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坛，五毒俱全，末世之病，无一不具。如果说第一毒是愚，第二毒是贪，第三毒则是滑，愚人执政，贪官捞钱，滑头旁观，或不发一言，或模棱两可，官场乌烟瘴气，天昏地暗，不难想见。一众滑头排排坐，最前排必是这二位大人：王文韶和徐世昌。这不仅因为他们官居大学士——王文韶是武英殿大学士，徐世昌是体仁阁大学士，清朝的大学士，品阶为正一品，堪比古代的宰相——位极人臣，更因他们都滑到了一定境界，试观二人绰号：王文韶被唤作“琉璃蛋”“水晶灯笼”“油浸枇杷核子”（枇杷核子已经够滑了，加以油浸，简直无法着手），徐世昌被唤作“水晶狐狸”。前后之间，甚至声应气求。

我之所以要把这二者拎出来，则因这两年读他们的日记，感触良深。我的史料观，一向把日记作为首选。近世人物的日记，尤为富矿，大都可观。除了著名的曾国藩日记与晚清四大日记（即《翁同龢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此说应源自金梁），余者如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张佩纶《涧于日记》、恽毓鼎《澄斋日记》、孙宝瑄《望山庐日记》等，皆属佳品，不仅呈现了一个人的穷通，还可见一个时代的沉浮。当然偶有例外。譬如两个人的日记，我在开卷之前，满怀希冀，掩卷之后，备感失落，煌煌百万言，形同流水账，几乎没有遗留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与作者在其时代的显赫地位并不相称。这二人，便是王文韶和徐世昌。

王文韶日记起自同治六年（1867），止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前后历时三十六年。其早年日记，不能说毫无看头，论及时人，虽以赞誉为主，如称左宗棠“议论雄伟，其一种公忠浩落之气尤足令人钦服，洵一代伟人也”（同治六年正月初八日），称彭玉麟“其一种清刚俊上之气迥非寻常所有，令人叹服，论事极近人情，毫无怪癖之处”（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偶尔还是敢于非议，如称林则徐“学问经济实为本朝有数人物，而立法太严，亦有未免过火之处，又以讲求操守，易致疑人，致为谗言所动，卒至大局决裂，律以春秋责备贤者之义，亦似无可辞”（同治六年正月十九日）。中年之后，渐趋简约，如同掌柜记账，每天见了哪些人、干了哪些事、写了哪些信等，除此之外，不着一字，不消说对人事的批评，就连赞美，都无踪迹。最令人气闷的是，我一直想看看王文韶在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期间的见闻，不料打开日记，翻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发现只记到闰三月二十九日，“以下缺”，这一缺，则是一年半；随后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从元旦写起，到五月十四日，“下缺”，这一缺，则是半年……这就像一头饿汉，远远望见面包的轮廓，扑上去一看，竟空空如也。这些缺失的日记，不难推断，销毁者正是王文韶本人。

徐世昌日记（即《韬养斋日记》）起自光绪十一年（1885），止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前后历时五十五年，字数近两百万字。论规模，远过于王文韶日记；论内容，却远逊于——哪怕是中年以后的——王文韶日记。我重点阅读了其辛亥年（1911）日记，姑且以此为例。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翌日，徐世昌在北京得到消息，日记云：“未明起，入直。巳正三刻散。拜客一家。回家。午后杏荪、琴相来谈公事。同琴轩谒庆邸会议公所。久谈。归。约铁路南北段总办诸人谈公事并请宴。闻武昌为叛兵所扰，瑞总督乘兵轮到汉口。”后日日记云：“未明起。入直。午初三刻散。回家。午后小憩。会客至晚，留姜翰青、李季皋晚饭，又久谈始去。”……这两条，大抵代表了徐世昌日记的风格，同为流水账，还不如王文韶日记有意思：王文韶至少记载了那个时代的衣食住行，正如鲁迅日记，可供后世窥探其时的经济和生活；徐世昌枯涩的笔下，几无可发掘的细节，这般滴水不漏的写法，难为他坚持了五十五年。

固然不宜推论，像王文韶、徐世昌这么写日记、删日记，作者必定是一个滑头；具体到这二人，其日记写法，正与性情息息相关。他们的圆滑与谨慎，不仅表现于公事，还波及私生活，如日记这等秘事，都不愿留下蛛丝马迹，以免授人以柄。像曾国藩、赵烈文日记议论风生，李慈铭、王闿运日记嬉笑怒骂，对他们而言，直如天方夜谭。

不过，就王文韶日记的风格转向来看，他的滑头，并非先天赋予，而属后天磨砺。从青年到中老年，从直言到寡言，从意气风发到委曲求全，从勇猛精进到明哲保身，转向背后，则是千回百折的政治沉浮。其中一大关节，即晚清史上的南北之争。

王文韶（1830-1908）

南北之争，由来已久，在同治、光绪年间，终于酿成祸端。林文仁曾撰《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副题所云军机处汉大臣，一指沈桂芬，系南派领袖，一指李鸿藻，系北派领袖，以此二人为枢纽，南北之争愈演愈烈。王文韶属于南派，不仅因为他是浙江仁和（杭州）人，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咸丰元年（1851）沈桂芬任浙江乡试副主考，取中王文韶为举人，师生之谊，渐进为政治同盟。王文韶早年仕途平步青云，年仅四十便出任湖南巡抚，贵为封疆大吏，除了其自身的才干——尽管邓承修称王文韶“才不足以济奸”，却不可否认其才具，文廷式曾记道：“王文韶回乡之时，通省若狂。司、道以下，日候其门。迨见降调之旨，气焰乃稍息矣。然人以为近日枢臣之有才者，尚推此人云。”说远一点，滑头一般都是聪明人，徐世昌被讥为狐狸，可为明证，有人视王文韶为庸臣，着实冤枉了他——与沈桂芬的大力提携不无关系。

沈桂芬提携王文韶，在光绪四年（1878），达到高峰。前一年，李鸿藻母亲去世，按例需丁忧三年，军机处空出了一个位置。沈桂芬赶紧召王文韶进京，不到半年便把他引进军机处。此举不但操之过急，有损王文韶的政治形象，还“打破了南、北两派近十年来于决策核心各占一席的惯例”（林文仁语），导致政局严重失衡。南派虽一时得势，然而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出三年，因沈桂芬病逝，便跌落低谷。北派被压迫有多么严重，反弹就有多么激烈。

沈桂芬生前，倾力扶植王文韶为接班人，可惜无论政治资历、才具还是品行，王文韶都无法与其师相比。沈氏一死，他无力支撑大局，迅速沦为北派的靶子。光绪八年（1882），云南报销案爆发，他被牵扯其中，遭劾降职，攻击手便是李鸿藻旗下的清流党人邓承修、张佩纶等。五年之后复出，他还不到五十岁，已经锐气全无，不思进取。其时清流党解体，南北之争烟消云散，不过朝局愈发混乱，他无可依仗，只能两头三面，苟合取容，从此开始了政治琉璃蛋的滑头生涯。要言之，这是一个被时势逼出来的滑头：他成于南北之争，败于南北之争，待南北之争终结，反而无所适从，只好与世浮沉。这一幕，看起来无比吊诡，实质上正是晚清政局的惨淡写照。

王文韶的滑头，一来表现为装聋作哑，逃避责任，二来表现为和稀泥，谁也不得罪。老年耳聋，于他人是疾病，于王文韶则如恩泽，遇到不便表态的事情，哪怕听清了，依旧“诈聋”，一问三不知，惟余一张笑脸，连慈禧太后都骂他是“琉璃蛋”。至于和稀泥，试看高树《金銮琐记》记录的一则故事：义和团兴起，王文韶认为不堪大用，于是上疏朝廷，主张不宜围攻使馆，与列强交恶，结尾则道“如以臣为荒谬，臣亦不敢胶执己见”，大权在握的端郡王载漪拿到上疏，以为当杀，读至结尾，遂不加罪，“人谓王文韶不愧水晶灯笼之名”。

水晶灯笼之名，当时便广为人知。王文韶不以为耻，反作招牌。据金梁《光宣小记》：“（王文韶）时为大军机，每晨入值，舆前导以大灯，绘一‘王’字甚巨，一览即知。或以党人方谋炸刺贵要为言，劝去灯字，公曰：‘予和平处世，众莫与仇，正惧误伤，故特显著姓字以示人耳。’”看来，圆滑不仅可以豁免于内斗，还可以幸存于外患呢。

王文韶的滑头之主旨，在于避事，用现在的话讲，即“为官不为”“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相形之下，徐世昌勇于任事，其滑头之主旨，则在周旋，游刃于各大派系、势力之间，左右逢源，进退自如。他和袁世凯是把兄弟，其仕途屡受后者提携，1909年初，袁世凯被迫下野，他却屹立不倒，照旧官运亨通。两年后皇族内阁成立，在一干满族亲贵当中，他则占据了内阁协理大臣的高位，纵使用于装点门面，那也可见他何其讨人欢心。就这一点来看，水晶狐狸的道行，似乎要高于水晶灯笼：徐世昌曾自述做官四大秘诀：“圆通、沉稳、柔韧、机警”，这四点，王文韶不乏圆通，略具沉稳，至于柔韧和机警，则难望徐氏之项背。

比徐世昌幸运的是，王文韶死于1908年，享年78岁，倘若再活三五年，则将遭遇晚节考验，不知这个老滑头会闹出什么笑话——徐世昌为世所讥，最显著的污点，即在大清与民国之间首鼠两端——所谓寿则多辱，早死反成解脱，故而有人给他写挽联，有“速死毋成覆巢卵”之语（此挽联之主题，自然还是讥讽他的滑头：“承尘集鹏，耳眚闻牛，聪明不愧琉璃，速死毋成覆巢卵；鹿友乘轩，猿公恋栈，相业惟堪伴食，攀髯去作素餐臣。”）。他死后还得了个谥号，曰“文勤”，如果说其前半生勤于政事，后半生大抵只是勤于磕头。当这样一个以耍滑、装糊涂为己任的人被委以重任，国事如何，不问可知。

2017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