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一个被过度娱乐化的多年坚持在音乐道路上音乐人，很多人往往被他的花边新闻、绯闻吸引而往往却忽视了他的音乐本身，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作为从5岁就开始拉小提琴，并在中央音乐学院从附小到附中再到大学一路走来，有着扎实的音乐基本功和音乐素养的，他会拉小提琴，一练就是20年，他还会中提琴，从上大学本科开始跟小提琴一块练，他还自学了吉他，键盘，架子鼓，都能上手，尽管小提琴已经多年没摸，但是假以时日，以小提琴手身份登台的汪峰肯定不输任何名家，当然还有他的歌声，嘶哑的咆哮，还有温情地吟唱，在众多质疑他的歌还是不是摇滚乐的同时，很多人都忽略了他以每一年半就出一张新唱片的频率是建立在他不懈的努力和坚持下的结果。汪峰被很多人误读了，但一切都要从93年11月份讲起，正在上大三的汪峰，在就读的中央音乐学院里找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以学校的地址北京市宣武区鲍家街43号命名，这就是鲍家街43号乐队。

乐队是由汪峰发起的，当时汪峰的想法很明确，首先队员必须专业素质过硬，其二，要有共同的奋斗目标，于是他找到了同班同学也是学中提琴的龙隆，还找到了同系的学低音提琴的李斌，还有打击乐系的李刚，还有作曲系的学弟杜咏，几个人都是各院系的出色乐手，汪峰在找这些人之前肯定做了市场调查，当然，组乐队你不可能让龙隆去拉中提琴，让杜咏专门编曲，然后啥事也不干，其实几个人都是多面手，龙隆就弹得一手好吉他，杜咏会键盘，李刚打击乐系的打架子鼓肯定是手到擒来，李斌学低音提琴的，就是大提琴，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主人公王启明就是玩大提琴的，大提琴很少用弦拉，是弦类乐器里面的异类，多数是用来拨的，所以我们看交响乐团演奏时，大提琴手往往坐着，手指在裆部用力地拨弦。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戏内交代，王启明在乐团是首席，再首席也是大提琴手，其实交响乐团里地位最高的除了指挥便是首席小提琴手，跟指挥离得最近，技艺最精湛，归指挥直接领导，独奏部分也往往由首席小提琴手完成。一个正规的交响乐团往往有两个大提琴手，一个是首席，另一个是副首席，怎么区别呢？谁离指挥近，或者谁最靠近观众谁就是首席，小提琴手也往往由首席和副首席之分，也是这么判断的，汪峰在94年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就分配到中央芭蕾舞团任副首席小提琴手工作，这对刚刚毕业的他来说无疑是相当好的工作了，估计他的父亲，后来官至海军军乐团团长的汪积均也为儿子就业铺了不少的路。但是不安分的汪峰在团里干了几个月后瞒着家里人毅然地辞了职去跟几个同学去搞乐队，把他老爷子气得火冒三丈，跟汪峰说只要他离开家就不认这个儿子，当时才二十几岁的汪峰还是坚决的离开了家。汪峰的母亲两边劝来劝去丝毫没能改变两人的意志，还跟汪峰说只要他回来，再去芭蕾舞团说说回去的事，汪峰打定了主意，还是搬离了家，在北京某处租了个没有暖气和炉子的小房子住下了。按说，汪峰的父母可谓是用心良苦，从他母亲的举动来说，他们夫妻俩肯定是用了关系才帮汪峰找好了工作的，虽然只是副首席小提琴手，来日方长，首席万一哪天退了休或者另谋高就了，首席的位置就是汪峰的了，而且还是铁饭碗，那是有编制的，汪峰怎么就那么想不开呢？如果那些老炮们能预见到若干年后上成百上千万人考公务员的盛况，拼了命地想往编制里挤，估计也会审慎选择离职，所以说，性格决定命运，思路决定出路这话不假，假使汪峰真在芭蕾舞团干下去，我们就听不到鲍家街43号乐队和汪峰那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了。

从93年末乐队成立，再到汪峰从芭蕾舞团辞职，再到乐队成员在母校租下一间排练室，直到96年下半年乐队才开始走穴演出有点收入，在离开校园两年多的时间里，是他们最艰难的时候，汪峰也有在数九寒天里吃方便面还接不上顿的时候，屋里温度零下，窝在被窝里瑟瑟发抖，他妈去看他，看见儿子受的那些罪心疼得不行，塞给他钱，还说他爸不知道这事，汪峰才收下，其实那些钱是汪峰的老爸嘱咐他妈送过去的，他妈要说是他爸让捎来的，汪峰估计还不能要这钱，看来还真是亲爹亲儿子，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那种人。

鲍家街43号乐队的初次惊艳亮相是在著名的摇滚圣地北京马克西姆西餐厅里，汪峰后来回忆说，当天晚上什么崔健啊、黑豹啊、 唐朝啊系数亮相，这些人在当时的京城已经是腕儿了，轮到鲍家街43号乐队演出完下台，观众反应热烈，连那些腕儿级乐队也很吃惊，因为他们没听过类似风格的音乐，汪峰等人不禁有些沾沾自喜，然后京文唱片的老总许钟民找到他们谈合作的事，真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正是互相需要的时候，怎么会有不欢而散的事呢？不久双方就敲定了发行三张专辑的事，录制小样便被提上日程。

关于早期鲍家街43号乐队作品的风格，特别是首张同名专辑，有着浓烈的布鲁斯风格，这点汪峰也承认，特别是那首《点亮火焰》更是以纯布鲁斯音乐的风格示人。这种风格在当初的乐坛是绝无仅有的一例，作为均为科班院校毕业的成员，他们的乐队也被定义为学院派，他们对音乐理解的能力和消化的能力是首屈一指的。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学院派的鼻祖乐队，他们比鲍家街43号乐队成立要早至少一年的时间，这就是历经王晓京、郭传林、沈永革三任经纪人打造的轮回乐队，主唱吴桐71年北京生人，跟汪峰是同一年，他生日小点，是71年底的，汪峰是6月末的，俩人家世很比较像，吴桐出身于民乐世家，他父亲也是搞民乐的，汪峰的父亲汪积均是长号手，俩人在91年同入中央音乐学院求学，吴桐善吹笙、萧、埙（这个乐器比较邪乎，没事别拿着瞎练），汪峰会弹吉他、小提琴、中提琴。一个善吹管类乐器，一个善于弦类乐器。俩人同级不同系，你要问俩人认识吗？笔者严正地告诉你，肯定认识，因为俩人曾多次同台演出过，但是在校园里俩人关系咋样，对不起，笔者真不知道。吉他手赵卫，66年南京生人，91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也就是说吴桐和汪峰9月份入学的前两个月，人家赵卫已经毕业了，后来赵卫去了解放军军乐团，在参加轮回乐队前，赵卫的军衔是少校，也就是通俗说法的两毛一，是副营级或副团级干部，号称是搞摇滚乐里面的军衔最高的人，摇滚圈里军人出身的也还有几个，比如许巍和李延亮都是文艺兵出身，当然了还有赵明义。吉他手李强69年青岛生人，88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之后在解放军军乐团供职，期间认识了后来的黑豹鼓手赵明义，还有当时还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学的赵卫，后来他也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他的加入轮回乐队要比其他人晚一些，李强回忆，某次轮回在南方演出，主唱吴桐和与李强有旧的赵卫找到了他，说乐队还需要一名吉他手，为什么要俩吉他呢？因为主唱吴桐不会弹，无法肩负节奏吉他任务。贝斯周旭68年哈尔滨生人，92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是轮回的元老之一。轮回的早期鼓手是焦全杰，也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笔者无法查到他的出生年月籍贯信息，不过意外的收获是他在学校里教他打击乐的老师正是鲍家街43号鼓手刘刚的打击乐系教授刘光泗，这个刘光泗可不简单，被誉为中国打击乐之父，曾在总政歌舞团（这个团比任何军乐团、军歌舞团都牛逼）任首席打击乐手，61年就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了，按时间推算，此时桃李遍天下的刘教授应该已经是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了。焦全杰离开乐队后，刘光泗的另一个徒弟冯军加入乐队，冯军就不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了，他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的，通过他父亲冯恕忠的关系找到了刘光泗学习打击乐，估计就是私人授课那种，95年轮回乐队在郭传林的鸿钛唱片旗下发行的首张专辑《创造》的录音鼓手便是冯军，2012年时冯军的文职军衔是中校，要是赵卫还呆在部队系统，他的军衔肯定要比冯军的高。99年冯军离开了轮回，继续在解放军军乐团上班，现在是乐团的首席打击乐手。接冯军班的是科班毕业的尚巍，68年合肥生人，92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后来到北京发展，在那个盛产摇滚乐手的全总文工团任职，99年加入轮回乐队。

我们把两只乐队的成员作下比较，首先早期成员均为科班院校毕业，轮回乐队成员民乐素养较深，那首《烽火扬州路》的前奏部分就是一大段琵琶SOLO，多名成员曾在军乐团工作过的经历更是凭添了些许军旅色彩。鲍家街43号西洋器乐技法扎实，但是拉小提琴出身的汪峰可以避免使用这种乐器，汪峰说，正因为自己多年拉小提琴，而不去把它用在音乐上就是不给人一种显摆、炫技的感觉。从这事上可以看出，汪峰确实是个很拧巴的人。再一点是受国外摇滚乐队影响较大，汪峰本人就特别推崇大门乐队，90年时候，还在音乐学院附中上学的他就跟随院交响乐团亚欧巡演，据说是走了40多个国家，可以说此行对汪峰的影响是震撼性的，一定程度上也奠定了鲍家街43号乐队的音乐风格，作为主创人员的汪峰，他所创作的音乐必定是融合国外摇滚乐的国际风格，而布鲁斯风格又恰恰是他最钟爱的一种。可以说两只乐队一个是本土特色，一个是异域风格,比如轮回的《烽火扬州路》和《满江红》的歌词部分就是古典诗词，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鲍家街43号呢，像《晚安 北京》和《我真的需要》更多的是一种情感的宣泄，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宣扬，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冰之举。

其次呢，两支乐队成员在年龄结构上，轮回乐队平均年龄要大鲍家街43号乐队两到三岁，所以人家轮回成立时间早，91年底就成立，那时候主唱吴桐才刚上大一。才华嘛，有时候就跟怀孕一样，到了时候自然就会出来的，年长一点好处就在这。第三呢，乐队成员变化上，轮回坚持走学院派路线要比鲍家街43号要远得多，从存在时间上来说，轮回至今也没宣布解散，而真正意义上的鲍家街43号乐队，从99年汪峰签约华纳唱片就解体了，那之后只有鲍家街乐队，是汪峰的御用乐队，成员除了汪峰，其他乐手均换了人，而鲍家街43号乐队则永远地消失了。从阵容变动来讲，轮回队员的变化，主要是鼓手和主唱，04年，主唱吴桐在美国长期不归，引起队友不满，单方面宣布主唱离队，搞得身在美国的吴桐一头雾水，有消息说当时吴桐在美国跟着大提琴家马友友巡演，还有说法是吴桐在美国处理私人事务，似乎跟老婆孩子有关，总之，在队内年龄最小的吴桐被无情地开除了，当时吴桐离队的信息被各媒体大肆报道，很久未浮出水面的轮回乐队又一次被很多人记住，也相当于做了一次免费的广告，海选新主唱也借势开启，当时热门的新主唱人选是刀郎，估计双方私下也联系过，那时候的刀郎刚刚火起来，但是最终轮回选择的新主唱是来自福建的吴遥，94年就赴京发展的她，在这之前也组过乐队，也在酒吧驻过唱，混的并不是很好，04年，赵卫和李强发现这个女歌手声线跟乐队风格很搭，然后在介绍给其他成员，吴遥顺利加入轮回乐队，学院派的轮回乐队终于迎来一个非学院派的主唱，吴遥当年仅在福建省艺校专科学习，既不是名校，也不是本科，这也是轮回乐队唯一不具备学院背景的成员了，但是吴遥的音色真的不错，有着平滑的金属质感，没有女声那种绵软和温吞，神似田震。她在轮回最著名的歌曲就是那首《晚风》了。

鲍家街43号乐队成员变动较大，实际上在96、97年之交，贝斯手王磊、鼓手单晓帆等混迹圈内较长时间的社会乐手就加入了，97年8月，单晓帆因不满汪峰霸道的作风离队，晚间新闻乐队的鼓手王立东加入，当年底，王立东也离队，万金油鼓手赵牧阳加入鲍家街43号乐队，实际上学院派的鲍家街43号乐队在96年夏天就不再是纯粹的学院派了，著名电台DJ、摇滚推广人张有待收藏了一张鲍家街43号乐队录制的小样，收录了乐队的早期六首歌，小样一般是在专辑发行前作为一种试验品交给出版方的，王磊和单晓帆就参与了小样的录制，当然正牌贝斯手李斌和鼓手刘刚也参与了，等到97年六月，乐队首张同名专辑发行之后，俩人就离开乐队了，键盘手杜咏、吉他手龙隆则是汪峰请他们吃完散伙饭才离队的，王磊和赵牧阳应该是没参加，汪峰后来回忆说，在发完第二张专辑的98年底就有俩人提出离队，应该说的就是这俩人。所以说，目前为止，一支完全的、纯粹意义上的学院派乐队几乎没有，当然，从严谨性上讲，这话不是绝对的，如果现在在中央音乐学院等著名专业学府在校生组个乐队也不是啥难事，问题是他们的艺术造诣、风格、作品，我们都不知道，笔者所说的不是这种萌芽乐队，而是那种历经市场和听众考验过的乐队。

有时我们在想，乐队的解散或者成员频繁更替的原因，除了钱的原因，在艺术上的分歧具体表象是什么样的呢？

早在87年就成立的白天使乐队成员之一，现在著名的中阮大师冯满天在谈到当年那些事的时候曾说到，89年乐队解散前发了一张专辑，之后，吉他手刘义军坚持要搞重金属，而臧天朔则想做他喜欢的那种蹲坑呻吟式的音乐，然后乐队就解散了，当然那种蹲坑呻吟式是笔者归纳出来的，冯满天原话不是这样的，而且他也只说了这俩人在音乐上的分歧，实际上当初的白天使乐队还有几个重要的人，一个是鼓手程进，还有秦琦、秦勇哥俩，这几个人在刘义军去了唐朝之后再次重组成1989乐队，但是臧天朔后来回忆，因为音乐理念的分歧，乐队最后就剩下四个人，这还是把当时还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上学的留学生寇善力拉进来才凑够数的，秦琦后来去了唐朝当了阵主唱，也觉得理念上与唐朝不太搭，离开了唐朝，后来还在苍狼乐队当过一段吉他手。秦勇93年末去了黑豹当主唱，一干就是八年。程进思想活泛一些，90年代初就下海经商去了，搞乐队也是业余性质的，偶尔客串下鼓手。这是早期具有代表性的因音乐理念上发生分歧导致的乐队解体和成员更换，因为那时候的乐队涉及到的钱上的纠纷不多，其实本身就没什么钱，所以谈不上因为钱搞得互相离心离德，顶多就是没钱吃饭，前景堪忧等等。白天使乐队的解散和1989乐队成员的大幅更换可以说是音乐理念分歧因素占比较高的那一类。到了后起之秀轮回这，很少有消息说乐队内部因理念不同导致成员如何如何，几乎没有，就连把吴桐开除出队，作为乐队核心的赵卫和李强也没拿这个说事，而是直接说吴桐长期不归，说得很直接。而主唱吴桐在队里丝毫没有领导权威，论年龄他得管每个人叫大哥，论音乐素养，他也不见得比谁高，他连吉他都不会弹，还得让赵卫把李强拉来肩负节奏吉他的任务，只是嗓子确实好，所以当乐队单方面宣布吴桐离队时，吴桐也只能默认。到了再晚一点成立的鲍家街34号这，就有点意思了，汪峰属于那种很有才华但是个人魄力上又缺乏包容性但是又很想当领导人那种，说到底就是缺乏领袖魅力，不懂领导艺术，问题就来了，他镇不住乐队，当时单晓帆离队也是反感汪峰镇不住还非得镇这一点，而在乐队定位和艺术特色上，比汪峰大一岁的主音吉他手龙隆又坚持那种学院派的创作方式，对乐队作品的创作有独到的见解，实际上，在97年，鲍家街43号发完首张同名专辑后，俩人就产生了分歧，龙隆忍了下来，当第二张专辑《风暴来临》发行后，市场反应与预期相差极大，汪峰后来回忆说，第一张专辑里基本上没有关于爱情的歌曲，第二张就有了几首，汪峰说创作初衷原本是想做多方面的尝试，涉及更广泛的题材，其实汪峰心里明白，要想火，必须得像黑豹、零点那样接地气，俗点无所谓。但是龙隆则非常不认可，觉得既然自身定位是那种高材生组的乐队，就必须以那种鹤立鸡群的方式推出那种清新脱俗的作品，这就是他们在音乐理念上具体分歧了。

汪峰后来回忆，记忆中有两次艰难的抉择，虽然后来证明他的两次抉择都是正确的，但其中内心的挣扎与苦楚至今回味起来还是相当地艰涩，第一次抉择便是和早期的经纪人小伟的无奈分手。小伟原名杨青伟，比汪峰大五六岁，是汪峰就读的中央音乐学院教工子弟，当时已经在跨国公司3M公司上班了，而且还是北京办事处高层管理人员，汪峰后来回忆说，当时杨青伟在中关村卖电脑发了，因为早就认识，对他和几个同学搞乐队很热衷，后来94年初在北京展览馆（这地方大家很熟悉吧）首届乐器展上（这里面汪峰记忆应该不确，摇滚传教士曹平曾说过在90年代前也曾在北京有过乐器展），杨青伟带着几个毛头小伙就去了，到了那没门票不让进，杨青伟掏出一张大额支票来问保安支票让不让，保安惊诧了半天，果断放行。这里面两个细节需要说一下，首先关于杨青伟的身份，有文章说他是高干子弟，从汪峰的回忆的细节里可以得到很多印证，比如他是教工子弟，很可能杨青伟的母亲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而父亲则是高官。如果说杨青伟仅仅是中央音乐学院教工子弟的话，即便能进入3M公司，在当年不满30岁的年龄就能在这样一个大公司当高管本身就很可疑，再一点，94年左右能做电脑生意的人可都是掌握政商资源的人，那玩意全是进口的，没点关系能做这个生意嘛？就跟现在做进口豪车生意的，那是需要配额的，并不是说你这个专卖店想进几辆奔驰S级、捷豹、宝马7系就想进的，首先得有配额，上面说给你多少配额就是多少，上面是谁呢？这里面想象空间太大了，所以可以操作的空间也很大。所以在94年能做电脑生意，身份都不是一般人，其次，做这种垄断性强的生意，是暴利啊，那时候电脑是个新兴玩意，完全是卖方市场，

不存在什么性价比高低、货比三家的问题，想买就得来我这，别无分店，爱买不买。还有一个很多人都知晓的潜规则就是，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在招聘人员时，这些高干子女是首要人选，因为他们对公司业务的开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原因不言自明，拼爹时代自古至今皆是啊。不能再往深里说了，跑题不说还太敏感。就说杨青伟带着乐队的几个人买乐器吧，因为有支票撑腰，几个队员原来做梦都不敢想得到的乐器居然就能实现了，吉他手龙隆选了把GIBSON牌最好的一把电吉他，仔细看好了每个字，首先GIBSON品牌吉他只做中高端吉他，价格不是一般的贵，而且还是最好的一把，汪峰的原话是这样，估计是这个品牌里面当日展出的最贵的一把。鼓手选的是YAMAHA鼓，也是世界顶级品牌，其他乐手和汪峰自己选的什么牌子汪峰没说，反正是一套乐器全配齐了，笔者猜测汪峰也买了把吉他，以汪峰的性格估计不会选太贵的那种，买太贵的会有些不好意思的，因为整个乐队里就他跟杨青伟最熟，他不太忍心让朋友太过破费。然而在结账时，还是花去了杨青伟十四万多之巨。

94年初，这可是一笔巨款啊，购买力估计跟现在的几百万差不多。要知道唐朝吉他手刘义军攒了一年的钱才攒了500块，买的还是一把国产电吉他，虽然买的时间早些，但是94年通货膨胀还没那么厉害，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一套乐器在当时是多么大的一笔投资,然而当京文唱片的老板向鲍家街43号乐队抛出橄榄枝的时候，汪峰万万没想到就要和杨青伟说拜拜了，跟京文签约时候队员们都很兴奋，但是京文的老板许钟民告诉几个人说他们公司是单一经纪人制度，几个人还不太明白，然后许钟民就说，单靠出唱片赚不到钱，所以以后演出什么的只能由京文方面来管理，几个人立马明白了什么意思。汪峰后来回忆说这是他经历的第一场艰难的选择，虽然最后还是跟京文签了约，你说他矫情也好，功利也好，汪峰既然有那种对人不起的感觉，总体说来心眼还不算坏，好在杨青伟还是很豁达的人，处之淡然，没说什么，但是各位设身处地的为杨青伟想一想，这是件多么悲催的一件事，投入了那么多钱，倾注了那么多情感，乐队说跟别人签约就签约了，心情可想而知，而且他在做乐队经纪人的时候也没赚多少钱，因为乐队是在96年下半年才开始有演出，那时候离跟京文签约也不远了，到头来弄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杨青伟走的时候还说他们的决定是对的，总要朝着有希望的方向发展，汪峰后来回忆说，杨青伟跟他说过很多事情、很多话，最后都一一应验了，这说明他是个很有先见之明的人，对社会有着很深的洞察力，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自己的行事风格。后来杨青伟移民去了香港，混的相当不赖，跟汪峰多年来也没断了联系，14年回京还跟汪峰一块合作开了个工作室。汪峰口中的杨青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笔者对那些所谓纨绔子弟的印象，或许他本身也不是什么纨绔子弟，仅仅是个中央音乐学院的子弟而已，但这个人注定要成大事的，自信、稳重，特别是对得与失的态度上，常人无法企及。

鲍家街43号乐队与京文合约签的是帮乐队出三张专辑，97年6月《鲍家街43号》正式发行，98年12月《风暴来临》正式发行，当汪峰拿着第三章专辑的小样去找京文的工作人员谈发行的时时被告知制作费用又要下调5万块，汪峰又找到京文老板许钟民问怎么回事，许钟民也苦着脸说费用有限，不得已，汪峰说费用就像乳沟，挤一挤还是有点的，许钟民说，天生平胸再加营养不良再挤也挤不出水来，汪峰说想拿着专辑去别的公司碰碰运气，许钟民也表示悉听尊便。就这样，乐队和京文分手了，汪峰回忆当时种种说，发行了两张专辑的乐队虽然有名气了，但在生活上并未有任何实质上的好转，因为京文的合约是那种包干制，打个比方说，录制一张专辑一共给15万，录完了花去12万，还剩三万，五个人分，每人到手六千块，然后各自还还外债，交交房租，请客吃饭就所剩无几了，到了第三张的时候，京文还要降一大块费用，这简直是等于下了逐客令了，汪峰也很知趣，实际上，99年当年几大唱片公司几乎同时进入中国开拓市场，汪峰在当年就被盯上了，而且开出的条件都很优越，说得天花乱坠的，只有时任华纳唱片老板的许晓峰的承诺很实在，汪峰很感动，但是许晓峰的条件是只签主唱，乐队不要，汪峰很纠结，许晓峰就说华纳看中的是汪峰个人的创作才能和演艺才华，因为他包办了鲍家街43号乐队的绝大部分作品，并给汪峰一个星期的时间考虑，同意就签，不同意就算了，汪峰回去后窝在家里一个星期，然后就去找了许晓峰签了合约。事后汪峰觉得在这事上自己特孙子，有这一点就够了，笔者猜测，汪峰其实第一时间就想跟许晓峰签约了，只不过这一周的时间他在想怎么给他那帮兄弟们一个交代而已，只不过这一周时间对他来说也是异常痛苦的一周。到了摊牌的时间，汪峰把杜咏和龙隆叫到一块吃饭，开诚布公地说他自己已经跟华纳签约了，他们不签乐队，只签他自己，一块签不可能，与其一块死还不如先活一个，自己这事办得确实不地道，虽然你们可能对我的做法非常不认可，但是，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咱们以后还都是朋友，即便你们现在不认可，等等等等，说得很煽情。龙隆后来回忆说，他们还是坚持把散伙饭吃了才分开的，可能是由于艺术家的清高吧！这话说得其实很委婉了，但还是给人一种酸溜溜的愤懑的感觉，其实龙隆的潜台词是没有你汪峰，我们照样能生活得很好，照样能作出好的音乐来。这就是汪峰说的他的第二次艰难的抉择，比第一次还要痛苦。笔者觉得汪峰的意思是第一次他们把杨青伟甩了还是个集体行为，从法不责众或者大势所趋这种思路来想还是有心可原的，但是这次，完全是汪峰自己的行为，从与京文谈崩到与华纳的签约，完全是他自己想法在行为上的贯彻执行，说不好听点就是他背叛了乐队，思想上有负担，有负担是好事，起码说明汪峰还不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在不少人对汪峰的这种行为感到不齿的同时，笔者也设身处地地想了想，换做其他人或许未必能比他做得更好、更坦荡，有古语云——知耻近乎勇，汪峰还是很勇敢的。

加盟华纳的汪峰个人事业上有了质的飞跃，华纳老板也一一兑现了承诺，起码版税拿起来相当开心，2000年，加盟华纳的首张专辑《花火》得到了各方好评，01年初，为王小帅电影《17岁的单车》配乐的汪峰把作品收录在一个合集里由华纳出版发行，专辑和电影同名，02年发行了专辑《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04年发行专辑《笑着哭》，05年华纳的老板许晓峰辞职，汪峰也转投了创盟，并在创盟发行了专辑《怒放的生命》，在创盟呆了不到两年时间，汪峰又换了东家，他加盟大国文化，数年间又有两部专辑发行，一部是07年发行的专辑《勇敢的心》，一部是09年发行的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11年，汪峰高调加入丰华秋实唱片公司，同年发行专辑《生无所求》，13年发行专辑《生来彷徨》，以上是汪峰发行的个人专辑，不包括各类精选集、单曲，光专辑部分就已达到9张，如果还要加上在鲍家街43号乐队时期的乐队两张专辑就达到了11张，他的勤奋程度可见一斑，特别是近些年来他的“存在”和“峰暴来临”系列演唱会，再借着旭日阳刚侵权事件、与高晓松交恶事件、离婚与劈腿事件、与影后恋爱事件、上头版总被抢事件，汪峰现在可是炙手可热的歌手，作为公众人物他需要媒体的关注，媒体也需要他来点缀花边，可谓是相得益彰。

关于上头版这件事，汪峰曾袒露过心扉，他说上不上头版真无所谓，主要还是听众们对他歌曲的评价对他来说很重要，他就怕他的歌被听众和粉丝说成是垃圾，他真的很在乎这事。笔者觉得他这话还是很中肯的，作为一个在音乐道路上走了20多年的人，如果他的作品被人说成一文不值，这是个相当打击人的说法，这方面汪峰显然没那么豁达。尽管好多人说他伪摇，但是伪摇怎么了？还不是有那么多粉丝，曾有人对比分析汪峰和许巍的粉丝成色，最后得出结论是许巍的粉丝往往更忠诚些、专业些、人文色彩浓郁些，汪峰的粉丝成分驳杂，各年龄段、各行各业都有他的粉丝，这分析也不无道理，其实这也印证了汪峰的歌其实更流行些，符合普罗大众的口味。坊间有一传闻说，某次演唱会上，主办方同时请了两位，但是压轴出场的定的是许巍，汪峰知道后不乐意了，问许巍出场费是多少，主办方说多少多少，汪峰就说把自己的出场费降一降，让自己压轴，结果是主办方还是坚持了原来的安排，汪峰在这方面真想跟许巍死磕一次，总有种一时瑜亮的感觉，其实笔者觉得大可不必，汪峰的音乐可以雅俗共商，许巍的音乐更具一点文艺范，两者根本不在一个路上，没什么可攀比的。

关于汪峰的情感生活，可以说确实是比较乱，笔者在这里再八卦一点，按时间顺序来讲，早在98年的时候就跟女歌手筠子认识了，还帮她写过歌，那时候筠子钟情于高晓松，用情很深，但是高晓松是个花心大萝卜，甩了人家，汪峰作为好友嘘寒问暖地，后来成为筠子次任男友，但是汪峰后来也移情别恋了，筠子受不了双重刺激，再加上性格也比较刚烈，在家里自杀了，一时间满城风雨，高晓松作为伤害筠子最深的男人成为了众矢之的，汪峰反而没啥事，后来汪峰与在四川认识演出时认识的主持人齐丹结婚，没几年两人离婚，然后和当年年仅18岁的女模葛荟婕生下女儿，没有结婚，后来又跟非圈内的一名美女康作如结婚，又生了个女儿，然而好景又不长，他们又离婚了，现在他的女友是著名影星国际章，而且也在众目睽睽之下求婚成功，看来只剩下办酒席请客了。

汪峰在择偶观上的混乱固然不太道德，但是从女方的角度来讲，如果她们是图汪峰的钱才跟他好就有此结果是不值得同情的，把这一点排除了，图汪峰模样的估计也是远视眼，估计可能性也不大，因为汪峰那副深邃无比、能把眼球放大N倍的远视镜能把好多人吓得望而却步，如果是图汪峰的才华才愿意跟他在一块的女人，是不是也应在做决定之前好好考虑一下，作为公众人物的汪峰交际圈肯定是缺少不了各式才貌俱佳的女性的，既然要结合就要考虑风险，风险太大可以选择不结合，既然结合了就要承担各种潜在竞争者带来的未知风险，可汪峰同志在男女问题上抵御诱惑的能力太差，人都是有动物性的，尤其是男性，假如你问100个男性当有个美女脱光了站你面前，不用你负责任，除了你们俩也不会有第三个人看到，身体健康，你们上还是不上？估计除去同性恋、阳痿的十名男性，剩下的90个人会异口同声地说上。再一点，从人类繁衍的角度来讲，在人种和血统优胜劣汰的人类繁衍史上，有能力的男性往往会同不同的女性繁衍后代，为的是让后代携带多种母体基因，促进DNA的多元化发展，由此来保证每个人类个体都是独一性的。就像狮群一样，越强壮的雄狮就可以占有更多的母狮，通俗一点说就跟种地一个道理，一块地播下的种长出来的和多块地播下的种长出来的肯定不一样，这根地的本身特性有很大关系，当然前提是你得有能力耕这些地，体力差的只能耕点自留地了。

这里可不是笔者在这胡说八道，曾有学者研究过这方面问题，笔者也有幸读过该文章。当然笔者也不是为汪峰开脱，任何有正义感的人都不会认同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只能说道德的约束力真的很有限，还好，我们不是明星，不暴露在镁光灯下，也不必背负如此沉重的道德压力。简单一点说，比如笔者看到路边停着一辆非常漂亮而且昂贵的车，因为内心很不平衡，笔者朝车上吐了口浓痰，后果是什么呢？顶多被看见的人投来鄙视的眼神，最差也是被车主抓个现行，弄不好还挨了拳脚，但是假如让汪峰去干这事，事情就大了，第二天各大媒体就开始报道巨星汪峰昨日在某街道因往豪车上吐痰被车主抓获，因为该车主是汪峰的歌迷，双方没有发生口角，车主自己擦去浓痰后，还亲自驾车送汪峰赶往机场，双方在愉快、祥和的气氛中握手言别。然后，看到新闻的各路群众开展议论，说什么的都有，这就是明星效应，任何事，任何行为，都会被无限放大，作用到明星本人身上则形成一种巨大的压力，仿佛是全天候被监控一样，既要顾及形象，还想率性而为，很纠结，所以当明星也不是一般人当得了的。

生活中的汪峰形象确实不佳，但是音乐上的汪峰是孜孜以求的，就是这样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还是谈一谈他的歌吧，毫无疑问的是，他所在的鲍家街43号乐队的两张专辑的经典地位是他的9张个人专辑无法撼动的，尤其是乐队首张专辑，里面的几首歌相当经典，首当其冲的当然是那首《晚安 北京》了，部分歌词如下:今夜我将在雨中睡去，伴着国产压路机的声音，伴着伤口迸裂的巨响，在今夜的雨中睡去，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们。联想到若干年前，那个风雨如磐的夜晚，歌词的张力无以言表。汪峰也以此歌名命名了他的处女作《晚安北京》，故事的主人公叫王凡。还有首歌叫《李建国》，部分歌词如下：你一定在哪儿见过他，他的名字叫李建国，如果你问他是谁，他就是我们每个人。非常常见的一个名字，或许全国有几万个李建国，但是他没想到的是，若干年后会有一个李建国身居高位。再一首歌就是那首汪峰几乎每场演唱会必唱的歌曲了，它就是那首《小鸟》，部分歌词如下：我飞来飞去，像一只小鸟，我飞来飞去，像一只小鸟，我飞来飞去，像一只小鸟。有这三首就足够了，这让我们知道，早期的汪峰，还是摇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