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笔下的凤凰古城 资料图

1959年，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陈列室做解说员。解放后的沈从文不但被驱出了作家群，甚至在学术圈也始终没有地位。虽然有副研究员的身份，但是他在历史博物馆是一个不受尊重的边缘人，始终处于底层“小职员”位置。周有光说：在没地方安放的情况下，把沈从文安排到历史博物馆。领导上不希望他做什么大事。整个处于在政治上被压制的状态。

在历史博物馆中，沈从文仍然能感受到郭沫若的权力辐射。史树青回忆：“文物局长王冶秋接近郭老，业务上靠郭老。他觉得沈先生转行是文人来避风，文物界有无沈先生没关系。他对沈先生的使用没怎么安排。”因此沈从文在新单位中位于底层的角落，上面有无数领导可以对他发号施令。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在本馆中上面有馆长，有本部主任，有组长，都可算得是我上司。每天我按时签到，一离办公桌必禀告一下主任，印二寸大照片作资料，必呈请主任批准，再请另一部主任批准，才能行。”他在一九五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则说：“……少说或不说馆中问题，凡事禀承馆中首长——馆长，主任、组长……要作什么即作什么，实事求是作一小职员，一切会好得多。对人，对我，对事，都比较有益”。

除了个人住房紧张外，在历史博物馆，沈从文还要不到办公室。杨文和说：“馆里有一段对沈先生不好，沈先生情绪低落。沈先生要什么不给什么，沈先生要一间办公室，当时办公室很多，我们也说，给沈先生一个房，馆里就是不撒口。我曾听一位副馆长说：“沈从文，哼，鸳鸯蝴蝶派！”（1998年4月14日口述）

沈从文只好在午门城楼一条走廊的小角落放了一张办公桌。他兼职在午门楼上给游客做讲解员，在午门楼上和两廊之间转了10年。他后来回忆说：“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学生兼老友的萧乾当年亲眼看见老师沈从文向观众讲解的场面，不免唏嘘：“有一回我陪外宾去故宫参观，恰好是他在解说，拿一根讲解棍，非常认真。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没有上前跟他打招呼。”

从穷乡僻壤的湘西奋斗到文化中心北京，从一个小学毕业生奋斗成大学教授，沈从文一路并非没有经历过委屈，他其实是有一定承受能力的。1939年西南联大聘沈从文为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就曾经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查良铮(即诗人穆旦)曾不满地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1943年沈从文晋升为教授，更是引起很多人的冷嘲热讽。刘文典就曾公开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4毛钱！”然而这些委屈和排挤，和他此时在历史博物馆的境遇比起来，已经不值一提。在西南联大受到的歧视，来自是同一阶层内部。而现在，作为“反动文人”，沈从文是一个被排除在正常政治序列之外的“政治贱民”。

沈从文向友人一再述说他的黯淡心境。“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七时到下六时共十一个小时。以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通说不上的。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两年余来，凡是旧日朋友通隔绝了。凡事都十分生疏。……家中人对我生疏日甚，别的人对我生疏更可想而知。在博物馆二年，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处，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时，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1956年3月，沈从文写道：“读报，报上正说及全国作家在开会，巴金老舍发言都刊载出来。很奇怪，我是谁？”他在博物馆工作二十年，检讨作了六十多次。因为为人低调、谨小慎微，天性又与人为善 ，所以他奇迹般地躲过了反右，而丁玲被打成了著名右派，但实际上沈从文的政治地位仍然是低于丁玲的，起码丁玲本人这样认为。1960年，已经被发配北大荒的丁玲临时返京参加文代会，会上没有人敢和丁玲寒喧，但是大会的联谊会结束后，沈从文专门跑到公共汽车站，去和在那里等车的丁玲说话。林斤澜目击了当时的场景：

沈从文明显表露出一种关切；丁玲则始终板着面孔，而且不大愿意和沈从文交谈，眼睛不时望着别处。王力评论说，丁玲自觉到“她即使在政治上已经落水，也和曾被认为是‘反动文人’的沈从文的根本区别。”不光是丁玲如此，甚至沈从文的儿子也是这样对待他。

反动落后的沈从文逃过了反右，他的儿子、坚决与沈从文划清界限、一心争取进步的沈龙朱却不幸因为发言积极成了右派。“但是，即使人生遭遇重创，沈龙朱在父亲面前依旧有政治上的优越感”，不愿意和沈从文说话。沈龙朱后来回忆说：我最艰难的时候，也始终认为，我是党内反右的，不是外头反右，不能随便和你们说。总之，还是有点特殊的感觉。亲生儿子的这种态度，真切地反映出沈从文的政治地位。（文/张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