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年有贴春联的习俗，每逢春节，各家各户便把各式各样喜气、吉祥的春联贴到门上，而古代士大夫家庭或农村中的绅士阶层的门户上往往贴着这样一幅对联：

耕读传家久，

读书济世长。

农耕社会的特色，儒家文化的浸润，渗透于字里行间。

曾国藩也是秉持这样的持家之道。他自己从先辈“半耕半读”的家风中成长起来，又结合自己治学、为官的人生经验，进一步发扬了耕读传家的传统。他与妻子欧阳夫人一起，勤俭持家、教子育女，在封建社会末期的残阳夕照中，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士大夫治家图景。

欧阳夫人是曾国藩的结发妻子，也是他的老师欧阳凝祉的女儿。婚后育有三子五女，长子曾纪第早夭，实际活在世上的有七个。五个女儿分别是：纪静、纪耀、纪琛、纪芬；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鸿。

欧阳夫人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自嫁入曾家，便秉承丈夫的意愿，亲自操持家务，纺纱织布，烧菜煮饭、克勤克俭，毫无怨言。曾国藩虽长居军旅，后又总督两江，经手银钱不下千百万，但他以廉洁自律，“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中”，因此欧阳夫人在家的生活远不像一般高管家庭那样宽裕。

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在南京两江总督任上，总结自己修身持家之道，归纳为“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身钦”四条，并以勤、俭、敬、恕为内涵，教育儿子，“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以此四条相稽，以期有成焉”。相似的，曾国藩还说，吾教子弟不离“三致祥”，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做为教育子侄的重要家训。

纸上得来终觉浅。曾国藩不仅在书信中指点曾家子弟不忘修身齐家，更是在实践中模范带头，并时时监督子侄们的落实情况。他告诉儿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又说，“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简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又叮嘱主持家事的二弟曾国潢，“吾家子弟，人人须以勤勉二字自勉，庶几长保盛美”。曾国藩在前线，唯恐其第在家为他买田置屋，“则寸心大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则死后做鬼也是不安”，并特意给国潢交代：“弟若听我，我便感激你；弟若不听我，我便恨尔，望贤弟千万无陷我于恶。”

曾国藩对儿子有很高的期望。无论是学业，还是生活，他都是一一点拨。在读书上，要求他们“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每当看到儿子在信中向他请教学问，就非常欢喜，并耐心地予以解答；还要求儿子在回信中对他的解答谈谈体会，如咸丰九年（1859年）给曾纪泽的一封信中提到：“吾前一信答尔所问者三条，一字中换笔，一“敢告马走”，一注疏得失，言之颇详，尔来禀何以并未提及？以后凡接我教尔之言，宜条条禀复，不可忽略。”

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的，但他对儿子的教育却很灵活。两个儿子科举之路不顺利，连举人都未考中。曾国藩鼓励他们读有用之书，习有用之学，而不是一昧沉浸于科举仕途之中。同时，他鼓励体质不好的儿子多外出，在欣赏山水中增加历练、陶冶性情。毫无疑问，这在当时都是相当开明的。在这种开明的环境和宽松的氛围中，兄弟二人都学有专长，并取得不小的成就。曾纪泽学习英文，钻研近代科技，并与光绪四年（1878年）出使英、法等国，又于光绪六年兼任驻俄公使，前后历时八年之久，“万国身经奇世界，半生目击小沧桑”，成为中国最早的外交家之一。在兼任使俄大臣期间，曾纪泽为收回伊犁与俄国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艰苦谈判，终于在1881年2月改订新约即《中俄伊犁条约》，代替了前任使俄大臣崇厚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为中国争回了大片国土。这是曾纪泽外交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一大成就。曾纪鸿则精通算学，编有《炮攻要术》、《电学举隅》，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卓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之一。

对于女儿，曾国藩同样倾注了一位父亲的爱，却并不溺爱和娇惯。他女儿众多，“遂深以妇女之奢逸为虑”，指出富贵家庭不勤不捡者，看看他们的内眷表现如何就知道了。他亲自为女眷们制定每日功课，如“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的食事；“绣花或绩麻之类的”衣事，“做针线刺绣之类的”细工；做男鞋或女鞋或缝衣之类的粗工等等。据五女曾纪芬晚年回忆说：“余等纺纱、绩麻、缝纫、烹调日有定课，几无暇刻。先公父自验功，昔时妇女鞋袜，无论贫富，率皆自制，余等须为吾父及诸兄制履，以为功课。纺纱之工，余至四十余岁随先外子居住时，犹常为之，后则改成机器缝衣。三十年来，此机常置余旁，今八十岁矣，皆少时所受训练之益也。”

曾国藩认为物极必反，“盛时易做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之家尤其应该注意谨慎谦虚，勤俭传家，以避免厄运来临。这种带有宿命论的小心显然是多余的，但注意加强对青年子弟的教育，无疑是非常理智的。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曾国藩对儿女们的婚事显然有自己的考虑。他为儿女们择定的配偶，都出自士大夫家庭，大都有着很深交情的同乡、同年、同事的子女，“女五人，皆适士族”。

曾国藩为子女择妻，择婿，看重的是书香门第、知根知底，而不是对方的显赫权势。但也有很多人把子女的一生幸福毁于个人的“政治婚姻”里。袁世凯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笼络了许多达观贵族，使个人在政治捭阖中如虎添翼。这种政治婚姻不只是源于中国，而是大有国际市场，恩格斯曾敏锐指出：“（在欧洲的骑士、王公等权势阶层中）结婚事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后来李鸿章在为自己的小女择取夫婿时，把落魄不不堪的张佩纶招入府中钠为快婿。当时张已经因中法战争中马尾海战失败的罪责在政治上无望再起，连“潜力股”都谈不上，李鸿章看重的是他的学识人品。在对待子女的婚姻问题上，李鸿章的确是受到了曾国藩的影响。

为了父母，总是想尽办法让子女过上好日子。曾国藩虽然对子女的婚事费尽心力，但最终结果却没能如他所愿。特别是几个女婿，有个彬彬若质，却英年早逝；有的小时候尚可，长大后成了纨绔子弟；有的婆母凶悍，虐待曾家姑娘——看来，知识分子的家庭并不一定代表着妻贤子孝。囿于封建礼教及朋友关系，曾国藩常常爱莫能助。

愤怒也罢，无奈也罢，都已于事无补。这不是曾国藩的失德，可以看到，在对待子女的婚事上，他比袁世凯之流要高尚和慎重，几个儿女的婚事都是他亲自挑选的，都是找一些门户相对的，或者是至交好友的家庭。这对于当时在朝廷任重职的大臣，这样关心和操心女儿的婚事，也要算是对女性的看着了。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这是时代的别悲剧。自由的婚姻离他那个时代太遥远，虽然当时在西方早就大行其道——在此之前，正是《红与黑》、《简爱》等文学作品盛行的时代。他超越了时代，体现了开明，却不能大踏步地前进，不可能完全脱离于生存环境。他徘徊于旧途，恋栈于老路，虽然用心良苦，终究难有突破，在许多事情上甚而涂上了悲剧色彩。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公众号“闲谈雅记”。期待您的来搞，和我们共同分享您身边的励志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