰，穆琳《网络攻击政治化背景下“新型网络政治广告”潜在危害分析》

中图分类号：TP3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17）09-0109-06

本文的专有出版权归《网络空间研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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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研究》

第33卷总第176期

刊号：ISSN1001-4225 CN44-1058/C

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

主编：方兴东

汕头大学学报·网络空间研究

投稿邮箱：stuii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