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棕刘兵 | 高士其科普作品中的隐喻分析|163

作者宗棕（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刘兵（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
责编许嘉芩刘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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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其手迹

科学修辞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文本的研究表明，在科学文本中存在大量的隐喻。隐喻不仅体现在科学理论的陈述中，而且对于科学理论的形成也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具有极强的修辞意义和认知意义。因此，对于隐喻在科学知识生产中的作用已经毋庸质疑。而在科学知识传播环节，由于受到阅读群体的限制，科普文本是对科学文本的“重写”，因此更不可避免地使用了大量的隐喻语言，科普文本的隐喻使用不同于科学文本中的隐喻使用，更容易受到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要素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高士其科普作品的隐喻，探寻其科普作品隐喻生成的原因，揭示出科学传播普及中的科学知识是一种“再建构”，而科普文本也是“再与境化”的科学文本。

高士其及其科普作品

高士其，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教育家。生于 1905 年 11 月1 日。1918 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5 年毕业后赴美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化学，1928—1930 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医学博士课程，期间在一次实验中，由于仪器破裂，感染了脑炎病毒。回国后，参加陶行知发起的科学大众化运动，并编写了《儿童科学丛书》（本书编写组，2010，pp.255–256）。从 1931 年至 1988 年，高士其撰写了约 75 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2800 余行科学诗，著书 18 本，是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高士其的科普创作均收录在《高士其全集》中。1991—1994 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高士其全集》共四卷。2005 年，由航空工业出版社再版《高士其全集》，并增加了第五卷。其中第一卷为其 1949 年以前创作的科普作品；第二卷为其 1949 年以后的科普创作；第三卷为其一生所创作诗歌；第四卷为其论文和讲话；第五卷为其晚年撰写的回忆录等。（高士其，2005d，p.562）（见表 5–5）

从表 5–5 可以看出，高士其的科普作品主要集中在第一、二卷，第三卷的诗歌包括一般诗歌和科学诗，因此本文选取《高士其全集》一、二卷的 182 篇科普文章为案例对其进行隐喻分析。通过对 182 篇文章科普内容的统计（见表 5–6），可以发现，科普内容多以细菌、病毒为主，这与高士其早年学习化学、医学的背景不无关系。

高士其科普作品的隐喻

对于科普创作，高士其认为：“一般科学读物之所以枯燥无味，是因为它们所用的文字是没有想象力的、呆板的、单调的，它们的词汇是贫乏的，它们所用的句法是千篇一律的，它们的风格是参考书或账目式的风格。”（高士其，2005c，p.28）他认为自己的科普作品属于科学文艺范畴，并指出：“科学文艺是科学和文学的结晶，它从科学里汲取科学性，从文学里汲取文学性。”（高士其，2005c，p.170）由于高士其强调科普创作的“文学性”，因此他的科普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修辞、隐喻等文学要素，力图使科学知识通俗化，从而更易于公众理解与接受。作者通过精读的方式，选择了高士其科普作品中出现频率高、并具有突出意义的隐喻类别，又进一步筛选出其中具有典型性的隐喻作为语料库来源。通过隐喻分析，来考察社会与境中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要素对其科普文本生产过程的影响。经统计和整理，作者列举了《高士其全集》一、二卷的重要隐喻及其类别（见表 5–7）。

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看出，高士其的科普作品所使用的隐喻，大部分是为了将科学通俗化、大众化，其次是与社会与境相关的隐喻，但这两种隐喻的界线并不是严格分明的，与社会与境相关的隐喻在某种程度上也承担着将科学通俗化的功能，只是因为其具有鲜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而不同于一般的科学通俗化隐喻。此外，高士其虽然强调科普作品的文学性，但是通过统计可以看出，文学隐喻只占其隐喻使用的极小部分。因此，科学通俗化隐喻和社会与境隐喻是本文隐喻分析的重要部分。

高士其科普作品的概念隐喻

“ 隐喻 ”（metaphor）一词来源于希腊语，“meta” 意为“ 超越 ”，“phor”意为“传送”，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对象的诸方面被传送或转换到另一个对象上，以便第二个对象似乎可被说成第一个。（亚里斯多德，2006）西方隐喻研究的发展历经了修辞学、诗学、语言学和哲学研究，自20 世纪中期以来成为语言哲学和认知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最早提出“概念隐喻”的是雷考夫和约翰逊，雷考夫认为隐喻是“概念系统中的跨域映射”（Lakoff，1993，p.203）。雷考夫和约翰逊强调：“隐喻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现象，还体现在我们的思维与行动中，我们依据其思考和行为的普通概念系统，在本质上是隐喻的。”（Lakoff and Johnson，2003，p.3）因此，相同的概念系统是人们之间相互交流的基础。可以通过对高士其科普作品中主要隐喻的本体和喻体的分析来理解其概念隐喻的使用（见表 5–8）。

高士其科普作品的隐喻类别

进一步对概念隐喻加以分析，可以发现，高士其科普作品中的概念隐喻主要类别为军事隐喻、性别隐喻、建筑隐喻和意识形态隐喻（见表 5–9、图 5–4），还有一些隐喻由于使用频率不高、特征不明显而未做分类。

在统计出来的隐喻中，军事隐喻和意识形态隐喻分别为 35% 和 22%，占了一半以上的比例，其次是建筑隐喻，12%，性别隐喻，10%，其他未做分类的隐喻占了 21%。值得一提的是，在统计出的军事隐喻中，虽然某些喻体是军事概念，但其背后也隐含了意识形态色彩，这部分隐喻虽然未归入意识形态隐喻，但本质上也属于意识形态隐喻范畴。

高士其科普作品隐喻分析

概念隐喻理论的发展使隐喻成为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认知语言学着重从感知和感知的基础上形成的概念的视角来研究语言和人的认知结构，因此认知语言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可以成为研究人类认知的一部分，即意识形态的研究工具。”（洪艳青、张辉，2002）因此，隐喻对于我们考察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高士其科普作品中的隐喻使用、叙事方式不是简单随意的，而是作者向读者提供信息的技巧，其隐喻的使用也受到作者背景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与境的影响。

高士其科普作品的意识形态特征

言语方式与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隐喻也来源于日常生活，如黑格尔所说：“每种语言本身就已包含无数的隐喻。它们的本义是涉及感性事物，后来引申到精神事物上去。”（黑格尔，1979，p.31）随着生活环境和生活秩序的变化又逐渐生成新的隐喻，而新的隐喻又成为人们认识新事物的方式之一。高士其生活在战争年代，因此，革命意识形态指导了高士其科普作品的写作，他将科学知识与战争建立起了某些相似性，而任何相似性的建立都受到主观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他所使用的隐喻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革命意识形态色彩。与此同时，他的科普作品反过来又强化了革命意识形态。

例1和例2中隐喻的使用和情况的描述则完全出自作者的私人情感，有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

例1资产阶级的反动科学家，不懂得这些规律，不承认自然的发展，更可怜的是他们中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毒。

例2美国虽然也发射了一些月球火箭，但都归于失败，使白宫的希望化为泡影。这是因为美国科学家在资本主义威胁利诱的环境里，不能安心工作，匆匆忙忙希图侥幸成功。

此外，在高士其的科普作品中，还有一些隐喻来自于中国特定年代的专有名词，也有着特殊的意识形态色彩。

例3为了发展农业，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我们必须对于土壤里的小宝宝加以爱护和培养，对于它们当中的坏分子加以彻底消灭。

例4棉花曾被称作“白色的金子”，它是衣料中的积极分子。

“坏分子”一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指“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之一，属于“群众专政”的对象。“积极分子”是指那些政治上要求进步、工作上积极负责的人，至今仍有“入党积极分子”的称呼，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这些与政治运动紧密相关的为公众熟知的热门词汇出现在科普创作中也是不足为奇的。

例5苏联宇宙火箭的发射成功使白宫垂头丧气，惊慌万状，又一次证明东风绝对压倒西风。

这里的隐喻使用明显带有“冷战”思维的色彩，其中的“东方”和“西方”是对两大阵营的比喻，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美苏之间的对峙，折射出了当时世界的政治格局和我国的政治立场，这也是在特殊历史时期科普作品的特点。

《高士其全集》一、二卷科普作品的隐喻差异

《高士其全集》第一卷的科普作品创作于 1931—1937 年，其内容全部是细菌、病毒的相关知识，第二卷科普作品创作于 1951—1982 年，这一时期出现了以其他题材为科普对象的作品。由于题材不同，隐喻的使用也有相应的差异，即使是题材相同的作品，其隐喻的使用也有着一定的区别，作者选择了本体为细菌、病毒和人体器官的隐喻，来考察其喻体的使用（见表 5–10）

《高士其全集》第一卷科普作品创作时期，正处于日本侵华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期。高士其饱受战争之苦，深刻感受到日本侵略者带给中国人民的巨大苦难，他在这期间创作的科普作品都是与细菌、病毒、防疫为题材的，而主要以敌人、武器、帝国主义者作为喻体映射作为主体的细菌和病毒，以行营、战场、前线、军人来隐喻人体器官，在这里使用的隐喻大多是与军事、战争相关的概念隐喻。如例 6 与例 7，高士其分别将肚子痛的原因和败血症的治疗与当时中国被侵略的社会状况做出了关联。

例6肚子痛不是偶然的事，而是这两种势力斗争的现象，是由主方受了敌方的压迫而发生。

例7我只恨，只恨中国的败血症已深了，还没有一群巴斯德出来，给我们的国家打一个救亡的预防针，去消灭那大毒菌的战斗力啊！

《高士其全集》第二卷的科普作品创作时期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内连年战争虽然结束了，但还未形成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国际环境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敌对。1950 年中国参加抗美援朝又强化了这样的状况，而这一形势在高士其的科普作品中也有相应体现。这一时期，他不再用“帝国主义”来隐喻细菌、病毒，而代之以“美国侵略者”和“资本主义国家”，与之对应的则强调“社会主义国家”。

例8阴险恶毒的美国侵略者，是战争的大恶魔。

例9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土壤的情绪是非常饱满而乐观的，它们都以忘我的劳动为农业生产服务。

此外，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国民经济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开展群众性的爱国生产运动、表彰劳动模范也是恢复国民经济的举措，在高士其这一时期的科普作品中也出现了“劳动模范”“专家”“能手”等以劳动者为喻体的隐喻。

例10酵母菌不仅是制造面包、馒头的能手，也是酿酒的专家。

例11在土壤国，我们参观了细菌的农场，会见了三位农业劳动模范。

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强化了意识形态，并催生出了一些专有名词，如将细菌、病毒喻为“坏分子”“坏家伙”，区别于第一卷中的“仇敌”“凶手”等。

例12化学毒气和病毒病菌之类的东西，就是空气中的“坏家伙”。

通过对比《高士其全集》第一、二卷以细菌、病毒和人体器官为本体的隐喻，可以发现，第一卷使用的喻体多是军事用语，而第二卷虽然也使用了一些军事用语，但更多的则是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短语和仅在当时使用的专有名词。表明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意识形态的强化作用不仅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科学普及活动也同样深受其影响。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颠覆了科学客观性的神话，而通过对科普文本隐喻的分析也可以说明科普创作并不是简单地将科学知识通俗化的过程，由于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和作者个人情感因素的影响，科普作品往往并不能准确地传播科学知识，甚至会给科学知识的传播带来消极的影响。

结论

隐喻是科普创作不可避免的修辞手法，重要的是如何恰当地选择、使用隐喻。一直以来，高士其的科普作品都被视为科学性与文学性结合的典范，科普界对他的作品一直有很高的评价，叶永烈认为：“高士其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富有战斗性。他是为了战斗而写作。他的作品，像一把把锋利匕首，刺向国民党反动派。”（尹霖，2009，p.106）科普理论研究者也认为：“高士其的作品的思想性不仅是体现在科学启蒙上，而且成为反对专制统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武器。”（刘树勇、张文秀，2009）此外，现代文学研究者也认为：“他的作品可以称作是以科学为武器与文艺相结合的思想教科书。”（寇媛丽，2006）可以看到，无论是科普工作者，科普研究者还是文学研究者都对高士其的科普作品做出了积极的评价。但本文认为，任何一部科普作品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而这一点在高士其的科普作品中更为突出，这样的科普作品对于科学知识的传播和科普作品本身的传播都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高士其的科普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军事隐喻，而军事隐喻在当今的科普创作中仍然广泛使用。军事隐喻并不仅出现在科普作品中，政治话语和经济话语更多地使用了军事隐喻，如战略、部署、突破、胜利、抵御、斗争等，在无形之中培养了人们以军事视角去分析问题的习惯。对于主要读者是青少年的科普作品，其消极影响更为突出。过多的军事隐喻会使青少年将科学视为征服自然的工具，形成错误的科学观、自然观，同时会强化他们的对抗意识，使他们变得好战、攻击性强、和平意识淡薄，进而形成错误的世界观、价值观。

此外，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科普作品的科普效果受读者群体的限制，“读者反应理论家或接受美学理论家指出，文本有大量的空白需要读者填充，而不同的读者填充空白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伯格 · 阿瑟，2000，p.11）。对于那些生活在与高士其同时代的读者，由于具有相同的生活和情感体验，所以更容易理解作品中的隐喻，而在社会状况、世界政治格局都发生了极大改变的当下，同样的隐喻也许就不能被识别和理解，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时代隔膜也直接影响了科普作品的传播效果。因此，在科普作品中使用那些与意识形态相关的隐喻既有一定的优势又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出于科普作品传播的考虑，还是应当慎用这些隐喻。

任何一部科普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本文并不是苛求科普作品的“普适性”，而是肯定科普作品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合理性的同时，认识到随着时代发展而产生的不适用性。因此，科普创作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社会与境的变迁，历史在不同时期被反复重写，科普作品也同样需要被重写，从而更适合当今时代的阅读和传播。

【本文选自《多视角下的科学传播研究》第五章科学传播与出版，第五节，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取授权，并注明出处。】